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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罗斯福还抢得了战略上的先机。他用自己擅长的“工具”去修民主党这驾“车”，不仅扩大了群众基础，也在政治上削弱了民主党党内的反对力量。在1901—1909年的四届国会中，共和党对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取得很大优势：1901—1903年国会，参议院票数为56∶29，众议院为197∶151；1903—1905年国会，参议院票数为57∶33，众议院为208∶178；1905—1907年国会，参议院票数为57∶33，众议院为250∶136；1907—1909年国会，参议院票数为61∶31，众议院为22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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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中取得如此大的优势，反映出罗斯福战略上的成功，也表明了民众的认可，在1904年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赢得了336张选举人票，这是迄今为止一个总统候选人所赢得的最多的选票。而事实上，在七年多的任期中，西奥多·罗斯福确实做了过去许多年的领导人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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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时工资方面，罗斯福赞成立法规定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设立了最低工资委员会，调查各行业收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保证工人家庭维持生存所需的工资收入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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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条件方面，罗斯福主张政府监督工厂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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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工、女工问题上，罗斯福主张实行严厉的反童工法；改善女工的工作条件，规定其周工时不得超过48小时，不得雇用产后未足8周的妇女；禁止女工、童工夜间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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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赔偿方面，罗斯福提出立法制定工业事故的赔偿标准，由工厂和社会来负担工人因工伤亡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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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为不仅推动了美国的社会进步，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有力地提升了联邦政府的威信，从那时起，联邦政府开始成为实现国家目标、推动社会变革、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引航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得到了重新梳理，虽然地方仍保有大量自主权，但中央有了更强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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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领导人，包括一些进步派人士，对于罗斯福的进步主义改革给予了极大支持。底特律市市长哈桑·平格瑞就是一个例子。从底层干上来的平格瑞，1889年当选底特律市市长后，便逐步将施政重心从提高效率和行政改革转移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公平议程上去，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并赢得了三次连任。在任期间，平格瑞一方面努力争取降低消费者支付的公用事业和公共交通费用，要求工商企业和富人们缴纳更高的税款，另一方面则大力修建学校、公园和免费公共游泳池，为失业者建立工作救济计划，支持反对童工的立法。这些深得人心的政策帮助他在1896年赢得密歇根州大选，1898年连任州长，得以继续推进改革。像平格瑞这样的地方领导人的进步主义改革，为联邦政府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并且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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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老罗斯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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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运而生的慈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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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的兴起，也是对弱势群体很大的支持。安德鲁·卡内基是个很好的榜样：他于1892年为表演艺术创建了卡内基音乐厅；1902年捐助了卡内基研究所，以促进科学研究；1911年创建了卡内基基金会，以支持人文科学研究。1919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的《卡内基公益捐助手册》显示，卡内基共将3.5亿多美元用在了各项慈善和公益事业上，修建了2811座免费图书馆，等等。在他辞别人世之际，他已经处理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88)这也使得他成为100年后巴菲特、比尔·盖茨等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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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等人的热心慈善为调整社会关系做出了贡献。镀金时代，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资本家的为富不仁，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但没有尽心帮助穷人，而且还变本加厉地进行剥削，而相当一部分暴发户的炫富行为更是让普通大众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卡内基这样的巨富能够带头做慈善，不仅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也让民众感到释然和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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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买得来谄媚，但买不来敬意。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家财富观的变化，进步时代成为美国慈善和公益事业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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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掌控经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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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时代，大公司的全国化让罗斯福等人感到担忧。罗斯福在1910年指出，“控制、引导大公司以及防止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滥用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让人民把政府的控制全国化，以应对大公司自身的全国化。”(89)这种理念为日后联邦政府争得更多经济话语权制造了很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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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之前，联邦政府没有商务部、没有劳工部、没有联邦贸易委员会，更没有联邦储备体系，那时候的很多政客和商人都认为商业与政府应该没什么关系。但经过了罗斯福的改革，到了威尔逊时代，这些都得到了建立，而且联邦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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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法案》的通过及联邦储备银行的建立意义重大，它意味着联邦政府对金融事务掌控力的提升。该法案在打击金融垄断的同时，也强化了白宫对金融的领导。正如一位议员所说：“美国总统现在成为本国所有金融事务的绝对统治者。他任命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控制委员会，所有人都隶属其政党，即便是少数党派。财政部部长如果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存在意见分歧，他将拥有最高的裁判权。而且，总统在任期间，只有一位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可以离任。”(90)1913年12月25日，《国家》杂志指出：“在获悉参议院准备通过《联邦储备法案》时，纽约股市开始稳步上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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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关键的制度性变化是1913年的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该修正案批准了征收联邦所得税。这极大地强化了联邦政府的经济话语权，可以说是“联邦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它为一个权力、责任和花费都在迅速增长的全国政府提供了一种可靠而灵活的财政来源”(92)。尽管罗斯福与塔夫脱在其他问题上发生过矛盾，但塔夫脱在这个问题上的全力推进，令罗斯福感到欣慰。这项变化不仅增加了联邦税收，同时也强化了国民的国家意识。而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纳税，对国家意识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和塑造是其重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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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对联邦政府经济实力的提升贡献良多，而且呈加速增长态势。1917年，联邦政府所得税收入大致与关税持平，但仅仅3年后的1920年，所得税已经是关税的10倍之多。(93)这个数字在此后不断攀升，并成为联邦政府保持强势状态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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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则给予了联邦政府更大的监督商业活动的权力。它被赋予向犯错误的企业发布终止令的权力，到1920年已发布了将近400份命令，除了对明显的经济犯罪穷追猛打，它还重新恢复了公众的信心，让大家意识到，如今有一位治安官在盯着商业界，经济受到了管制。(94)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和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建立，都表现出进步时代联邦政府在经济事务中角色和功能的巨大扩展，这对美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与一些欧洲国家不同的是，拥有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美国，更容易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予以高效和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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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放自如才能打出好拳。在处理与地方的关系上，联邦政府也颇有策略，尽管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很多帮助，但并没有越俎代庖地去收回地方政府的权力，或者说将手伸得过长。在教育和公路管理等方面，联邦政府充分放权给地方，而各种志愿机构和社会组织，则在如慈善、环境保护、博物馆、图书馆等方面帮助联邦政府分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这种策略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使联邦政府能够从琐碎事务中摆脱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大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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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联邦政府权威的树立与其经济基础及正确的经济决策有关。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而国民生产总值则从1900年的187亿美元飙升到1920年的915亿美元。(95)经济的发展使联邦政府掌握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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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经济大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诸多重要角色。(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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