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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斯科舍和加拿大省能够最早实行责任政府制绝非偶然，这是改革派长期斗争的结果，他们始终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争取责任政府制的主要推动者。自19世纪30年代政党责任内阁制度在英国演变以来，在多伦多的罗伯特·鲍德温、在哈利法克斯的约瑟夫·豪，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事态进展，为把责任政府制引进北美殖民地而坚持奋斗。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殖民地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他们实现目标，但阻力也相当强大，为了保住特权，托利派集团仍顽固抵抗。埃尔金总督根据立法议会的选举，任免政府部长，就遭到了托利派专制官员的谴责。1849年，加拿大省改革派政府通过《起义损失法案》（Rebellion Losses Bill），赔偿1837年起义中财产受损失者，因为细分普通平民和积极参加起义者，托利派借题发挥，加以破坏。一群富贵的英裔子弟4月25日在省府蒙特利尔聚众闹事，用石头或鸡蛋袭击埃尔金总督出行马车，冲击议会，并用新发明的煤气灯焚烧议会大厦。就是在这次事件后，加拿大省政府迁离蒙特利尔，1850年移驻多伦多，后又迁到魁北克城，没有再回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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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事者焚烧议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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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1年联合省建立到1848年实现责任政府制，加拿大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政治联合道路。这是上下加拿大英裔与法裔改革派政治家的政治创造，意义重大，对英属北美几个殖民省的政治发展乃至未来加拿大自治领国家的诞生和成长都有很大影响，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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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斯配角到萨尼亚绵延1 600公里，上下加拿大共同拥有圣劳伦斯湾、圣劳伦斯河及其支流与大湖构成的圣劳伦斯谷地平原，加上大湖新修的运河系统，以及正在铺设的铁路系统，形成统一的经济区域。虽然上下加拿大在地理和经济上实现了统一，但是在社会和文化上仍是分裂的。下加拿大（魁北克）继续保持自己的语言、民法以及与天主教会联系密切的教育制度。同时，按旧的领地制占有土地（曾运用技巧立法废除过领地制，1854年、1855年又立法恢复），这些都与上加拿大（安大略）截然不同。尽管如此，上下加拿大却具有潜在的共同利益，包括商业、交通和政治制度。1848年建立责任政府，就是“并非不重要的政治制度”的进展，在同一地理区域居住的两个民族，在共有的立法机构中拥有平等代表权，尽管1841年下加拿大人口比上加拿大多出将近50%。实际上，这就创立了潜在的联邦制度。按英国殖民当局，平等代表权本意是为了抵消法裔加拿大人的优势，然而，最终被改革党挫败。罗伯特·鲍德温劝说路易·拉丰丹，联手建立两省改革派的统一政党，组成罗伯特·鲍德温—路易·拉丰丹政府，从1848年到1851年实行“双重制”，即由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两个总理轮流掌权，首府驻地也由魁北克和多伦多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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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拉丰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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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政府制的建立，还促使政治党派在19世纪50年代纷纷建立，起先至少有左中右7个政党。1854年，上加拿大优秀的年轻政治家约翰·麦克唐纳（John Alexander Macdonald，1815—1891年）联合下加拿大法裔政治家乔治·卡蒂埃（George-Étienne Cartier，1814—1873年）成立自由保守党（Liberal-Conservative Party）；乔治·布朗（George Brown，1818—1880年）领导的左派“砂砾派”联合下加拿大激进派“红党”组成改革党（后改称自由党）。这样，英国式议会民主制的基本结构——议会、责任政府和政党在加拿大就一应俱全了，形成了完整的政党内阁制度的基础。1857—1862年，组成约翰·麦克唐纳—乔治·卡蒂埃自由保守党政府，轮流在东西加拿大行使权力，议案必须经东西两部分议员多数即双重多数通过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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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克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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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卡蒂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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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英国政府最终批准纽芬兰殖民地成立责任政府，英属北美殖民地5省全部完成了政治改革，各省行政委员会变为政府内阁，成员不再由英王通过总督任命，也不对其负责，而是由议会多数党组阁，只对议会负责。司法委员会变为上院。总督成为殖民地名誉首脑，也不再过问政务。这些变化意味着立法议会的权力在增大，殖民地政务已由责任政府管理，帝国政府已经从殖民地部分撤出权力，只留下与帝国利益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外交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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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50—60年代之交，一种共同利益逐渐成为几个殖民地的共识。此前，沿海殖民地也同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上下加拿大一样，除优惠关税之外，没有统一利益，而与圣劳伦斯河地区更是相隔千山万水，互不了解，以至于一位加拿大部长1864年10月从夏洛特敦归来后，人们问他东部“是什么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状况在政治改革中有所改变，这就为下一步自治领联邦运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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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运动兴起 1858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兴起的联邦运动，是加拿大省东西两地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随着责任政府的建立，法裔加拿大人逐渐右转不可避免，因为英国减弱了控制，他们对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民族命运的安全意识不断增强，更强调“法裔加拿大人的主导地位”。这引起上加拿大左派政党即乔治·布朗与“砂砾派”的不满，感到与法裔加拿大人在政治上相处很困难，确信加拿大省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乔治·布朗是苏格兰移民，克尔克派新教徒，崇尚自由，生性反对天主教。在19世纪30年代的改革运动中，他便利用非常活跃的宣传喉舌《环球报》，将西加拿大代表农场主利益的“砂砾派”改建成强大的左派改革党。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改革党提出三大诉求：首先要求取消《1840年宪法法案》规定的平等代表权，在议会下院给西加拿大省与其人口相应的代表权。乔治·布朗呼吁，东西部分享相同代表权的不公平制度该结束了，因为西部人口现在比东部（魁北克）多50万人，“50万新教徒在立法议会中应与加斯佩外的鳕鱼有一样的代表权”。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移民大量涌入，西部加拿大人口很快超过东部。1851年东部89万人，西部95.2万人，而1841年实行平等代表权时，东部69.7万人，西部45.5万人，东部比西部人口多50%，明显不利于法裔加拿大人，而当时法裔加拿大人并没有提出实行按人口选派议会代表，因为是被压迫民族，只有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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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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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乔治·布朗与改革党对教派分校制度不满。1840年宪法允许父母送子女到政府资助的教派学校就读，并没有多少人担心，教派分离学校不仅数量少，而且正在消失。而1850年通过的新法案，改变了这一灵活的制度；依赖法裔加拿大人选票的政府，1855年又通过了扩大天主教少数派学校的法案，加上英国建立教皇主教管区，重新点燃了新教徒对天主教会的仇视。卫理公会、长老派等新教教派感到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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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对西部土地问题的不满。西部移民增长很快，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已明显看出，可用合理价格购买的土地大大减少了。居民挤进哈斯丁斯、维多利亚、西姆科、格雷或布鲁斯县等地盾边沿的地区，而这些地区虽然像今天的马斯库加、贝斯湖和百瑞湾一样，有前寒武时代的岩石、白桦、白松、蓝莓和湖泊，可以作为令人满意的夏季别墅区，却建不成农场。因此，乔治·布朗与改革党呼吁兼并苏必利尔湖以西的红河草原，以及哈德逊湾公司直至落基山的空旷土地。1854年，《环球报》就此大造舆论，说从这些地方“已经看到一个帝国”，1857年又将这一要求定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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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改革党不是要与东加拿大完全分离，也认为铁路、运河或蒙特利尔港对他们也极为重要，设想将加拿大省的两个部分建立一种类似共同市场的体制，维持经济上的联系，而同时保持社会和文化的制度差异。在1859年11月多伦多大会上，改革党已明显表示出两个加拿大分治的倾向，但改革党这些要求遭到了自由保守党的反对。约翰·麦克唐纳问道：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为什么要接受“按人口拥有代表权”，给西部82名新教议员而不是与东部平等的65名议员呢？他与乔治·卡蒂埃领导的保守党，非常倚重法裔加拿大人的选票，所以不能接受“按照人口拥有代表权”。在1855年扩大天主教权利的新法案通过后，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政治僵局迫使乔治·布朗提出分治主张，东西加拿大各自独立建省。乔治·布朗一次在立法议会上说：“我们有两片土地、两种语言、两种思维以及行动习惯，问题是能否用一种法律与行政来治理这两个政府。”1859年改革党提出的方案是，将加拿大省变为联邦，中央政府履行部分功能，而东西两个地方政府负责其他职能。由于经济相互依存，不管多么分权，联合方式还需要保存。这样，布朗就提出了在加拿大实行联邦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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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政府反对立即实行联邦制，认为未来的联邦必须包括鲁珀特地区，而现在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少数改革派甚至认为西北地区还是只“大白象”（意为还没有用处），还不宜开发定居，进行治理徒费钱财。这主要是省政府拿不出钱来。1857年，加拿大曾向伦敦提出西部土地的要求，英国政府也就哈德逊湾公司地位进行过一次调查，同意加拿大向公司购买。公司索要30万英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加拿大实行联邦制来实现统一的态度还相当冷淡。然而，人们已经公开谈论建立联邦的可能性。这相当重要，可以说为19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通过联邦运动建立加拿大自治领国家作了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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