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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艾米尔·蒙塔古往事》可以看出19世纪加拿大文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讽刺和伤感，而这两大特征的杰出代表分别为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Thomas Chandler Haliburton，1796—1865年）和苏珊娜·穆迪（Susanna Moodie，1803—1885年）。前者代表了讽刺文学的传统，表达效忠派移民的思想感情；后者是伤感文学的典型，表达了上加拿大丛林区英国垦荒移民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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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娜·穆迪是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arine Parr Traill，1802—1899年）的妹妹，离开英格兰前已是两本主张废奴小册子的作者，1831年与邓巴·穆迪结婚来到上加拿大。邓巴·穆迪出生于一个富庶、爱好文学的家庭，从小接受诗歌、绘画和自然科学的良好教育。来到加拿大20年后，苏珊娜·穆迪创作了代表作《丛林的艰苦岁月》，以虚构而接近幻想的生动手法，描述了加拿大丛林“对于勤劳而曾贫困的正直体面家庭的儿子、有教养的成功绅士”意味着什么的感受。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的浪漫现实主义本质，说到“由于财政原因”，违心来到加拿大当拓荒者，满怀理想抵达罗各斯岛，憧憬着未来重新创业的美好前景。“从甲板上望去，那真是个完美的天堂”。然而，身临其境才发现上加拿大荒野的严峻，霍乱滋生，顿生凄怆之感，由热情变为失落。正如加拿大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威廉姆·纽所指出的，凄怆和热情是伤感文学主题的母体，而苏珊娜·穆迪的《丛林的艰苦岁月》的这段描写，成为这部“浪漫纪实文学”“全书的一个典型”。尽管一开始“对莽林生活缺乏能力”，“对遇到如此多的艰苦考验缺乏思想准备”，但作者还是很快适应了丛林创业的艰辛，“学会做饭、耕地、划船、建房，终于生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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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的艰苦岁月》是诞生时期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不朽之作，浪漫纪实文学的典范，表达了来到北美大陆冒险的英国千百万移民的理想，生动描述了他们遇到的冷酷现实：欺骗、敲诈、负债特别是政治腐败和土地投机给他们造成的创伤。在1852年《丛林的艰苦岁月》第一版的序言中，苏珊娜·穆迪严厉地抨击了地产投机商，说正是他们教唆轻信的中产者贸然来加拿大定居，“呸，你们这伙荒滩野地的投机分子，你们交易的是自己同胞的愚昧及盲从，数不尽的苦难折磨……你们罪责难逃！”不过，她更多描述的是，她在丛林中终日相处的移民大众，邻居的幽默、阴阳怪气、性格执拗、势利……乃至普通农民或伐木工的劳动场景，或闹新房等社会生活的生动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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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大西洋海岸殖民地现实生活的代表性文学创作，当属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的幽默系列。他在1840年出版的《寄自泰西号海轮的信件》，以及新斯科舍长老会牧师托马斯·麦卡洛克同年出版的《米菲波舍·斯特普修尔的书信》，还有哈利伯顿1853年出版的《山姆·斯利克的精辟格言与现代实例》，针砭时事，现实性极强，是这一时期3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托马斯·麦卡洛克提到，自己这部书“是一名旁观者考察时下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记录”。哈利伯顿则称他这两部书，“都是由一个世故的美国商人讲述的逸闻轶事”。这3部妙趣横生的伟大作品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变革运动的现实，表达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移民的共同心声：期盼改变家族豪门专权的世道。因此，这两位作者是大西洋殖民地改革家的代表，他们通过在当地报章杂志上连载作品，宣传和调动民众的政治改革诉求。哈利伯顿将山姆·斯利克的故事集成小说出版后，为其赢得了国际声誉，仅在19世纪就重版上百次，读者遍布欧美各地，甚至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幽默作家阿蒂默斯·沃德（1844—1867年）和马克·吐温（1835—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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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出生于新斯科舍一个亲英的效忠派家庭，先后担任过律师、法官和殖民地编史家，最后回到英国成为托利党的一名政客。他拥护保持英帝国，又主张改革帝国的殖民地机构，反对《德拉姆报告》在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的主张；敦促当局对天主教宽容，扩大普通教育体系，主张铺设铁路。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改革运动兴起之时，他就在大西洋沿岸改革派领袖约瑟夫·豪主编的刊物《新斯科舍人》上刊登讽刺小品，讽刺社会，教育民众。1835年，他在《新斯科舍人》上陆续发表《新斯科舍回忆》，其中包括山姆·斯利克的幽默故事。1836年，他出版以《钟匠》为题的山姆·斯利克故事集第一集，1838 年出版第二集，1840年出版第三集。他的作品对沿海殖民地早期人民的道德教诲、文明之风的树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讽刺故事往往针对社会道德，加以格言警句形式，寓意深刻。例如，山姆·斯利克小品中以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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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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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从不盗窃，不过占占便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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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若不令人信服，剩下的就仅是招人嘲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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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不耕种，何苦还围上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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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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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鼻子（他给新斯科舍人送的外号）指望于别人的太多，而自己感到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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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吹牛是有能耐，干到底才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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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类讽刺性警句多是针对美国人以及作者自己的东海岸同胞。哈利伯顿认为，只要“蓝鼻子们”改掉懒散习性，殖民地发展经济的问题就可解决。他钦佩美国人的机灵、勤奋和干劲，但厌恶他们爱吹嘘、自我中心的恶习。由于早期山姆·斯利克明显讽刺美国人，嘲笑“美国佬”狂妄，有人甚至认定山姆·斯利克就是美国“山姆大叔”的原型，而沃德曾称哈利伯顿为“美国幽默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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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斯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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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伯顿后期的几部作品，如《随员》（1843—1844年）、《老法官》（1848年）等，反映的是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迫于形势而进行政治改革的现实，除了要求英国改变殖民地政策外，还继续攻击实行德拉姆各项建议的“自由化政府的弱点”，实际上是指责责任政府制度。他的结论是，英国人对北美的现实无知。《自然与人》（1855年）一书“抨击那些只瞧一眼就把北美贬得一钱不值的英国佬”，他们“站在甲板上往一英里外扫上一眼，就好像已见到整个北美，其实对它一无所知”。在这里，哈里伯顿的言外之意是，只有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了解自己，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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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法官》的故事五花八门，内容各异，都是北美各地的奇闻轶事。虽然都是一桩逸闻、一篇人物素描、一个传说、一篇传奇小说乃至简短故事，但整部书的结构和主题思想明确。全书内容看似驳杂，既有各地各族移民的神话传说，也有文学传统的种种模式，但布局精心，旨在写成英属北美殖民地各族人民的一部共同的历史，表明作者刻意追求的目标，即建立统一的北美社会。哈利伯顿的作品恰在这一点上充分体现了现实性和思想性。《老法官》、《自然与人》出版时，加拿大和新斯科舍正处于改革运动的收获时期，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大西洋殖民地，内部都已兴起联邦运动，不久便转化为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大联合。哈利伯顿不愧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优秀思想家、国家与民族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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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族代言人，哈利伯顿的文学创作对丰富加拿大的语言也有巨大贡献。威廉姆·纽指出：与“把英国话奉为优雅处事或文明社会的圭臬”的穆迪夫人不同，哈利伯顿的创作风格是，“用方言去突出人物，调动乡土话的活力”。这就促进了加拿大英语尤其是东海岸民族方言的形成，对加拿大统一、国家诞生和成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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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下加拿大法语文学也以伤感文学为主调，因袭法国或新法兰西时期的旧套，明显缺乏英语文学的创新气氛和格调。英语文学伤感主义的背景是，来自欧洲高度文明社会的知识精英身处北美荒野和丛林所形成的落差，影响或制约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至于法裔文学精英的伤感基调，则是感慨异族统治的痛苦。他们以圣劳伦斯河两岸庄园的田园生活为主题，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如拉·封丹（1621—1695年）式的寓言，甚至重要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加尔诺（François-Xavier Garneau，1809—1866年）的《最后一个休伦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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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吧，命运！你凯旋之日终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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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土著人呵，你们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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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我从山顶徒然呼唤人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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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周围已是死一般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