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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美国社会对西班牙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或者说西班牙在美国已经被妖魔化了。从19世纪中后期，美国人的轻蔑和敌视便聚焦在西班牙身上，“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被视为具有野蛮的历史和与生俱来的残忍性情”(3)。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都将西班牙描绘为残忍、贪婪和顽固的国度，同时还是“欧洲文明的逆流”，甚至是影响拉丁美洲发展的绊脚石。而后面这点非常关键。一直以来，美国都以拉丁美洲领导者和保护者的身份自居，所以，拿拉丁美洲说事非常容易在国内引起共鸣，而将西班牙与拉丁美洲的动荡、地方性的暴力和压迫，以及因此而无法开发拉美丰富的资源联系在一起，就更能赢得国内的支持。这也是美西战争之前一些美国媒体刻意宣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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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反西班牙最重要的目的是清除其在美洲的影响，使美洲真正成为美国人的美洲。由于其他列强都忙于地区事务，只有西班牙在美洲还能对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安全影响，这妨碍了美国对美洲地区资源的控制和开发。正如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4)时期的国务卿威廉·苏厄德（1861—1869年在任，也译作西华德或西沃德）所言，“美国的任务是消除困扰西半球的混乱无序、分裂瓦解和无政府状态。而这将给人类包括美国提供最迅速、最可靠的途径来开发美洲可资利用的自然财富。”(5)其他一些政客也提出了要引导美洲的其他国家走上和平、繁荣的道路，当然了，这一切都以美国成为西半球支配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为核心诉求。尽管理由充足，但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却迟迟未爆发，这既体现出美国外交的精明，即不做高投入、低产出的“生意”，也折射出当时美国海军实力不济的尴尬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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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1873年，美国和西班牙就差一点发生战争。当时，悬挂美国国旗、一直为古巴起义者运送武器和补给的“弗吉尼厄斯”号运输舰被西班牙战舰捕获并拖到哈瓦那港，西班牙殖民当局很快就处决了这艘船的美国船长，以及另外51名船员和乘客，包括多名美国公民。这激起了美国民众、媒体的强烈不满，美国社会一时间空前团结起来，格兰特政府不仅向西班牙发出了最后通牒，还做好了战争准备，海军部部长要求造船厂加班加点生产，并征召了上万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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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颇为戏剧性的是，两强在最后时刻发生了世界海战史上少有的妥协，西班牙在最后一分钟进行了道歉，而国务卿菲什也欣然接受了。看上去，是“主和派”菲什占了上风，但真正的问题是，以菲什为代表的格兰特政府的多数人都担心美国海军并不能够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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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始终都是美国军事发展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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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及至80年代的一段时间，美国海军还不及智利海军强大。当时智利在海上力量的强势曾为其赢得了地区优势。在1879年智利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战争中，智利倚仗着海军优势，如入无人之境，在大获全胜的同时，也夺得了玻利维亚的入海口，而玻利维亚则从此沦为了内陆国家。同情失败者的美国人，此时还以为智利是在英国的支持下赢得了这场战争，而忽略了智利海上优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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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问题上，美国人当时还没有开窍，直到马汉的海权论深入人心和罗斯福的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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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美国也曾“韬光养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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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海军发展上的迟缓，还与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地缘政治上的隐忍有关。西奥多·罗斯福执政之前的几任政府，都倡导地区以和为贵。在短暂的詹姆斯·加菲尔德(6)政府期间担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莱恩曾倡导召开美洲国家代表大会，通过“道德劝服”迫使智利收敛锋芒，尽管他很快被免职，但接下来的阿瑟政府依旧力主召开类似会议，以倡导和平、避免战争。后来，本杰明·哈里森政府上台，布莱恩于1889年重新出任国务卿，他主持了泛美会议，有16个国家出席，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友谊”。此时的布莱恩和哈里森总统想极力促成在华盛顿建立永久的国际仲裁法庭，以法律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这遭到了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的反对，仅仅通过了一个妥协提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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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美国在对外事务尤其是地缘政治上的主导思想是极力维护和平的发展环境，以商业合作促进国际关系，遇到争端尽可能采取法律和外交手段低调处理，而不是像老罗斯福以及此后的美国那样，进行威慑，动用海军。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美国在海军事业上投入明显不足，与其日渐上升的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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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矛盾的是，美国海军发展迟缓，但对外扩张的野心却一点不小。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在对外扩张上做了几件大事：一是从俄罗斯手中廉价收购了阿拉斯加，并将俄国的势力排斥出北美；二是在19世纪70年代从萨摩亚统治者那里得到了在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三是策划推翻了夏威夷王国政权，并在1894年建立了亲美政府，1898年正式将夏威夷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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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这种矛盾心理的，是美国与德国险些因萨摩亚发生的海上冲突。事情起源于1885年后萨摩亚人争取自治的努力遭到德国殖民者的镇压。1887年德国派出4艘炮舰，700名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后血洗了几座村庄，并控制了萨摩亚首府阿皮亚，萨摩亚政府随即向美国求救。尽管十分犹豫是否该与德国正面冲突，但1889年初，克利夫兰总统还是派出了3艘战舰前往萨摩亚，与德国形成对峙。正当人们相信美德两国将发生海上战争时，一场台风突然袭来，美国和德国的舰艇悉数被摧毁或搁浅，50名美国水手和90名德国水手遇难，巨大的自然灾难将战争化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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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吹散了美德战争迷雾，但却令美国人多少有些后怕，因为那时的美国海军真的没有底气抗衡强悍的德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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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危机彰显了美国海军的落后。尽管舆论一直在质疑美国是否应该卷入海外冲突，但理性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很清楚，问题不在于过度卷入海外事务，而在于美国自身实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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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更令人苦恼的是，一个像智利这样的二流国家也能够侮辱和蔑视美国而不受惩罚。”(8)这是100年后的美国人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在19世纪末，美国确曾为此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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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状的失望激发了美国人做强海军的热情，也激活了美国人的海军梦。用罗伯特·卡根的话说，“对在西半球扮演一个更具统治力的政治和经济角色的期望，对在更遥远的地方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期望，以及对得到其他大国充满尊重的对待的期望，促成和刺激了19世纪后期最不同凡响的发展之一：建设一支新的、更有能力的、更加强大的美国海军。”(9)而这也是对此前100年忽视海军发展的一个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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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结束时，由于联邦政府急于要解决债务和经济萧条问题，同时又没有能力征税，因而，海军被国会视为奢侈的消耗物，甚至被责令解散。到了1785年，所有的美国战舰都被卖掉或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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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的新政府中，海军事务是由陆军部部长亨利·诺克斯将军掌管的，可见海军当时的地位。诺克斯也曾要求国会就筹建一支远洋海军做一次预算，但国会里的反对派迫使所有的海军造船计划停止，直到发生了一连串美国商船被劫掠的事件，被激怒了的美国国会才开始认真考虑建立海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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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约翰·亚当斯(10)总统在与法国交涉商船被劫问题失败后，向国会公布了法方讹诈、侮辱美国使团的经过，使美国公众深为震撼。一时间，“宁愿花几百万元进行防御，也不进贡一分钱”的口号响彻美国，由愤慨之情而引发的爱国热情不仅席卷了国会和整个国家，也促成了美国海军的真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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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总统正好来了个顺水推舟。在这种方方面面都在积极行动的气氛中，“总统”号、“国会”号、“切萨皮克”号战舰等先后投入使用；经亚当斯建议，在陆军部以外专门成立了海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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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任海军部部长斯托德特和舰队司令约翰·巴里的统率之下，美国海军很快发展成了一支相当强的海上战斗力量。到1798年底，美国海军已拥有14艘军舰和200多艘其他船只。经过多次海上对抗，法国的海盗船完全被美国驱逐出西印度群岛海域。在以后的几年里，美国俘获了80多艘法国舰船，颇有说服力地向世界证明美国海军是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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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对海军的重视，不仅帮助美国在1812年战争中击退了企图“重返北美”的英国，而且也成为商业的保护神。当时，美国海军的主要功能就是促进和保护商业，也兼有外交功能，如运送外交人员或从事条约的谈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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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景不长，到了安德鲁·杰克逊时期，陆军将军出身的杰克逊对海军不屑一顾，改变了前任门罗和昆西·亚当斯重视海军的政策，呼吁停止建造大型海军船只。而1837年金融恐慌之后，杰克逊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更是强调，美国“根本不需要海军”(12)。此外，重视成本核算的一些美国人更是将矛头指向了海军的“耗资巨大”，而经济理由在美国常常颇有说服力。这一切都使得直到南北战争前，美国海军在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列强甚至一些拉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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