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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威夷和古巴对美国的海洋安全非常关键。马汉的这一观点，显然对不久后美国兼并夏威夷和为了古巴而与西班牙大打出手做了很重要的理论和舆论铺垫。在那个时期，欧洲列强都有多个海外基地，因而也有了远征所必需的补给条件。面对这种情况，尽管美国已经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租用了萨摩亚的帕果帕果，但美国的海权论者觉得还远远不够，这也坚定了美国海军夺取海外基地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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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洋斗争有助于唤起国民斗志，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也就是说，“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物，海洋也会像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38)这一点深刻地影响到罗斯福，他曾在对海军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讲时指出，所有的“伟大的主导性的种族都是好斗的种族，而当一个种族失去坚强的好斗优点时……它也就失去了成为最优秀种族的权利”(39)。也正是从那时起，罗斯福就一直希望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中能进一步推动海军发展，为美国崛起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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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权论的传播，马汉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迅速上升，到1896年11月他服役满40年退休时，已经被当作先知看待，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与其他积极提倡发展海军的人一道，极大地提高了海军在美国的地位，为罗斯福时期的海军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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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全民渴望海上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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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总是伴有大国心态的变化，体现在进步时代，就是大国心态驱动下的海军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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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表现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典型特征，实力的增长导致利益和权利感的延伸。随着利益链条的延伸，所感知的威胁和解决它所需要的更为强大的实力也在延伸。(40)这种利益既包括商业利益，也包括安全利益，还包括比较抽象的在国际舞台受到尊重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表现出后来也经常表现的一种特点，即在拥有利益的地方经常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威胁”，并以此动员舆论，或增加预算，或加大军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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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获得世界的尊重并非只是骄傲或虚荣的问题，也具有实用的方面。一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1884年很尖锐地指出：“在你放弃了你所拥有的海岸后，这个世界的国家谁还在意你的道德力量？当出现突发事件时，他们所尊重的是得到足够显示的公众力量。”(41)美国人很清楚，没有实力及实力展示做后盾，就很难在世界上真正赢得尊重。在美国军方和一些政治家看来，如果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缺乏实现其承诺的力量，它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发起一个挑战。(42)这也是美国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急切地发展海军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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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被当作伟大国家受到尊重与落后的海军地位之间的矛盾，每每让美国人感到郁闷，而这成为迅猛发展海军的动力。本杰明·特雷西就曾对国会议员说，在国家海军排名中美国仅位列第12位，低于土耳其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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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1898年美西战争中罗斯福等主战派耿耿于怀的是，在南北战争后的三十多年里，美国从来没有机会展现过海军的强势，或者被一些国家认为没有实力来展示。他们需要一个机会，让那些暗中鄙视美国的国家明白美国的崛起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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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国民心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崛起中的美国人对于所有不尊重他们的迹象都会感到敏感和不安。这似乎也是所有大国在崛起中都要经历的心路历程。使美国人分外敏感的，既有自尊得不到承认的不满，也有自尊缺乏实力保障的郁闷。而在所有实力基础中，海军可谓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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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美国与智利发生的冲突很能说明问题。1891年智利发生内乱，哈里森总统派“巴尔的摩”号前往瓦尔帕莱索港以保护美国公民，但船长欠考虑地让船员上岸，随后部分船员在一家酒吧卷入了一场骚乱，有两名船员被杀，十几人受伤。悲剧刺痛了美国人敏感的心，而智利方面在调查后认定双方都有责任。哈里森总统显然被这个结论激怒了，美国迅速做好了战争准备，这倒是让智利方面感到吃惊。与此前的美德冲突相似，在最后一刻，智利政府表示了诚恳的道歉，哈里森只能愤怒地收兵。智利的主动和解被美国政府和军界解读为退缩，并归结为美国海军过去十年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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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让国际社会都看不懂，但却真实地显露出崛起中的美国所特有的纠结心理——特别希望被尊重，如果不被尊重就会感到郁闷甚至愤怒。但同时，这也表现出美国越来越想通过战争——尤其是一场海战——证明自己，而1898年的西班牙恰恰给了美国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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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尚武精神或曰亮剑精神反复被美国学者、政客和军队高官提及。由于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多人都担心商业精神侵蚀了美国精神，尤其是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和尚武精神。早在1812年与英国的战争中，尚武精神就曾被当时的政治家高调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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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大国崛起，海军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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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海军扩张助力的，是“天定命运”论的抬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它把理想主义、文化沙文主义与经济谋取暴利融为一体，向海外扩张。‘天定命运’论再次粉墨登场，这次罩上了‘科学’的面纱，他们坚持说，国家的行为也和生物界一样，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因此，强国显然可以把其势力向弱国扩张。”(43)这种舆论氛围使海权论等扩张海军的理念得以流行，一些海军军官或海军代言人甚至还著文宣扬“战争的好处”。这也使得在这20年间及罗斯福主政的时期，代表着对外扩张的海军明显要比陆军更受重视，投入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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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的世界形势也有助于海军的发展。尽管美国只是与西班牙和德国发生过摩擦，但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却非常不太平，英国在南非的德兰士瓦和埃及作战，俄国与土耳其发生战事，法国和比利时在侵略刚果，德国则在搅动南太平洋。这些都成为美国发展海军的重要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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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实的美国人还是将目标锁定在最可能威胁其海洋利益的国家身上，如衰落中的西班牙和地区海军大国智利。1884年，缅因州参议员尤金·黑尔警告说，没有“任何手段防止智利烧毁和破坏”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城市。(44)此外，海军军官们还公开担心中国和日本发展海军，甚至于海地的海军都成了竞争对手——这主要是因为哈里森政府想在海地拥有一个海军基地，结果却被拒绝——这在后世的美国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了，美国最重要的目标还是西班牙，事实上，在1898年之前，西班牙都被设计成一个潜在的军事对手，而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确实也只有西班牙的舰队威胁到过美国的港口。换言之，发动美西战争的舆论准备长达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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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海军高层在发展海军方面思想已经十分统一了。加菲尔德的海军部部长1881年称，一支强大的海军可以“迅速投送国家的力量，并且将生命和活力注入国际关系之中”。哈里森时期的海军部部长、被视为“美国海军之父”的本杰明·特雷西坚信：“海洋就是未来帝国之所在。我们肯定将统治海洋，就像太阳每天一定会升起。”(45)1893年，克利夫兰的海军部部长则进一步强调，海军必须足够强大，“以便为政府方面采取明智的政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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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1870年，在格兰特的支持下，戴维·波特促成国会通过了为海军加薪33％的提案，这也是海军多年未遇的加薪机会。此后，尽管美国经济状况及政府财政情况时有起伏，但除了19世纪80年代初，整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大多数海军军官来说都是好年景。(47)收入的提升对于此前多年受到忽视的海军意义非凡，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加入到海军的大家庭中，海军的整体素质在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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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建设的各种配套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1880年，鱼雷学院在纽波特建立，这是海上电子设备、军用器材开发的重要起点。之后，麻省理工学院于1893年设立了造船学专业，为日后建造舰船输送了大量人才。而根据1899年颁布的《海军人事法》，以往单纯靠论资排辈获得晋升的瓶颈被打破，大量有思想和进取精神的年轻将领得以迅速晋升。这些都为日后美国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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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尽管两党斗争尤其是预算斗争依然十分激烈，但美国的海军发展却稳健前行，由于有着经济实力做后盾，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前，美国的海军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本杰明·哈里森时期建造的四艘战舰可以与英国顶级的战舰相媲美，克利夫兰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也批准建造了三艘战舰。而西班牙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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