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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对工人利益的保护也会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并提高管理水平，甚至还能有效地刺激消费。这也是亨利·福特的“5美元工资”所带来的冲击波。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他为拯救濒死的经济所烧的头几把火就包括推动国会立法，确立最低工资标准，将老福特开创的先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此后，美国一直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调高最低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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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为什么较少出现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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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时代，社会改革者、工人和工会呼吁将安全规制作为解决“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他们认识到，机器使用范围的扩大、工作节奏的加快，增加了工人面临的风险，大企业尤其如此。很多雇主都通过克扣安全投入来提高利润，而所提供的工资则不足以补偿工人在工作场所面临的危险。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在内的许多进步时代领导人都将规制视为抑制大企业恶性扩张的一种方式。按照20世纪初的过失责任规则，只要工人能够在法庭上证实雇主没有尽到应尽的关注责任，法庭即可要求雇主对受伤害的工人给予全额赔偿。(74)在这种观念和法规的影响下，从进步时代开始，雇主普遍加大了安全投入，以避免由此带来的诉讼赔偿及相应的商誉损失。这也是后世美国较少出现恶性的矿难等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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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却来之不易。在镀金时代及进步时代，改革者与各利益集团、大企业经过了多番博弈和妥协，才最终达成了一系列对工人相对有利、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隐患的规制。这其中，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各州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20世纪初克里斯特尔·伊斯的《工伤事故和法律》一书的出版扭转了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工人的观点，在理论和舆论上声援了受到安全威胁及伤害的工人，也说明任何社会变革和进步都需要相应的理论和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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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煤矿安全为例，在南北战争之后，各州都相应地出台了安全法规，其中比较核心和有效的内容包括：（1）矿井工长必须获得州委员会的资格认证，全部矿工必须得到州委员会的资格认证，工长必须确保所有工人得到培训。（2）工长每天检查工作场所的次数必须达到最低标准，防火监护员必须每天检查瓦斯情况。（3）州安全监察员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安全监察员有权立即关闭违反安全规定的煤矿，并且对违反安全规定的人实施逮捕。(75)此外还有些非常具体和细致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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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州的矿工人均安全监察预算也随之增加，比较显著的是华盛顿州，从1902年的1.31美元增加到1930年的8.14美元，俄亥俄州从1.03美元增加到3.07美元。(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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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社会：1960年代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一系列国内政策。1964年他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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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全监察员也因此受到雇主们的利益诱惑和各方面的压力，这也使得矿工等一线工人利益的维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老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努力之后，小罗斯福的新政和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都起到了巩固胜利果实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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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的这一系列安全规制的努力，对于反垄断同样有着积极的影响。镀金时代初期那种大企业很少受到安全规制、降低安全成本、肆意扩张的势头得到一定的遏制，自觉不自觉地，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雇主们开始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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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要让人迷失在进步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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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有助于改善个人的无助感。正如威尔逊在1912年竞选时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一种感觉——个人被淹没了。”(77)多数人不是在为自己工作或与人合伙，而是为大公司所雇佣。由于陷入各种复杂环境构成的巨大链条中，个人很容易迷失自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和功利起来。重要的是，这种个人的迷失与美国人一直信奉的“美国梦”有着巨大的距离，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分裂。李普曼在1914年也写道：“亲子关系，以及工人与雇主的关系，没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在进入奇怪的处境。我们不习惯复杂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永恒的权威消失了，我们不知道如何举手投足。没有先例可以引导我们，原有的智慧是为更为简单的时代造就的。我们在快速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改变我们自己。”(78)这种全社会的焦虑感，也给进步时代的改革提出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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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显然意识到这点：从长远来讲，人们要么全体上升，要么一起沉沦，如果福利的平均水平高，那么普通的工资劳动者、普通的农场主和普通的企业主也同样会富裕；如果福利的平均水平降低，那么这些阶级中没有谁会不受影响。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与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人之间，有着内在的利益联系，对后者的长期忽视必然影响到前者的发展和安全。在罗斯福和同时代的进步主义政治家看来，没有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道理。现代政府决不能只考虑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而置其他人的处境于不顾。整个社会各阶层需要的是相互依赖。罗斯福的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家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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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的局面，在事实上提升了政府的地位。“在许多情形下，当美国人遭遇变革的无情威力时，他们会试图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社会里，对经济保障、自主权和社会地位的寻求即便不会引发与他人的冲突，也往往会引发与他人的竞争。”(79)这种无处不在的竞争和社会博弈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利益集团的兴起，二是政府权威的提升。而代表着不同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也逐渐将游说重点指向政府和国会，这不仅使得政府与国会之间关系更为微妙，也使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受到高度重视，增强了社会对政府的黏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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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多数进步主义运动成员那样，罗斯福认为人的行为有其环境根源，贫穷、绝望和缺少机会是滋生犯罪和激进主义的土壤，这使他决心运用总统权力，改善产生莱昂·乔尔戈什（刺杀前总统麦金莱的人）这类人的社会条件。出于对企业财富权力过大和工人阶级中激进主义危险的担心，罗斯福计划调解争端，维护公众利益。(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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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杜威的想法不谋而合。按照杜威的想法，民主有待于公共生活的复苏，有待于促进一种与现代经济规模相匹配的共同生活，“直到伟大社会变成伟大的共同体，公共生活才不会继续衰落。”(81)这种利益和精神上的共同体，正是美国梦的一种现实演绎，更是一个国家稳定和富有活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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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进步时代美国人的一个巨大转变和收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所有美国人都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个行当、任何一项社会活动、任何一次政治活动，都是受到每一个人行为所影响的总体美国模式的一部分。简而言之，美国人全都在同一条船上。(82)这种对美国模式的全民认知非常重要，它不仅强化了公民意识，也促进了社会变革，并改善了美国人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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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民应得到信任，国民必须有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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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众有尊严地活着，是一个国家崛起并保持强势状态的关键所在。正如英国学者J. C. 斯托巴特所说：“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缺点，国民一旦失去自尊，这些缺点就显现出来。当强悍的所向无敌的民族丧失征服能力时，就会变得冷酷和凶残，敏感风雅的民族在后期会变得感性和软弱，而勤劳的商业民族会堕落得十分贪婪。因此，民族自豪感的缺失会造成严重的历史损失。”(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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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美国领导人和一些超越了原始积累阶段的富豪开始意识到美国与当时的欧洲的本质区别，那就是政府要信任人民，要给人民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在欧洲，很多国家的领导者不相信人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认为只有采取最严厉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约束措施才能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在美国，则相信“人民应得到信任，而不是受到怀疑和束缚。他们应通过个人利益这根坚实的纽带将自己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机会，人性的美德将解决余下的问题。如果任何人都没有特权，那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就是一致的”(84)。所以我们看到，在进步时代，去特权化是一个变革的潮流，反托拉斯是这样，文官制度改革是这样，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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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想法与那个时代的民意不谋而合，这才是他具有力量的关键所在。本杰明·德韦特在1915年发表的论文《进步运动》中指出，“给工业巨头和铁路大王带来财富的复杂情形，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无措的社会和经济难题……个人不能指望跟雇用他的公司较量……人变成了经济奴隶……慢慢地，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并不自由。”(85)换言之，在与垄断集团和腐败势力的较量中，个人有着空前的无助感，这就要求国家和政府负起责任来。因而，很多历史学家都赞成德韦特的论断，即进步改革是对公司资本主义出格行为的社会性反击，只不过，这一反击是由罗斯福、威尔逊等政治家领导的，而这凸显了联邦政府在维护社会正义和民众自由方面的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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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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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显然是硬道理。由于有力地抑制了寡头的负面影响和打击了腐败，美国经济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迅速发展。1907年1月，《华盛顿夜星报》自豪地表示：“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该报兴致勃勃地说，在罗斯福时期，美国每年经济增长46亿美元，每天是1260万美元，每小时是53万美元。(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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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民从来没有收获这么多粮食，铁路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碌，所有的州都比以前富有了。重要的是，发展农业，对于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意义重大。1900—1910年间，在生产力几乎不变的情形下，全国农场收入上升了55％。罗斯福在1918年总结说：“政府为帮助农民所做的事情，对城市居民的帮助更大……城市居民要的是廉价食品。因而，为农民所做的事毫无例外地帮助或促使了廉价食品的生产。”(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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