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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伯特·韦德先后同来的约700个移民则不像韦德那么幸运。19世纪前20年，他们渡过安大略湖来到汉密尔顿，到1821年，已有近200个家庭（1 250人）定居汉密尔顿，其中有后效忠派以及投奔亲戚而来的第一批美国人，但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在他们之中，有8位是原先帝国的海军军官，属于镇上有稳定生活来源的一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著名作家苏珊娜·穆迪的丈夫邓巴·穆迪就是其中一员。他来自奥克尼群岛，也是帝国士兵，发现半薪养老金在英格兰不能过上理想生活，1831年便携家来到汉密尔顿。这里已经没有可得的王室领地（保留地），绝大部分土地已经捐给教堂或出租，而一多半覆盖大片森林的土地也多在投机者手里。土地的投机性控制导致了地价的上涨，湖岸附近的地价最高，汉密尔顿外面，原来5便士可买1英亩土地，到19世纪20年代早期，清理过的土地售价平均15先令一英亩，未清理过的土地每亩减半。购买农具、家畜和种子，修建房屋和谷仓，并继续清理几英亩土地，大体需要80—100英磅。也就是说，新移居者至少要有150英磅，才能在100英亩土地上安居下来。没有这笔钱，就只好租地或当雇工。有1/3的农场主租种保留地，其中将近一半是佃农，而镇上1/10的富人，占有约1/3以上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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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后的汉密尔顿，道路已有改善，驿站马车一直通达下游的商业中心科堡（Cobourg），并与后面的乡村相连接。这时清理过的土地平均价格几乎增长了3倍，未清理过的土地价格增长了2倍多，租金是1819年的5倍。也就是说，拥有土地者的财富翻了几番，罗伯特·韦德家财产1834年总值达1 600英磅。随着新家庭建立房舍，森林日益远退，湖边开出很多农场，更多的房舍和谷仓出现在篱笆圈起的土地中间。移民持续涌入，冲击了劳动力市场，工资也降低了。随之，汉密尔顿的社会分裂明显加快，由于地价的上升，大部分普通移民只得将这里作为获得新世界生活经验的停脚地，然后再移往别处继续奋斗。对于拥有足够财产、良好关系或有利条件的人来说，汉密尔顿是一个适合定居而过英国乡村生活的地方。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这里有一个农业协会、一个租赁书店、一个业余戏剧协会、一个板球俱乐部和狩猎俱乐部。在此期间，来到上加拿大其他地区的移民，与汉密尔顿的情况大体相同。从英格兰塞克斯郡移民过来的查尔斯·巴特勒，19世纪30年代携家迁移到这里时，带来约1 000英磅，与罗伯特·韦德相似，他选择在科堡邻近安家。他看中的是那里舒适的乡居环境，因为这里距离彼得伯勒40公里，能将“自己一家同社会完全隔开”而过着宁静的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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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除了良好愿望外一无所有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说，在新世界通往成功的道路要比罗伯特·韦德、查尔斯·巴特勒困难得多，他们必须在谷物收获的第一个季节前有钱供养家人。只要有土地和能力，意志坚强，加上适当的好运，就能够获得成功。来自格拉斯哥的詹姆斯·克罗伊尔（James Croil） 1845年春携家在魁北克登陆时，只有7金币，来到上加拿大格林格利县，借了姻兄家的种子、耕畜和农具，购买一些夏天用粮，开始耕作时就剩5先令了。1845年收成很好，他用收成的一半归还姻兄，一半用于来年生活。第二年他以每年20英镑租金租种一块小农场，到1848年租约到期时已拥有自家的农具和牲畜。1849年，他再以每年33英镑租金租种相邻的两块农场，1851年两块地产出售时，尚无钱购买，但不久他借300英镑买下，年息4%-5%，每年偿还50英镑，加上自家已清理出的40英亩土地，每年再清理6英亩土地，到1861年即詹姆斯·克罗伊尔一家来到加拿大16年后，不仅偿清了债务，而且农场价值达到1 000英镑，由他与两个小儿子经营，两个长子已分出自置农场。詹姆斯·克罗伊尔一家生活自足自给，夏天制作熏猪肉、牛肉和火腿，自制干酪和奶油。10月杀一头母牛或小公牛，给铁匠1/4、制鞋匠1/4、裁缝1/3，剩下1/4自家食用。12月再杀一头菜牛，冷冻储藏到明年3月末。第二张牛皮送给皮革匠，鞋匠留一半，还给克罗伊尔家一半，然后每年来农场一次为其全家做鞋。牛脂送去制成蜡烛，碎末与木灰一起煮制肥皂。女人纺毛织布，缝制被子和床罩，制作羽绒床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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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木和帐篷搭成的简易小屋，常是刚踏上加拿大土地英国移民的第一个居所。小屋只有5×7米，既做饭又取暖，里面烟雾弥漫，四面透风，无法遮拦蚊蝇。修建较好的构架房屋费用要5—10倍，在新开垦区很少。家具简陋。斧子和公牛是拓荒者情况改善后的主要工具，人工播种，收获用大镰刀，打谷使用连枷，1832年才有脱粒机。定居家庭面对无数挑战，大都像克罗伊尔一样，自己修造农具。1832年，一位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在一封寄往都柏林的信中写道：“我在家时要给马钉掌，做门，修造栅栏、壁炉架及家具……在同一天之内，我给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补了一颗牙，又给耙装了一个耙齿。”著名加拿大女作家凯瑟琳·帕尔·特雷尔在《加拿大的丛林区》（1836年）中写道，上加拿大成百上千英亩的农田都是以“鲁宾逊漂流记的生存方式”开垦出来的。然而，从上加拿大森林中开垦出来的农场大多是混合型的，既有栽种农作物的田地，也有菜圃。早期的家具、织物款式甚至闲暇消磨方式，往往模仿英国的故乡。房舍外观，也体现了大西洋对岸的风貌和观念。然而，新世界的环境日渐改变了移民昔日的传统，他们的多样性方言、信仰和习俗也逐渐与北美的环境相融合，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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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乡村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移民跳苏格兰舞、爱尔兰舞或美国舞。乡村流行各种农忙聚会，搭建谷仓或房屋，皆可成为欢乐嬉戏的由头。苏珊娜在《丛林的艰苦岁月》中谈到，厌恶逗闹音乐聚会的“喧闹、放纵和酗酒”，一次她需为32人的3天聚会准备食物。没有饮料聚会就办不成。酗酒这种18世纪的陋习，到19世纪还在盛行。威士忌是安大略和魁北克的普通饮料，大西洋各省有运自西印度群岛的便宜朗姆酒。主要是教会基本上不反对饮酒，其中，罗马天主教会反对禁酒。英国圣公会教会对此持两可态度，而新教各派则反对饮酒，认为杜松子酒邪恶，美以美派、浸礼派和长老派也都支持禁酒运动。大约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属北美殖民地开始禁酒运动，但均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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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另一恶习就是决斗。按法律规定，决斗非法，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还时有发生。在哈利法克斯，约瑟夫·豪曾遇到必须与大法官布伦顿·哈里伯顿之子决斗的麻烦。约瑟夫·豪当时30多岁，报纸编辑。1840年3月14日一大早，每人一把手枪，只为一人准备棺材，小哈里伯顿先射，但失手了。约瑟夫·豪只向空中发了一枪，他后来说，不想夺走一个老人的独生子。一个半月后，他再次遇到省秘书鲁珀特·乔治爵士的挑战，如果没有放弃同小哈里伯顿的决斗，这次也不能拒绝了，而现在仅说“不”就可以了。总体来说，当时英属北美殖民地民众较为粗犷，乡村也像城镇一样，当一群人发怒而当地教会或社区控制失灵时，就会发生教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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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沿岸几块殖民地的社会生活，既有魁北克的特点，又兼备上加拿大的元素，也有苏珊娜在《丛林的艰苦岁月》中描述的酗酒恶习。1787年，一位22岁的海军上尉在哈利法克斯同20位绅士在总督家的晚餐上喝了60瓶红葡萄酒、一两打啤酒，然后还爬上基特戴尔山，去巴拉克厅碰碰约会女孩的运气。在米拉米奇许多人家屋里，朗姆酒瓶“一般从早到晚都放在桌子上”。1852年，“禁酒之子社”成功说服了新不伦瑞克政府，宣布从1853年1月1日起实施禁酒，但下一年就被废除。1855年，又通过一项禁酒令，自1856年1月1日起执行，结果却导致政府垮台，最终又被废除，此后这个问题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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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酗酒恶习比安大略和魁北克两地更为严重，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区相对更为落后而粗犷。1810年，野战民兵监察官约瑟夫·格宾斯中校到达新不伦瑞克不久，对东部殖民地社会生活的感受是，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反差较大社会。这块殖民地人口已有3万人，包括返回的阿卡迪亚人、土著人、1783—1784年从美国革命后流入的效忠派，以及英伦三岛的移民。居民大部分居住在圣约翰谷地，少数人稀疏地居住在这个殖民省的边缘地带。精英团体居住在政府建筑四周，因为这里既有正式的招待会，也有各类舞会或雪橇狂欢会。圣约翰是建筑紧凑的商业中心，有3 000居民。省会弗雷德里克顿只比村庄大一点，房舍不到200座，分散在公共牧羊场上。居住条件两极分化厉害，富人的农场房舍整齐，漂亮别墅带斜坡草坪，为森林环绕，而数量更多的则是类似圣劳伦斯河岸的原木简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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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不伦瑞克殖民地边缘地带的社会则较为闭塞。格宾斯中校来到塞迪阿克时，受到阿卡迪亚妇女的真诚欢迎，非同寻常的是，人们穿带的仍是一个世纪前的诺曼式服装。再往北，阿卡迪亚渔民甚至没有听说过拿破仑或英法战争。当地法官随意地、自相矛盾地执行省的法律，竟不经弗雷德里克顿司法官的审查，杀人凶手甚至不受惩罚。这里的医疗服务也让格宾斯十分惊讶，骗子医生承认将辣椒加胡椒粉的“大丸药”当作治疗肺病的特效药。偏远乡村地区尚未建教堂，人们大都信仰福音派教义，“宣传邪恶教义”也不乏其人。这里的人们无疑养成了美洲的习性，已无多少英国那种爱好整洁和节俭的美德，甚至英国人的直系后代也是如此。穷人也像在欧洲那样被教导要尊重富人，佣人却同“他们称为先生或太太”的主人同桌用餐。法裔阿卡迪亚人已经忠诚于英国统治，甚至比滑头的英裔更加恭敬而遵守秩序，尽管知道仍受到殖民地政府的怀疑。这些都表明新不伦瑞克这块后开发的殖民地还十分落后闭塞，民风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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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新不伦瑞克的移居者很快迁至偏远地区，因为到19世纪早期这里仍有没有清理的土地，价格非常便宜。也像下加拿大的阿莱尔一样，这里的法裔农民生活孤独艰难，事无巨细都得自己动手，“自己当编织工、染工、裁缝、鞋匠和木匠”，甚至也像新法兰西时期的移民，很快忘记了在故乡的各种技能，放弃了原先祖国的生活习惯，学会了适应这里艰难的生活环境。由于雇工稀缺，即使绅士和官员也得从事耕作。效忠派靠财富和幸运建立的庄园，在19世纪很少继续兴旺。“孩子就是父母的财富，如果得到一个有大家庭的寡妇那就是交了好运”。乡村杂活占据了年轻人受教育的时间，年轻人文化水平和修养比父母一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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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民风淳朴，值得称道的事很多，几乎没有听说过发生抢劫，人们慷慨大方，喜好帮助不幸者。移居者的“狂欢聚会”像上加拿大的“邻里聚会”，帮助新移民盖房和清地，只不过吃顿饭、喝杯酒的酬谢。薪资相对较高，即使老弱者也能挣够钱过日子。英国制造品价格是在英国的2倍，弗雷德里克顿医生有时不太好意思地把干草、咸鱼或一块包好的猪肉当作诊金。木材贸易激活了当地市场，家畜、家禽价格较高，因此农民生活较好，住所舒适，必需品来自农场，奢侈品则依赖木材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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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和纽芬兰从事农业的新移民生活也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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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生活 176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城镇居民不过1/6，到1840年有所上升。这些城镇不论规模大小，都是殖民地生活的中心。殖民地官员聚集在中心城镇，城镇是新世界连接旧世界的轴心，移民、商品乃至新观念都通过这里进入殖民地，这里的报纸把英国的消息传到偏僻的乡村。1760—1840年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城镇发展的早期阶段，只有魁北克、蒙特利尔和哈利法克斯人口超过3 000人，到1840年至少已有10个这样的城镇。1821年魁北克有1.5万人，在人口数量、商业优势方面已让位于蒙特利尔，后者到1840年已有4万居民，是英属北美殖民地最发达的城市。1832年，约克（不久合并为多伦多）有1.3万人，超过金斯顿成为上加拿大最大的城镇。东部的圣约翰在19世纪30年代也对哈利法克斯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些都意味着英属北美殖民地城镇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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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镇发挥了主导作用。到1840年，法官、郡治安官、治安维持员、征税员、王室领地代理人、学校负责人以及职员已居中心城镇人口的多数。市民对本地城镇的发展普遍抱有雄心，寻求行政和运输职能改进，以促进城镇中心地位的提高，甚至为成为县城或区镇中心而竞争。金斯顿在19世纪30年代曾期待建成丽都—特伦特运河体系，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则按纽约百老汇大街修筑马路，建成100英尺宽的林荫大道。许多大路交汇处的定居点发展成为村庄，再发展成为城镇，地图上出现了很多新地名。总之，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加拿大城镇的发展比新法兰西时期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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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最终决定城市的地位。重要城市都是商业中心，且靠近水上航道，为背后广阔的乡村地区提供商业服务。每块殖民地都有自己的主要商业港口。蒙特利尔因地处渥太华河与圣劳伦斯河交汇处的传统航道上，地位超过魁北克，内陆服务覆盖了整个上加拿大，在伊利运河、圣劳伦斯河的运河体系改善、交通特别是铁路促进多伦多发展以前，一直居中心地位。蒙特利尔的法文报纸虽然继续关注法国新闻，但已将英国的消息置于首位。每个地区的中心城镇，也是如此。过去，在各殖民省城市之间很少有联系，那时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报纸上很少看到哈利法克斯的消息，即使有这样的消息，一般也在10天或两周之后。晚至19世纪40年代，以上这种现象得到了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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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城镇之外，还有低一级的镇区，人口和贸易量较少，这里的货物从地区中心运来，服务于地区市场，有时也直接从英国或西印度群岛运来商品。每个镇区有店铺集中的商业区。在更远的内地，也有店主将生意网络扩展到更远的地方，直至森林边沿。这样的店铺周围还有铁匠铺、马车店、小酒馆和磨坊。此外，这里还有收集乡村农产品的商贩、赊账服务者，这也是服务乡村社会的重要一环。通过这样的店铺和商贩，农民偶尔也能得到国外的舶来品和奢侈品。这些环节都是英国工厂、银行或商行的遥远分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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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城镇虽比新法兰西时期发展快，规模大，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仍属初期阶段，即使最大的城市，也难以与今天加拿大的城镇相比。每个城市都有码头、仓库区、零售区、时尚大街，但数量很少。各个城镇富人与穷人、商人与劳工的居住区尚无明显区分。城市管理简陋，缺乏公用设施，即使富丽高雅的多伦多国王大街，在19世纪30年代老牛拉着大车也可行走，而不到一个街区就是湖边鱼市。东边老城厢有发迹商人的豪宅，但周边都是移民或劳工的破旧小屋。城西湖滨有乔治王时代（Georgian era，1714—1830年）早期复兴的哥特式公共建筑或私人建筑，而不远处则布满简陋住宅。蒙特利尔商业区纵深5个街区，码头、仓库、旅社和酒馆相对集中；经纪人、律师事务所、零售商店、银行、保险公司及加工厂都在街区内。大商人、发货人或商务代理人一般有事务所在河边仓库或旅店内，也有住在他处三四层建筑物的顶层；建筑师等专业人员，分散居住在街区的主要街道上；黄铜铸造厂、马车修造厂、制蜡烛师等工匠店铺构成街区内界，大铸造厂或其他工厂则分布在城的东西边陲。罗耶尔山南坡仍是詹姆斯·麦吉尔、西蒙·麦克塔维什或威廉·麦吉利夫雷等毛皮贸易商家族的阔宅或地产集中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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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多伦多（18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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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早期，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明显显示出英国统治的状况：居住区被划分为两个部分，英裔少数族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商业中心，而工匠、劳工和小店主则居住在法裔居民居住区，明显反映了财富或权力分配的状况，尽管法裔投资者集中了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大部分财富，但银行业、保险业或批发业几乎为英裔商人所垄断。银行、宅邸和海关等办公楼模仿乔治王时代的古典格调，体现了英国建筑风格。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英国圣公会大教堂与伦敦圣马丁教堂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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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城镇，没有大城市中心街区的密集建筑群，同周围乡村也未明显分开，但收入、地位或宗教信仰却使家庭和个人彼此区分。人们重视细微差别，既反映在报纸上，也反映在镇区会堂或街道的改进之中，结果，强烈的地方主义渗透了日常生活。安大略湖畔的科堡就是这类“众多地方中心”的典型。19世纪20年代，科堡只比村庄略大一点，此后发展很快。由于地处安大略湖北岸正中，到19世纪30年代已成为商业和交通中心，服务覆盖面向南延伸到安大略湖西南端汉密尔顿镇区的北界。1833年，蒸汽船将赖斯湖北岸与科堡码头连接起来，有驿站马车通到约克和金斯顿，不久皇家邮政有定期邮船联系其他湖区港口。科堡因此得以快速扩张，到1837年已有磨坊、锯木厂、14个杂货店、10家旅店、4家马车修造厂、2家银行；1家保险公司还在镇上设立了代理处，还有裁缝、制革工人、家具工匠、面包师、律师、医生、理发师和药剂师，等等。科堡是诺森伯兰县的行政中心，因此，另有省邮局督察、海关征收税员各1名。科堡的建筑大多为一层半的结构板房，湖区后卫理公会的维多利亚学院的石头建筑魏然高耸，相形之下显得十分醒目。1842年，英国教会主教教区将神学院设在这里，与圣彼得教堂相连，还有一座机械学院及忠诚奥林治教派分会建筑。发财商人的宽阔宅邸和砖石建筑常冠以“新屋”、“榉树园”和“山庄”的夸张名号。这时，科堡人口才刚刚超过千人。19世纪上半期，科堡镇发展成为城市，商品和服务需求增加，手艺人、贸易商、家具及马车制造商、马车夫、行李搬运工、屠户及皮鞋匠在这里如鱼得水。贫富分化日益显著，阶层划分明显，人口聚居也明显形成种族或宗教区别。随着英国、爱尔兰裔与法裔加拿大人独特感的增强，新教徒跟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甚至演变为暴力。其他城镇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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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冲突成为城镇的主要治安问题。爱尔兰裔新教徒大多居住在乡村，天主教徒一般居住在城镇。奥兰治派与格林派的政治传统也传入加拿大，促进了派别纷争。爱尔兰移民与法裔加拿大人冲突不断，为控制渥太华谷地木材贸易中心而争斗，春季械斗常使当时称为毕镇的渥太华陷入恐怖。19世纪40年代，渥太华曾发生过爱尔兰裔与法裔伐木工的“塞纳斯之战”。1849年《起义损失法案》引起的暴乱，或1853年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加瓦奇暴乱，都是叛教神父恶意诋毁教会而引起的天主教徒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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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动和冲突也很快引起英属北美殖民地当局的重视，加速了调解。随着福音派教众的增加，中产阶级的兴起，成立改革机构，寻找解决新兴城市的问题，改善教育是重要的一环。也注意解决垃圾、水污染等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随着移民的增加，居民要求治安管理更好，以及改进下水道、自来水供应、街道照明等公用设施。反对剧院和酒馆的运动也随之兴起，蒙特利尔在19世纪20年代末的禁酒运动，很快得到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支持，发誓戒掉威士忌或朗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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