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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2月19日，罗斯福下令司法部部长诺克斯对北方证券公司提出起诉，以违反《谢尔曼法案》为名，要求将它解散，这一消息在收市之后才传到股市，市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次日，北方证券公司的股票就开始狂跌，因为此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两个人在进行对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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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来，J．P．摩根为之震怒，三天后，他与马克·汉纳等政治经济界要人组成的“豪华阵容”来到白宫兴师问罪，责问总统为什么对他不宣而战。这就是当时美国的现状。一个公司老板可以闯进白宫指着总统鼻子斥责，怎么不和他请示汇报一下。但问题是，他遇到的是西奥多·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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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的威胁和利诱对信奉国家利益至上的罗斯福显然并不管用。在罗斯福看来，为国家利益负责要比为1904年大选而寻求华尔街的支持更加重要。强硬的罗斯福总统对摩根的指责不屑一顾，严厉地告诉他，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不需要和大公司汇报。在回答摩根的疑虑——“您是否也会对我们的其他产业下手”时，罗斯福表明了对事不对人的立场，他表示：“不会的，除非我们发现他们做错了什么。”(38)这也正是罗斯福大棒理论的另一面：手握大棒，但绝不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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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铁青着脸离去，他决定聘请全国第一流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在法庭上与总统一决高下。而罗斯福显然也决心与之一战，为确保毕其功于一役，他顶着炎炎烈日四处演讲，揭露垄断的危害，以此来动员民众，给最高法院施加无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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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9日，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政府的判决，下令解散了北方证券公司。西奥多·罗斯福对这一判决非常满意，在他看来，这一胜利至少意味着三件事情：（1）美国的平等观得以确认，这个国家中最有势力的人在法律面前也是要负责任的。（2）美国垄断企业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3）联邦政府处置行业垄断、抑制垄断、控制和管理并购的权力得以恢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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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也确实需要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引发轰动效应，确立自己的政治声望，并树立联邦政府的威信。北方证券公司一案使他如愿以偿。更重要的是，北方证券公司案确立了政府规制大公司的权力，使联邦政府得以有完全的能力控制从事州际商业活动的大公司。罗斯福的坚决行动取得了效果，尽管华尔街竭力阻挠，但罗斯福仍赢得了1904年大选，广大选民对保护过他们利益的罗斯福投下了充满敬意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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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证券公司案仅仅是罗斯福反垄断的第一战，此后，他特意设立了公司管理局，专门处理反托拉斯诉讼，在其不到8年的任期内，司法部一共提出了44起反托拉斯案，先后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和烟草托拉斯……罗斯福也由此得到了“托拉斯克星”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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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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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在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中，领导人的决心起着关键作用。“当想到一位美国总统铁下心来实施法律的时候，”一家报纸讥讽道，“华尔街就瘫痪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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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反垄断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在给1906—1909年在任的司法部部长查理·波拿巴的信中，罗斯福坚定地表示：“法律是可以用来对付最有钱的大公司以及该公司中最有权有势的经理或者操纵者的……司法部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部……是时候对为富不仁的人说点什么了，他们以奴役他人为手段，以邪恶的方法积聚大规模财富，以多种多样的不道德行为获得财富，以十足的诈骗手段，以压榨劳动者工资，以操纵股票，以不公平的、龌龊的竞争，以投机的方式获得财富……为了达到目的，这些财大气粗的利益阶层的代表们是愿意花钱的……”(41)在这封信中，罗斯福代表民众对这些为富不仁者提出了指控，表达了坚决反垄断和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心，而“司法部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部”的说法，更是鼓舞了反垄断团队的士气，也是给司法部门最好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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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十分理性且目的明确。用他的话说，“我们既不维护富人，也不维护穷人；我们维护正直的人，不管他是富还是穷。”(42)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富人因为富就恶，托拉斯因为大就坏，一切都有善恶之分，要区别对待。想积累财富的人只有在其经营活动也为其他人奉献巨大利益的时候，才有资格积累这种财富，反之就要受到规制。事实上，在进步时代，企业的并购也如硬币的两面，虽然导致垄断，但其积极意义是“使大规模制造业获得了像19世纪中期铁路公司那样的进入全国资本市场的机会”(43)。这种大发展，至少在初期起到了激活全国市场、推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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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反垄断有针对性，也能保持客观的立场，这对支持美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必要。在自传中，罗斯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职责是与每一个人站在一起——当他正确的时候。同时，我的职责也是反对每一个人——当他错误的时候。不论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群体，我都是这么做的，无论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劳工领袖，无论是一个政客还是一个改革家，当他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他，当他错的时候，我就背弃他。”(44)这一点与一个世纪后普京总统对俄罗斯寡头的规制非常相似，普京采取的也是区别对待，争取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做法，因而减少了行动的阻力，也赢得了较大范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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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反垄断调整的是财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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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反垄断似乎还有心理治疗的意义。罗斯福一生中目睹美国的迅速壮大和工业飞速发展激化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产生了很多后遗症，人们迷惑、愤怒、恐惧。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一下子把这些都推到表面上来，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希望通过“突然采取令人兴奋的行动在心理上消除人们的焦虑，并以权威的口吻谴责使人们感到恐惧的恶魔，从而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因为长期处于与不安全感的斗争中，他受到了训练并变得坚强起来，因而成了中产阶级最理想的精神治疗家”(45)。这种理论看上去有些令人意外，但事实上，很多社会变革都具有心理意义，即使人从不安和恐惧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感到踏实和富有希望。在这方面，罗斯福无疑是一位大师，既懂得传播心理，也懂得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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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比打击大公司更重要的是，在罗斯福任职期间，反托拉斯还形成了制度化。这种制度化不仅使得反垄断成为了系统工程，不因白宫人事的变迁而人走茶凉，也使得大公司始终有一种戒备心理，担心大棒随时会挥向它们的头顶，从而在扩张经营和剥削劳工等问题上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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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之后，伍德罗·威尔逊将反垄断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反垄断在威尔逊的任期内有了更大进展，这与他更积极的反垄断意识有关。威尔逊不仅担心垄断企业对民主政府构成直接威胁，而且担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对美国人的道德和公民品质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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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垄断不仅造成社会不公，而且会伤害民众的创新精神和进取心。威尔逊认为，在由有权势的少数人制定的政策中，“公司的仆人”是“没有发言权”的，而这些政策往往与公共利益是不一致的。(46)威尔逊和进步时代的许多人都相信，一个只有雇工而没有“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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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的一大立法贡献是通过了于1914年5月6日生效的《克莱顿法案》，这是对《谢尔曼法案》的补充。《克莱顿法案》主要起到一种预防垄断的作用，即凡是那些可以合理地预见可能会对竞争产生损害的行为，即使其实际未产生损害，也都是违法的。《克莱顿法案》所确定的“早期原则”显然比《谢尔曼法案》更有利于打击垄断行为。但是由于《克莱顿法案》第七条只涉及对于竞争对手股票的并购，对资产并购未做任何规定，而使得资产收购处于反托拉斯法的管制之外。为了弥补不足，美国国会此后相继通过了若干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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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根源，不仅在那些垄断公司，还在于政府的高关税制度，正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阻止了外国商品进入美国，使得大型企业垄断了美国市场，并为自己的商品定出高昂的价格。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垄断的罪魁祸首是保护性的高关税，使大公司能够盘剥美国的消费者”(47)。围绕关税问题的斗争持续了很多年，甚至海关官员的任命都曾经是总统与国会激烈斗法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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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时代到来之前，围绕关税的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影响到白宫主人的更迭。1884年，克利夫兰赢得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上任后将关税改革作为重要的政治纲领，但这引起了共和党人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1888年哈里森战胜克利夫兰入主白宫后，不仅要维持保护性关税，而且还要提高关税。他在1890年还促使国会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将工业制成品关税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赤裸裸地表现出对相关利益集团和垄断企业的保护：（1）为拉拢农场主，贸易保护主义者提高了农产品进口关税；（2）提出关税对等措施，授权总统提高糖、茶、咖啡和皮革等的关税。这一关税法引起了选民的反感，共和党也由此输掉了1890年的中期选举。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克利夫兰赢得了1892年大选，从而第二次入主白宫。但遗憾的是，克利夫兰甫一上任便遭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893年经济萧条，支持率大降。尽管1894年通过的《威尔逊—戈尔曼法》力图适度降低关税，但却在1895年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并于1897年被《丁利关税法》代替。麦金莱1896年再次赢得大选，其重要原因正是恢复高额关税保护的承诺，他上任后立刻提高关税，使关税达到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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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从1884到1896年的总统大选体现出“成也关税，败也关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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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突破出现在威尔逊时期。威尔逊经常宣称“关税导致托拉斯”，坚信关税促进了垄断的增长。他抨击高关税，希望保护消费者，建立公正的政府。(48)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促使国会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降低了大多数商品的进口税，将整体平均税率从大约37％降至大约29％，这对于刺激消费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有效地压缩了垄断公司的获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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