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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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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的发展计划，位于上加拿大泰晤士河旁的伦敦，将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永久首都。从这里到约克，再从约克到西姆科湖，将修一条军用道路，作为跨越大陆的交通干道和北美商路。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优良的农业开发区。坐落在安大略湖北岸、处于金斯顿与多伦多中间的汉密尔顿镇（Hamilton Township），是这个农业开发区的中心，因其地处从安大略湖边一直向北延伸到赖斯湖北岸的一片平坦而肥沃的低地平原。到18世纪晚期，这个美丽的乡村仍被枫树林覆盖，到处是岑树、雪松和铁杉，而在台地上则长满了橡树、松林，枝叶茂盛。这里作物生长季节平均188—195天，无霜期140天（内陆120天），特别适宜于农业。为此，西姆科计划建立一个有效的土地赠予制度，大量引进普通移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需要。不过，他更醉心的是将大量现成的土地大块大块地赠予杰出人物，或支持殖民开发的当地大小乡绅。显然，西姆科要在西安大略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创建一个像在英国本土那样的等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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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他准备大把开支，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上层阶级”提供教育或捐助英国国教，他的宏伟计划并不成功，只有少数精英乡绅响应。1815年以来，虽然有大量移民从英国迁来，本应给西姆科带来成功的机会，给当地带来经济繁荣，但事与愿违，众多移民仅将加拿大当作去美国的中转站。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政策腐败，使移民流失，阻滞农业开发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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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运动 到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技术革新使海洋交通更加便利，各个大洋的海岸线已绘入海图，蒸汽机推动的轮船逐步替代航行于大西洋的帆船。1833年，魁北克船厂建造的皇家威廉号蒸汽船，首航大西洋获得成功。1838年，哈利法克斯与伦敦之间有了定期航班，大西洋的低价邮政也建立起来。到19世纪中叶，到达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已有150万人之多，且多为自耕农。然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政治状况，却显然有悖于移民的愿望。本来英国移民是直奔加拿大廉价或无偿分配的土地而来，可是特权集团的土地政策使地价高涨，阻碍了他们获得土地。因此，上加拿大起初增加的移民，很快转移到了美国。自1791年以来，西部农业边疆一直不平静。农村道路得不到修筑，殖民政府当局却把开支用于修筑运河，片面维护城镇商人的利益。而且，修筑运河不仅造成铺张浪费，也进一步导致政治腐败。上加拿大的财政政策更是加深了农业移民的不满。1821年建立上加拿大银行，政府入股1/4，被边疆移民视为他们经常背债而贫困的根源，不仅不信任银行，城镇商人还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银行家与特权集团的勾结。还有，来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前，他们已经适应了欧洲的议会制度，英属北美殖民地特权集团把持政治与此形成极大反差，对他们来说很难容忍。在新移民中，基督教新教信仰者越来越构成人口多数，他们对英国国教会保留王室1/7土地的所谓牧师专用地（Clergy Reserves）、“家族团伙”专权以及土地投机等特别不满和愤恨。这样，《1791年宪法法案》所确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日益不得人心，不断遭到农场主和城镇商人集团的强烈反对。移民不仅使殖民地劳动力增加，而且带来了欧洲或英国的信息和革命思想，他们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要求扩大立法议会的权力，以限制行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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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经济境况恶化，庄稼收成不好，也促使改革的要求。在特别敏感的土地问题中，腐败首当其冲，其中最敏感的当属上加拿大的牧师专用地。《1791年宪法法案》提到的新教是指英国圣公会，是官方教会，牧师专用地就是由圣公会支配的土地。苏格兰长老派教会也有部分专用地的赠予，教会出售和出租专用地牟利，更加剧了教会的腐败。上加拿大移民大多数是来自英国的自耕农，信仰主张廉洁的清教，更看不惯北美殖民地腐败的教会。同时，牧师专用地一般一块200英亩，凌乱地分散在各处，妨碍了边疆移民开拓荒地，切断了他们与邻里的联系，甚至阻碍了道路的修筑。而且，牧师专用地的出售定价较高，普通移民买不起。因此，牧师专用地问题成为引发改革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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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专用地问题还加剧了教会的分化和纷争。圣公会利用掌握专用地的特权控制教育和学校，引起卫理公会的不满。为了抵制圣公会对学校的控制，得到改革派的支持，他们在1826年提出牧师专用地世俗化，专用地的出售收益用于发展公共教育，并且在1827年建立维多利亚学院，与圣公会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相对抗。1829年，埃格顿·赖尔森领导卫理公会展开反圣公会特权的斗争，提出教会平等。教会内部的反特权斗争，增强了政治上日益壮大的改革派力量。总之，种种原因促使上加拿大成为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改革运动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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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拿大的情况更为复杂。除政治腐败问题外，还有民族和文化纷争。19世纪初，立法议会中形成英裔与法裔的派别对立，尽管1809—1810年以前没有明显按文化和语言划分阵线。这是总督詹姆斯·亨利·克雷格爵士（Sir James Henry Craig，1748—1812年）错误态度造成的。他错将法裔加拿大人在英法战争中的不满视为配合拿破仑的野心，威胁英国的权威，并且不经审讯监禁法裔加拿大人党派首领，两次解散立法议会，试图禁止已创办4年而维护法裔加拿大人利益的《加拿大人》杂志。1822年，殖民地官员与英国商人提出统一加拿大的议案，更是加深了法裔加拿大人的恐惧，认为英国人要同化他们。《加拿大人》以“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的法律”为标题，激励民族主义。19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移民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而要求改革下加拿大社会，法裔与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1831年，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游历加拿大，道出了法裔加拿大人民族主义滋长的原因：“在城里的英国人炫耀其庞大的财富，（法裔）加拿大人财富有限。这就滋生出妒忌、褊狭和愤怒。”在乡村，法裔加拿大人也感到“英国种族影响的扩大，令人担忧……到头来他们一定会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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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沿岸，矛盾较少，运动的路线也较温和。这是因为来自美国的效忠派早已控制立法议会，控制了财政决定权，这里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议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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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北美的各块殖民地，改革运动“业已就绪，两位记者与一名魁北克律师领导着这场斗争”。他们是约瑟夫·豪（Joseph Howe，1804—1873年）、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Louis-Joseph Papineau，1786—1871年）和威廉·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1795—1861年）。1824年，上加拿大的立法议会改革派首先形成气候，来自苏格兰的移民威廉·莱昂·麦肯齐很快成为改革派的领袖。他创办了《殖民地创导报》，揭露家族团伙的种种劣迹，激怒了特权集团。1826年，一群特权子弟将《殖民地创导报》的制版纸模投入安大略湖中，反而成全了麦肯齐改革派的英雄名声。1828年，麦肯齐被选进立法议会，改革派第一次成为立法议会多数。1831年，关于收入支配权的法案送上加拿大立法议会，酿成一次危机，改革运动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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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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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是加拿大人党（Parti canadien）的代言人，认为下加拿大是一块独特的领地，是法裔保存法语和天主教的家园。随着帕皮诺的领导地位日益突出， 1826年由加拿大人党发起了爱国运动。控制下加拿大行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的英裔商人对帕皮诺进行了猛烈抨击，而改革派的反击声浪也越来越高。帕皮诺指责说，“破落贵族组成的司法委员会已成为一具腐尸”，立法议会不能容忍“让人厌恶、难以忍受”的贵族政治。任命的行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不过是“20个暴君罢了，只为确保他们所有的暴行不受惩罚”。在1834年选举胜利后，帕皮诺就更加不遗余力地追求共和与民族主义理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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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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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麦肯齐，还是帕皮诺，后来都倾向鼓吹革命的共和激进主义，要求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各地的具体要求或许不完全一致，但反特权的目标是相同的，最后都要求实行责任政府制。英国政府尤其是殖民地的特权阶层，从一开始就顽固地抵制任何改革，以维护其特权统治。就这样，经过数年较量，逐渐在立法议会中形成党派分裂，即托利党（日后加拿大保守党的前身）和改革派（日后加拿大自由党的前身），斗争也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暴力。麦肯齐四度被选进立法议会，又四度被逐出，1835年被选为多伦多市长，重返议会。这有点类似英国17世纪70年代激进运动中的“威尔克斯事件”。随之，改革派也日趋激进，主张把司法委员会改造为类似美国的参议院，由选举产生。这导致了麦肯齐同青年改革者、多伦多《环球报》的编者鲍德温及马歇尔·斯普林·比德维尔所领导的温和派之间产生分歧。温和派主张同新斯科舍的约瑟夫·豪一样，倾向于在加拿大建立英国式的责任政府制。领导教会改革的赖尔森也在1833年离开改革派，带领大部分卫理公会成员加入托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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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多伦多议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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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温和派的要求也不为英国政府所接受，约瑟夫·豪受到了指责，运动进一步高涨。1834年，帕皮诺提出《92条决议》，列举下加拿大的种种弊端，赞扬美国的共和主义，要求按美国参议院方式改革立法议会，特别强调财政由立法议会控制；司法委员会由民选，不再由总督指定。他在一次发言中甚至提出教区牧师也要通过选举产生。在上加拿大，麦肯齐1835年提出同样激进的《17点报告》，也要求将司法委员会按美国参议院方式加以改革，由人民选举产生。在大西洋濒海各省，行政委员会与立法议会之间普遍围绕财权的控制而斗争。总之，到19世纪3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对特权集团统治宣战，要求建立议会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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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起义 尽管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了议会改革，然而实行议会民主的英国，却对殖民地的政治改革要求始终持强硬反对态度。1837年，颁布议会10条决议案，既不允许建立责任政府制，也不同意司法委员会民选，还同意下加拿大政府不经立法议会就可使用地方收入。这是对殖民当局专权的纵容，使殖民当局更加有恃无恐。1836年，弗朗西斯·邦德·海德爵士被任命为上加拿大副总督，他干预立法议会选举，提出忠诚帝国或共和主义的标准，使保守党占多数，麦肯齐和激进派遭到失败。鲍德温建立英式民主的温和议案也遭拒绝。最后，改革派只好诉诸暴力，在1837年秋天举行起义。这一年英美银行倒闭，引发了财政商业危机，也加剧了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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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加拿大爆发的圣厄斯塔什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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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加拿大，英国政府无视省立法议会的意愿，允许总督可以不经立法议会同意而决定省财政。1837年，英国驳回爱国者提出由立法议会掌握省的开支的要求后，爱国者领袖便发起了公众集会。在蒙特利尔，帕皮诺把下加拿大形势比作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骚动持续了整个夏天，到秋季爱国者武装控制蒙特利尔附近部分乡村地区有好几周，11月发生街战。英国政府调来军队，很多爱国者领导人被捕，其他人逃到黎塞留河，到月底才在圣丹尼击退英军攻击。但是，总体上看，由于爱国者领导人缺乏组织和装备以及长期斗争的策略，先在圣夏尔、后在圣厄斯塔什（Saint-Eustache）被各个击败。几百名爱国者死伤，大量财产遭破坏，500多人被监禁，帕皮诺等人流亡美国。1838年，处死了十几名参加者，另有58人被装船送到澳洲监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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