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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直接带动了煤、铁开采，发生的连带效应随之扩大，吸引大量资金投入有利可图的交通运输事业。按《1900年铁路补助法》规定，第二条横贯大陆铁路的铁轨必须在国内购买。这使生铁从1895年的4.2万吨增至1910年的80.1万吨。1914年加拿大的钢铁工业基础确立，东西沿海省份的煤炭业也因此受益。此外，带动港口装卸量以及运河运量的增长，以及港口和运河设施的改善。苏必利尔湖的亚瑟港、威廉姆港、大湖与圣劳伦斯河航线，以及到美国纽约港的航道，都在这一时期得到整治。城市铁路、电力设施、道路、公共建筑和住房建筑等公共事业也间接受到刺激。所有这些方面，无疑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横向扩张的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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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1900—1913年一直支持经济增长的国外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撤离后，小麦贸易资金显然成为重要的补充资本，继续为高速扩张的工业化输血。建国时期草原是“野蛮的西部”，自治领的政治家在为那里的荒凉、人口稀少而苦恼。可是，经过两代人之后，西部就被改造成为一片热土，先进的资本主义农场，麦浪翻滚，人丁兴旺，一派欣欣向荣。西部小麦经济繁荣几乎持续了40多年。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小麦经济繁荣拉动加拿大经济繁荣了40多年，声称“小麦是这个年代的龙头”。确实，小麦经济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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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加拿大西部小麦经济繁荣的作用也不可夸大。以多伦多大学教授哈洛德·英尼斯为代表的大宗产品论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曾计算出小麦对国民总产值的贡献占23.6%以上，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经济史学派按计量经济学方法计算，认为贡献率不到8.4%。这一估算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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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暴露了小麦经济的脆弱性。麦克唐纳制定的“国家政策”，将草原三省设定为中央加拿大的商品市场，使其处于附庸地位。这本身就造成西部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处于脆弱地位，使西部经济包括小麦经济最经受不住打击。在20世纪30年代持续的经济大危机中，西部95%以上的市镇濒临破产。在各个行业中，农业是最早破产的行业，农场主损失惨重，陷于十分困苦的境地。在20世纪20年代农业机械化时期，农场主固定支出很高，除缴纳重税供给修筑道路、建立学校、宅地结束而地价上升等原因外，主要是大农机的投入造成农业的高成本。最初，农场主靠借贷进行机械设备投资，债务沉重。一般认为，小麦价格跌至0.3加元便不能抵偿生产成本。1928年北方1号小麦每蒲式耳售价1.03加元，1932年跌到0.29加元。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农场主的购买力就开始下降，降幅约为50%，西部2/3的农业人口要靠政府救济。1930—1935年保守党联邦政府的总理贝内特，经常收到求救信，大都来自各地农场主。1933年，阿尔伯塔一个农场主写道：“过去3年农场主与牧场主难以忍受，农产品价格一直低于成本……上周去申请救济，被羞辱不说，还像罪犯一样被带来带去。我一直住在农场，已有30多年了，准确地说，到3月就整整31年了……我一直纳税，帮助了数以百计的人们，但当我的确面临绝望时，又怎么样呢？……只是最最迫切，我才提出这个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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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场主之所以十分困苦，不仅是因为小麦卖不出去而受债务折磨，而且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危机最严重的阶段遭遇前所未有自然灾害（干旱、热风和蝗灾）的连续袭击。1929年干旱一直持续到1937年，而这一年又遇到毁灭性的蝗灾及冰雹、沙尘暴，萨斯喀彻温省农田颗粒未收。当时一位记者是这样描述这场蝗灾的：“乌云般的蝗虫怪异地从北方飞来，密密麻麻……7月下旬蝗群巨阵出现在萨斯卡通、里贾纳，一路飞过，一扫而光。路线不宽，然而就要收获的作物，只剩折断的茎秆。随后，又突发第二次袭击，后果更惨。”农场主只能靠每月10加元的食物补贴、98磅一袋面粉养活5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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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治领政府的农业边疆政策，西部草原各省长期实行出口小麦和矿产大宗产品导向经济。“1930年以前，草原省的政治家的主要目标是，在国家政策所确立的生产大宗农产品的经济环境内，改善草原的贸易条件”。这就严重阻碍了西部的工业化进程，发展不稳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旱灾中，这一政策的缺陷暴露无遗。因世界市场萎缩，小麦经济破产，草原发展几乎陷于停顿。经过这次大危机的打击，草原各省才认识到单一发展小麦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在20世纪40年代初便着手改变小麦出口导向经济的发展模式。萨斯喀彻温省经过辩论，选择了出口替代加工政策，创办羊毛加工厂、鞋厂和制革厂等许多省属加工企业，希望借助东部高运费的自然障碍乘机发展本省工业。可是，由于长期实行小麦出口导向经济模式，缺乏工业基础，不论如何努力，也克服不了小企业成本消耗高的劣势。计划局1946年承认，对本省制造业的潜力“估计过高了”，本省经济“脱离不了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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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西部各省何尝不是如此。在国家整体工业化时期，西部虽然开始了早期工业革命，如马尼托巴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水力发电、阿尔伯塔的石油开发，但西部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要等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迪芬贝克政府实行“新国家政策”（New National Policy）开发边疆自然资源时期才展开。所以，在中央加拿大地区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小麦各省一直对联邦的经济政策不满。因此，草原地区政治动荡严重，不断有左派激进政党成立，为西部利益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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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七、工业社会的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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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工业化也导致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动。同美国一样，加拿大没有固有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但同欧美一样，工业革命却产生了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对孪生兄弟，在他们的推动下，政治和社会发生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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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与市政改革 在新法兰西以及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加拿大已经产生了资产阶级。最初的商业资产阶级来自宗主国，是鳕鱼贸易、毛皮贸易和木材贸易商人。到18世纪，产生了本土资产者，即“中间人”（直译为“深入林中者”、“包运船户”）。他们是那些居住在蒙特利尔富人区以麦吉尔等人为代表的本土商人资产者。到19世纪50—60年代，在工业革命中或之后，这些商人资产者逐渐转变为工业资产阶级。属于这样的阶级转换的实例，确实不在少数。1895年后致力于草原铁路建设的威廉姆·麦肯齐原先就是木材贸易商。他将木材贸易中赚来的钱先后投资于经营磨房和木材加工厂，后来又转向铁路投资。1891年他在多伦多参与创立斯尔特铁路公司，1899年又投资成立布拉斯康工业公司，到1915年修成跨越东部沿海3省的哈利法克斯—维多利亚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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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商业资产者转而投资制造业和铁路建设等外，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工匠和师傅中，也产生了加拿大第一批企业主（如奶酪和农机等企业主）。在工业革命初期，农机制造业者或奶酪业者大都从旧时工匠、作坊主甚至牧场主转变而来。例如，坐落在汽车制造中心奥沙华（Oshawa）的麦克劳克林通用汽车分公司，就起源于早期麦克劳克林家族的马车制造业。1907年，这个家族的老二创立了最早的加拿大汽车公司，后又在1918年与美国通用公司融合，成立通用汽车分公司。加拿大最大的饮料公司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约翰·莫尔森是1782年从英国移民到加拿大，4年后在蒙特利尔购买了一个酿酒小作坊，不久开始创办自己的家族企业。最初，他们用酒厂赚来的资金经营蒙特利尔到魁北克城的汽船航运，然后与新法兰西时期创立的殖民地第一家铸铁工厂莫里斯铸造厂合作，生产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轮船，在三河城铸模，在蒙特利尔组装。这个家族也向其他行业包括金融业扩展，并参股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一条23英里的圣劳伦铁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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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像发明电话的贝尔这样的发明家或工程师转变而来的企业家，贝尔既是美国也是加拿大的企业家，在两国拥有工厂和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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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企业产生和成长的历史反映了加拿大工业化的艰难历程。他们完全是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有多少新兴工业就有多少这样的产业资产者。“工业化在社会关系方面引起的变革，就是从制造业、建筑业与交通运输业中的技术、管理职业中涌现出经理、董事之类的人物，同银行家、厂主、律师和工程师等一起，构成住在城里的工业化社会的贵族新财阀”。当然，还有与他们相辅相成乃至对立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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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加拿大的资产者新贵（haute bourgeoisie）往往追求贵族气派，但是为了自身利益，也希望经济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在加拿大自治领工业化社会逐步形成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中产生了相当多的改革家。他们意识到工业和城市的无序带来的恶果，关心工业社会初期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希望治理解决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强烈呼吁改革市政和改善生产与生活环境。于是，他们领导了最早的市政改革。企业主和经理们知道，没有足够的下水道、卫生系统、合适的住房、公园和学校，城市永远也不会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健康劳工队伍。因此，他们常常领头为工人的劳动安全或卫生健康呐喊，要求城市政客制定措施改进公共设施，整治卖淫嫖娼以及非法销售酒精饮料等社会恶习。为了根除市政腐败，他们甚至还提出将城市铁路和发电厂等少数私有企业置于公共控制的激进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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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平民主义”的最大成就是推进安大略水电系统的公有制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是由香烟盒制造商转而从政的亚当·拜克。他联合商人、企业家、劳工领袖、教会人士甚至鼓吹公共所有制的宣传者，提出将电力这样由私人垄断的行业转归政府经营管理。1905年，亚当·拜克加入安大略省保守党政府，公有制运动取得了胜利，5年后公共所有制变成了现实。被排挤出电力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曾指责“安大略水电”实行社会主义，但大多数选民拥护这种变革，因为这种变革能够更好地保证廉价电力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方便居民的生活。这一时期工人阶级还不具备这样的力量，甚至取得选举权还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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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与工人运动 大体上，加拿大无产阶级也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与工业资产阶级同时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在19世纪50年代，工业革命首先从衣料和食品等行业特别是纺织等涉及人们生活的产业中开始，而这些企业大多集中于圣劳伦斯河或渥太华河河谷的众多小城镇里。加拿大最早的工人阶级就产生在这些小城镇企业里。1881年安大略47%的棉纺工人为小城镇棉纺厂所雇佣，例如，1876年在安大略与魁北克交界的康沃尔建立的加拿大棉纺公司，是自治领最大的纺纱厂，雇佣350名工人，1887年分为两个公司，工人增加到1 200人。工人大都是来自周边教区的农民。到19世纪50年代林地开垦完毕后，黎塞留河岸3个教区的农民，一般将农场交给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多数进入城镇谋生，其中绝大多数当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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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90年代，衣料和食品产业主要集中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钢铁和冶金工人集中在多伦多或汉密尔顿。那时，汉密尔顿是铸铁、机器制造和缝纫机生产中心。与早期纺织行业的工人相类似，这些行业的工人起源也大体一样，一般要经历19世纪50年代以前在多伦多和汉密尔顿等地各类工匠组织中当学徒和帮工的过程，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此后，这些帮工和学徒甚至也有不少工匠师傅流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都是工业化后工人阶级的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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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多伦多古德翰暨沃茨酿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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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9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开始后，无产阶级队伍又不断得到来自英美或欧洲等一批批移民的补充。他们有的在移居加拿大以前在祖居国就是工人，但大部分是祖居国农业革命中破产的自耕农民中除去进城镇当工人的剩余部分，破产后来到殖民地当了工人。作为殖民地，加拿大单凭自身的破产劳动者是满足不了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只能依赖海外移民补充。由移民补充产业大军，是加拿大工业化道路与英国或西欧工业化又一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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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英国的工人阶级一样，加拿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开始于工业革命初期，即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当时，已经有了工会，只是早期的工会仍残留着旧时行会的特征。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现代生产关系及剥削制度的工厂尚未产生，1859年建立的安大略翻砂行业工会是加拿大现代无产者组织的开端。参加工会者多为手艺能经受住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考验的印刷工和司机等工匠师傅，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无产阶级。斗争手段也仅局限于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或提供集体庇护，等等。处于工业革命初期的社会关系转折时期的工人，也像其他许多阶级一样分为阶层，有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劳工之分，因而还不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直至19世纪70年代，工人逐步开始组织加入以安大略为基地的行业工会，1872年还举行了争取9小时工作日的罢工。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革命深入发展过程中，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际行业工会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进入安大略之后，出现了容纳包括小商贩在内所有行业劳动者参加的工会。工人斗争不仅为了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还争取工会得到官方承认。1886年抗议多伦多电车公司的罢工斗争，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公司总裁、参议员弗兰克·斯密斯威胁工会会员将不被雇佣，引起了这次罢工斗争。在这次罢工斗争之后，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最终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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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进入加拿大后，工人运动形成了全国规模。在世纪之交，加拿大工人加入工会已超过2万人，但60%是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下属组织。1902年，美国劳联的附属组织控制加拿大行业劳工联合代表大会以后，只有极少数工人加入独立的加拿大工会组织和魁北克天主教工会，更多的工人仍然游离于工会之外。造成美国人控制加拿大工会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参加美国工会的工人返回加拿大，美国资本和企业进入加拿大办厂，工人要争取与边界以南工人相同的地位，等等。在这一时期，工人罢工比较频繁，几乎遍及各行各业。几次著名的大罢工斗争，分别是魁北克河谷棉纺工人、布雷顿角和温哥华岛的煤矿工人、大干线铁路工人、贝尔电话公司的接线员举行的罢工斗争。为了对付这样的罢工斗争，当局往往要动用军队才能够迫使工人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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