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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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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乔治·布朗与改革党对教派分校制度不满。1840年宪法允许父母送子女到政府资助的教派学校就读，并没有多少人担心，教派分离学校不仅数量少，而且正在消失。而1850年通过的新法案，改变了这一灵活的制度；依赖法裔加拿大人选票的政府，1855年又通过了扩大天主教少数派学校的法案，加上英国建立教皇主教管区，重新点燃了新教徒对天主教会的仇视。卫理公会、长老派等新教教派感到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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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对西部土地问题的不满。西部移民增长很快，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已明显看出，可用合理价格购买的土地大大减少了。居民挤进哈斯丁斯、维多利亚、西姆科、格雷或布鲁斯县等地盾边沿的地区，而这些地区虽然像今天的马斯库加、贝斯湖和百瑞湾一样，有前寒武时代的岩石、白桦、白松、蓝莓和湖泊，可以作为令人满意的夏季别墅区，却建不成农场。因此，乔治·布朗与改革党呼吁兼并苏必利尔湖以西的红河草原，以及哈德逊湾公司直至落基山的空旷土地。1854年，《环球报》就此大造舆论，说从这些地方“已经看到一个帝国”，1857年又将这一要求定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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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改革党不是要与东加拿大完全分离，也认为铁路、运河或蒙特利尔港对他们也极为重要，设想将加拿大省的两个部分建立一种类似共同市场的体制，维持经济上的联系，而同时保持社会和文化的制度差异。在1859年11月多伦多大会上，改革党已明显表示出两个加拿大分治的倾向，但改革党这些要求遭到了自由保守党的反对。约翰·麦克唐纳问道：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为什么要接受“按人口拥有代表权”，给西部82名新教议员而不是与东部平等的65名议员呢？他与乔治·卡蒂埃领导的保守党，非常倚重法裔加拿大人的选票，所以不能接受“按照人口拥有代表权”。在1855年扩大天主教权利的新法案通过后，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政治僵局迫使乔治·布朗提出分治主张，东西加拿大各自独立建省。乔治·布朗一次在立法议会上说：“我们有两片土地、两种语言、两种思维以及行动习惯，问题是能否用一种法律与行政来治理这两个政府。”1859年改革党提出的方案是，将加拿大省变为联邦，中央政府履行部分功能，而东西两个地方政府负责其他职能。由于经济相互依存，不管多么分权，联合方式还需要保存。这样，布朗就提出了在加拿大实行联邦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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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政府反对立即实行联邦制，认为未来的联邦必须包括鲁珀特地区，而现在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少数改革派甚至认为西北地区还是只“大白象”（意为还没有用处），还不宜开发定居，进行治理徒费钱财。这主要是省政府拿不出钱来。1857年，加拿大曾向伦敦提出西部土地的要求，英国政府也就哈德逊湾公司地位进行过一次调查，同意加拿大向公司购买。公司索要30万英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加拿大实行联邦制来实现统一的态度还相当冷淡。然而，人们已经公开谈论建立联邦的可能性。这相当重要，可以说为19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通过联邦运动建立加拿大自治领国家作了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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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八、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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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毛皮贸易、伐木、农耕、造船乃至政府官员的公务，构成了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加拿大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在各块殖民地的特定地区又各不相同，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以及他们与其他欧洲移民、英国新教与旧教、天主教与新教、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或威尔士人乃至白人与土著人之间都有特殊关系。他们的信仰、习俗、娱乐、文化、语言背景乃至工作方式彼此存在很大差异。从殖民地初创时期起，社会生活就丰富多彩，而英语和法语文化则给北美荒原或土著人文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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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生活 虽然英国大西洋沿海的渔民最早涉足加拿大，即早在1497年卡波特探险之后就来到纽芬兰捕鱼，但直到英国完全控制北美这大片土地后，才有渔民陆续到这里过定居生活。那时，这里既无农业，也无林业，只有渔业。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的移民，除部分从事渔业外，主要从事伐木业，而纽芬兰是典型的渔民移民的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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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渔民与以前季节渔民的生活已完全不同。由于契约或季节性劳动力市场的收缩，渔具和食物价格上涨（鱼价上涨一半而这些东西价格要涨1倍），船主的收入缩减巨大，他们越来越多地挑选亲属当船员，妻子儿女上岸照料。这样，船主逐渐变成普通渔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渔民要养活自己，还得种植马铃薯或其他农作物，养一两头猪，打猎或采摘野果、浆果，同时兼捕海豹得到少量补贴。渔民将鱼直接提供给商人，往往取代现金交易而实行易货贸易。他们的社会职业差异逐渐消失后，以家庭为中心的行业也单一化了，且具有相当浓厚的地方性和传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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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代里，家庭都转向多样性工作，每个成员要掌握各类技能，从修补渔网到剪羊毛，从加工鱼到桶装猪肉。最繁忙的季节要全家总体动员。一般也有明确的男女劳动分工，男人打鱼、伐木、干田间粗活、捕猎、修补渔网或船只，女人照料菜园、母牛和家禽，收获马铃薯和浆果，并帮助处理鱼及干草，还要照顾家务。就这样，普通渔民也仅能维持生计。1819年，一个到特里尼蒂湾旅游的人写道：“这里住房简单，只有一层，最好的装了木护板，但大部分由原木建成，里外墙都粗糙不平。”物质生活十分简陋，价格下降或捕鱼减少，就可能造成可怕的贫穷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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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圣劳伦斯湾沿海，渔民也大体如此。他们自己不能供给装备或生活用品，甚至缺乏资金，渔业也因此波动很大，极易受到损失。鱼群游向不定，气候恶劣，鱼很难晒干腌好，价格自然会波动，是这里海岸渔业经常伴随不断的困难。商人通过提前预付定款（不是秋天才付鱼钱）而建立起控制机制，这也要承担一定风险，如收获不好，渔民赖账。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渔民普遍债务负担很重。在纽芬兰、圣劳伦斯湾或新斯科舍南部海岸，这种制度使渔民家庭剩余很少，只够维持最低的消费，购买生活必需品，如糖蜜或铁器等。生活日用品一般来自国外，很少有人购买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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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同以前一样，渔业利润往往集中在控制渔业的贸易中心，即远在海峡群岛的泽西岛、圣约翰斯或哈利法克斯，而大西洋岸边的渔民家庭只能是辛苦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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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活 英国接管加拿大后，农业开发仍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各块殖民地的农业发展状况差异较大，既有开发一个多世纪的魁北克和新斯科舍阿卡迪亚的法裔加拿大人的移民区，也有刚刚开始开发的上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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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渥太华河以下的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林地，早已变为庄园制的租佃农场。农民租种的庄园制农场基本相似，面积不大，布满河南岸的谷底平原。从黎塞留河两岸的索尔、圣-乌尔、圣丹尼这3个教区，可以看出法裔加拿大农民在英国统治下的生活变化。这3个教区依次分布在从黎塞留河与圣劳伦斯河交汇处以上的黎塞留河两岸，1765年共1 750人分住的小村庄人口密集，6—12户人家紧紧围绕教堂而居。以阿莱尔一家为例子，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格雷埃米·韦恩介绍了英法转换统治前后魁北克乡村生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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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早期即英国接管新法兰西以前，阿莱尔一家就生活在圣-乌尔教区庄园一所简朴的农舍里。他家的农场沿河岸展开，宽100米，长约730米。农场后面是森林和灌木丛，可以提供柴火、篱笆、建筑材料以及大半年的饲料。9公顷土地用粗篱笆分为0.2公顷菜园、约2.46公顷草地、6公顷耕地（一半休耕）。他家的农场属于面积较小的一种，每年种植小麦（占2/3）、燕麦（约占1/4）和豌豆。据1765年户口调查，他家有2匹马、2头母牛、2只羊、2头猪，是额外的财产。1767年前后，他们有5个孩子，共7口人。与大多数邻居相比，这对夫妇境况比较困难。这里绝大多数住户都像阿莱尔家一样，只是房子大一些。阿莱尔家的房屋一边仅5米多，用平整方原木建成的简陋单间小屋，做饭、吃饭和睡觉全在里面。阁楼存放食物，孩子也睡在那里。家具非常少，尽管大多数家庭都有1张松木桌，阿莱尔家却没有。除1张大笨床和比房屋还要值钱的1个箱式铸铁炉外，就是3把旧椅子、1个松木柜、1个木餐柜、2个高脚杯、2个茶杯、5副叉子，没有盘子，只能直接从铁锅或煎锅盛取饭菜。咖啡壶、蜡烛架、碗、瓶本可从锡匠和制陶工那里购买，但阿莱尔家都是自制的。还有一些锤子、凿子、斧子、镐、小镰刀和长柄镰等简单农具。被子和亚麻床单要靠阿莱尔夫人自己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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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多数农民像阿莱尔夫妇一样，年复一年地重复相似的生活轨迹。4月或5月初开始一年的农活，赶着牛或马驾摆杆步犁出现前的北欧有轮笨犁，为播种作准备。女人在菜园里种植，照管南瓜、卷心菜、洋葱、烟草或香草，或许还要女儿相帮。然后，在田地周围竖起篱笆，修理房舍和谷仓等，还要挖排水沟。女人每天除家务外，还要挤奶、做黄油、养家禽，仲夏之时割干草储存。9月收割谷物最辛苦，每个能干活的人都要投入，大面积农场这时要额外雇人，但阿莱尔家雇不起。庄稼收完，拆除篱笆，放家畜觅食，气候允许，立即秋耕。冬季屠宰家畜备肉，也能节省一些草料。妇女要织布、纺毛做衣服或织地毯和亚麻布。1—2月在谷仓脱粒，砍柴，做篱笆，有时再清理一小块土地。拥有大农场的人家在交纳什一税后，谷物、肉及黄油或有剩余，就拿到市场上出售。阿莱尔家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剩余。早春时节还要些做枫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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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法裔加拿大人的婚嫁习俗是，绝大多数男孩20多岁结婚，几乎所有女孩也是在这个年龄嫁人，很少有不结婚的。婚事多放在农闲的晚秋或冬月举办，私生子不常见。按照现代标准，出生率相对较高（47‰-52‰），死亡率较低。死亡多因天花、霍乱、伤寒和流行性感冒以及收成不好而食品短缺所致。由于女人结婚年轻，绝大部分有很多孩子，但在18世纪晚期约1/4婴儿活不到1岁，而活过1岁后存活率一般较高，到19世纪婴儿死亡率下降。因此，下加拿大的家庭规模往往较大，一家人家8—10个孩子不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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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魁北克在1760年后由英国统治，但居民承担领主和教堂的义务并未改变。农民及其后代可以出售、转让或抵押土地，领主仍保留回收土地的权力。除年贡外，还要交纳其他苛捐杂税，买地、公共牧场、捕鱼或做枫糖都要交税。天主教什一税法定是占收成的1/26，每个安息日也要捐款，还要支付教堂每年座位租金并承担教堂修缮费用。所有这些加起来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可能占每年剩余的一半，因此居民的财富积累很受限制。下加拿大的农业落后于上加拿大，这就是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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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接管后，神职人员同领主一样仍处于社会中心地位。领主还享有教堂前面的专座以及在地方庆典时的荣耀。不过，领主对土地所有权及居民对领主的义务相对固定，领主既不能干涉农民农活，也不能决定他们日常行为，居民基本独立。他们有时也拖延交纳领地税或反抗领主权力。1840年，索尔年贡缴纳人至少欠领主9.2万里弗尔，圣-乌尔教区欠约7.1万里弗尔。农民还一再抵制教会增加的经济负担，与教堂的关系也灵活了。虽然参加弥撒、给婴儿洗礼要遵循程式，但也可以坚持宗教当局视为迷信或巫术的传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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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早期，黎塞留河下游地区法裔加拿大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大变化是人口增加很多，林地已清理完毕。大多数年轻人要在父母家附近开垦新农田已不可能了。到1831年，居民往往将土地再分成几块，贫瘠小农场很少超过14公顷，要从事毛皮贸易等季节工以补贴收入。18世纪90年代，索尔教区居民的工资收入曾带来相对的繁荣，但好景不长。1790—1831年教区人口增长超过4倍，而毛皮贸易需要的人手却减少了。3个教区全由小村庄变成小镇，人口增至1.1万人，到18世纪90年代索尔成为繁忙的造船中心，19世纪20年代又成为圣劳伦斯河岸停靠蒸汽船的港口。1815年的圣-乌尔，原来清一色的农民分别变为贸易商人和手艺人，但穷人依然占据大多数。到1835年，这个小镇已有一家酿酒厂，几家磨粉厂或锯木厂，123户人家，人口超过600人，包括商人、公证人、磨坊主、铁匠和木匠等。圣丹尼教区似乎仍保持庄园制农业特色，1831年农民每人平均有67英亩耕地，农场生产的小麦有相当多的剩余，供应蒙特利尔的市场，能保证当地家庭比较富足的生活。不过，与市场的联系也冲击了传统的庄园制度，除维持基本生活的耕地外，还生产朗姆酒、茶叶和胡椒。相对平等的继承惯例，这时也改变了，只有拥有大片土地的父母，才把土地平分给子女，他们大都倾向把整个农场传给一子，保证充分耕种，畜养更多家畜。正是这部分人的富足生活，显现了魁北克乡村的繁荣，房子比原来阿莱尔家大得多，家具也好得多，有人开始“放弃传统服饰，追求欧洲产品风韵”。但大多数农民仍较为贫困，每7个农民就有1个佃农，散工几乎占1/4，他们债务累累，到19世纪30年代歉收时，多数人一贫如洗。由于土地继承权的改变，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城镇成为工匠或工人。1765年时，黎塞留河流域9/10的家庭拥有土地，而到1831年，拥有土地者在圣丹尼已成为少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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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加拿大，移民的社会生活不同于下加拿大。下加拿大农业开发了一个半世纪，而上加拿大英国人刚接手过来，只是新法兰西的毛皮猎取地，刚开始清理林地开发农业。第一任副督西姆科上校的计划是以汉密尔顿为中心，把金斯顿—汉密尔顿—伦敦一线建成通往北美内陆的商业通道和交通主干道。加拿大移民公司也将汉密尔顿作为移民开发的重点区域。这里很快就住满了人。汉密尔顿的地理位置优越，不少抱着当乡绅梦想的富裕移民纷纷移居这里。1819年从东北英格兰德拉姆县移来的罗伯特·韦德就是这样一位移民，他已经42岁，有8个孩子，原是英格兰的成功租佃农。来加拿大时，他带着充足的资本，在安大略湖边购买了80公顷的一个农场，很快安居下来。他在新购的地产上建造了两座原木房，购进6头母牛、18只绵羊、10只猪、2匹马、1匹小马驹，很快清理出12公顷土地，一半是草地。两年后，罗伯特·韦德已在汉密尔顿拥有一个质量较好的混合农场；不到一年，又得到赖斯湖以北欧托纳毕镇的赠予地，产业有了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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