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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没有美国梦，就没有进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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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源起于从欧洲驶向北美大陆的“五月花”号，定型于华盛顿等开国元勋的制度设计，升华于林肯总统的“废奴宣言”。它最初是开拓梦，而后是建国梦，在镀金时代表现为致富梦，在进步时代则被诠释为机会均等之梦。而这一切，都与希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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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期待并设想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美国从一开始就被描绘成希望之乡。所以，美国人对国家传统的忠诚肯定了关于美好未来的设想。(3)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种对于未来的美好蓝图和自信凝聚了美国，使之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尽管有着镀金时代的不满与失落，但进步时代里的种种变革却及时地帮助美国找回了对未来的自信，这也是进步主义运动所具有的特别的心理治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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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美国梦一词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的是1931年5月詹姆斯·亚当斯完成的《美国史诗》一书。这部书的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4)美国梦一词出现在1931年并非偶然，“当时美国处在历史上一个奇怪的时刻。尽管1929年的暴跌已经预示了将要持续多年的大萧条的开始，但人们还是存在一种进取和实现潜力的情绪。”(5)这种情绪和潜在的动能，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敏锐地捕捉到了，并成为罗斯福新政最根本的社会心理基础——正如30年前西奥多·罗斯福用希望开启了进步时代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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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1909年老罗斯福告别白宫之际，赫伯特·克罗利在其《美国生活的希望》一书中也提到了相似的概念。他很坦率地指出，“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的美好前程不是源于实现一个具体的、有价值的目标，那么他的事业很快就会变成一味地对成功的追求。即使这种追求最终成功地实现了，不论它拥有多么美好的前程，最终都将被葬送在追逐成功的坟墓中，国家也是如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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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的提法为小罗斯福总统所喜爱，而他也没有辜负亚当斯的期待，二战结束后的美国人过上了亚当斯在暴跌阴影下曾描绘过的那种“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老罗斯福任期结束时美国已成为世界强国，小罗斯福辞世后的美国则成了超级大国，而这叔侄二人恰恰是美国梦的出色代表，他们的执政成功也与美国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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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狄更斯两部名著的名字——“艰难时世”里仍相信“远大前程”，这是美国梦带给美国人最好的精神礼物。形象地说就是：“人人在世上奔忙，有的成群结伙，有的独来独往，两脚踏在地上，脑袋浮在云端，想着心事，慢吞吞地一步步走，天天生活在美国梦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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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英国作家詹姆士·穆里希德在《截然不同的国家》一书中写道：“美国人的笔记充满无限扩张与无限可能的语气，他们对人类的能力充满了信心，更不畏惧现在和未来，他们对人类兄弟情谊的理解更宽泛，理论上他们更愿意依据个人而不是一个阶级做出判断，对当局不闻不问，偏好发明创新，他们头脑机警，对各种事物都充满了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们永远都心怀希望，永远都具有大无畏的勇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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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的民族往往昌盛。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需要方向感和使命感，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中国唐朝是这个样子，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这个样子，进步时代的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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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实现需要时间，时代的转型也需要耐心。“任何道德转向的工作都需要经历一段又长又缓慢的社会重组和个性解放的过程，直到重组被部分完成，个性得到了解放，国家建立了纪律并得到净化之后”(9)，社会才会化蛹为蝶，超越自身。即便是在进步时代，美国也是经过了20年的改革和抗争，才有了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而此前，更是经历了30多年镀金时代的心理煎熬和改革力量的缓慢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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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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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是美国人的一种“信仰”，既与宗教信仰和天命观念有所不同，但又密切相关，这也正是美国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个国家不仅有强烈的民族信仰，而且信仰多元化并层次分明：从宗教信仰到天命观念，再到美国梦，贯穿整个美国历史，也贯穿着每个人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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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欧洲宗教改革后期出现在英国的一支新教教派，因反对王室的宗教专制和经济压榨，屡遭迫害，一部分逃往北美避难，并将节俭、勤奋的精神带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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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几乎没有人怀疑宗教是塑造品格和文化的主要因素。美国宗教最显著的特点是多样性和多形式，历史年鉴中承认的宗教派别就有220种之多。(10)这其中，清教的影响意义最为深远，清教徒们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希望在新大陆上建造自己的山巅之城，而这正是美国梦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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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国文化的鲜明区别之一在于：较老的文化在传统上依赖少数人的不朽伟绩，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贵族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文明统治地位被逐渐取代。而较新的文化则更多依循多数人殊途同归的发展途径。由于北美的清教徒居住在荒芜之地，远离欧洲那些学术研究的中心和藏书丰腴的图书馆，每天需要面对的是北美的严寒和荒野的危险，这使得他们无暇参与学术细节的辩论和浸入“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书本和理论知识，而是丰富的亲身经历，这使得“美国对全人类所做的启示不是空洞的告诫而是实际的行动，不是口头的教诲而是如何生活的楷模”(11)。在这里，人们急于要做的不是争论教义而是建设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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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清教意识对于美国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使美国人逐渐形成了外向、冒险、进取的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开拓荒野以及日后开发西部的过程中，无数美国人边行动边思考，真正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在这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富兰克林能干的‘商人态度’就是通过衡量由诚实和苦干得到的物质成功来看待人的价值，正是这种态度使富兰克林如此典型地代表了他的时代，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如此受到后人的爱戴。”(12)富兰克林始终被视为美国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故事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历程，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共鸣，他的自传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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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精神也对美国的科学探险和发明创造有着深远影响。19世纪的美国极力支持上百个政府资助的科学远征队进入北美中心地带探险，支持25个诸如此类的远征队到海洋的不同部位和其他大陆进行考察。(13)这种精神对进步时代影响深远，在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博物馆和大学实验室的建设都在加速进行，不仅奠定了美国的科研基础，而且强化了民族的科学和探险意识。这期间一个重要的成果是，1909年罗伯特·皮尔利宣称找到了北极点。这一年，老罗斯福告别了白宫，而他的“大白色舰队”则周游世界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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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探险和开拓精神也成为西进运动的推动力，“天定命运”论应运而生。在美国，始终有一种神话般的民族认识，一种“命定强大”的民族神话。正如弗·菲茨杰拉德所说的，“这种民族神话强调创造和进步，强调坚定地通向强大和繁荣，为了个人，也为了整个国家。”(14)这也正是美国梦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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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共性是：总盯着前方，遥望目力所及以外的地方，心想着在视野的那一边有些什么情景，并勇敢地迈开脚步走向那未知的前程。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文学展示了美国这方面的国家特性，从美国人的目标和命运来看，两者密不可分。在美国的文学作品中，传递着这样的信念和形象：“无论他去哪儿，不论东南西北，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他总是带着使命：先把世界变成文明世界，然后再统治这个世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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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一位编辑约翰·奥沙利文将美国向西部扩张的所谓进取精神取名为“天定命运”，认为“我们的天定命运就是覆盖整个大陆，上天每年分配给我们上百万增加的人口，使我们能够自由发展”(16)。“天定命运”这一观念为西部扩张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为扩张的美国可以以及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提出了解决之道。在此基础上，1880年5月，约翰·菲斯克在伦敦发表了题为《天定命运》的演说，向全世界宣示了这一观念，明确指出了美国西进运动的动力源，更为惊人的是，这也成为美国对墨西哥发动战争的思想武器，通过1846—1847年的那场18个月的战争，美国获得了超过1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果算上得克萨斯，则接近260万平方公里。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美国人的“天定命运”信仰成为其对外扩张和频繁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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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美国吞并夏威夷也被认为是“天定命运”，麦金莱在1897年成为总统时，正在寻找吞并这个岛国的借口，他声称：“我们需要夏威夷，就如我们需要加利福尼亚一样，甚至比加利福尼亚还重要，这是天定命运。”(17)在次年赢得美西战争之时，美国便堂而皇之地吞并了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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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救世主意识在进步时代后期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而不是被动地、仅仅用榜样示范的方法去影响别人。他们是救星，有责任向受奴役的、落后的民族伸出手去。20世纪初，不是仅仅威尔逊一个人看到了国家有责任去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比起将被取代的腐朽体系来，面目全新，道德高尚得多。全球鼎新的美梦，受到了经过时间考验的预言者的支持，还偶尔用潘恩的语言来装饰，始终感动着20世纪的美国人。他们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人类在困苦中呻吟，渴望得到解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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