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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的使用是另一个变化标志。邓洛普充气轮胎自行车时髦而安全，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很快就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代步工具，它比马车要快捷和便宜，街道不再到处是马粪，气味弥漫。这是普通民众最明显感受到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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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引起的社会变革更大。远途旅行改乘火车，方便、快速、舒适，无可比拟。从哈利法克斯到特鲁罗原来肮脏的道路两边，每隔几英里就有小客栈，为马加料、为人提供啤酒、供人马休息的场景渐渐消失了踪影。哈利法克斯、多伦多、圣约翰、魁北克、蒙特利尔和汉密尔顿等铁路沿线的城镇生活步伐越来越快。1872年，乔治·布朗的《环球报》已有一半销到多伦多以外，在1876年早班特别火车就将当日报纸送到汉密尔顿。铁路创造了全新的市场，许多新产品广泛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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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对市政建设和交通也提出了要求。蒙特利尔和哈利法克斯等旧城市中心兼并邻近的农业地区或工人聚居区后，市区向郊外扩展。20世纪头10年，多伦多在西边和北边建立了新区；蒙特利尔出现了梅松纳夫（Maisonneuve）新区，沃德工人聚居区的人口1900年增至1.2万人。各个城市边缘开发地带与市中心工厂和办公场所之间的交通由电车解决。每座城镇都自夸其拥有最好的市政设施、最低的税收和最健康的劳工队伍等。温尼伯人吹嘘自己这座城市是“加拿大的芝加哥”，蒙特利尔梅松纳夫新区居民称这里是“加拿大的匹滋堡”。这里有3条国家铁路通过，电力营运系统先进并与贯通市区的电车连接，海运设施在整个自治领国家也无匹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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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的创建者梅松纳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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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城市化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对于市政政客来说，进步意味着发展，他们常以减税、资助、廉价能源、有轨电车线路、健康的劳工队伍、住房、学校和公园为诱饵引进新兴工业，从而也滋生了腐败。他们直接从出售空地、工厂建设和地产开发中获利。随着城市的日益扩展，劳工阶层能买得起的住房一直短缺。1904年一份报告说：“几乎找不到适合一家人居住的空房子，在许多情况下，一所房子住好几家人家。”1901—1911年，总共建造了40万套住房，仍不能满足需求。工人对工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贫穷人口栖身之所几乎不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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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的技术革新，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工厂不再需要经过15—20年学徒才掌握技能和经验的工匠，而是简单的操作工。19世纪4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工匠变为80年代工厂的工人，日益程序化的工作非熟练工人甚至童工即可掌握。一个14岁名叫泰奥菲尔·卡隆的熟练卷烟工，11岁开始学徒，经过3年成为工匠，但工厂制生产将他变为熟练卷烟工，原来的自豪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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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生活状态的变化。工业化改善了国家福利事业，1900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少，按这年一加元购买的布来计算，提高了25%以上。然而，工厂制却造成了这个新生阶级的贫困。在19世纪80年代，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法律都禁止12岁以下男童工、14岁以下女童工；新斯科舍规定男童工至少10岁，12岁以前一周工作不超过60小时。但这些法律规定全都没有强制执行。工厂由监工执行劳动纪律，工人些许违规即被关进工厂监狱。在新不伦瑞克弗雷德雷克顿东北的玛丽维尔小镇，这里每天听哨声起床、上班、喝茶和午饭，10小时后听哨声回家。随着技术变革，大量使用机器，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强度加强。以制鞋为例，19世纪40年代一个鞋匠每日缝制两双鞋子，19世纪80年代引进制鞋机，日产上百双鞋子，产量急增，价格下跌，雇主随意降低工资，造成更多的人失业。人们在流入城市前一般期望很高，然而相比在农场，基本上不能自给自足，而是要购买产品和服务，一旦找不到工作，困在城里，面临的是高房租；有病就更加糟糕，在农场还有人照顾，而在城里没有工作就没有任何保障。新开发地区的工人比中央加拿大还要贫困。当时温尼伯北区的工人，“住房只有单间、单坡顶，家具是脏兮兮的两张床、一块板、一个炉子、一条长凳、两把椅子、一张桌、一桶泡菜。两家人家住在一起，女人邋里邋遢，赤脚而裸露半身。孩子耷拉着鞋，婴儿裹在包里放在墙角一个悬吊的麻袋布摇篮里……摆上桌的晚饭是每人一碗热土豆、一块发黄的面包和一瓶啤酒”。尽管如此，人们仍从农场不断涌入城镇，宁愿以自由的农场劳动交换工厂紧张而艰苦的工作，因为至少能够得到一份现金报酬和周日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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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无论是城市工厂，还是乡村农场，冬季都是劳动淡季。工人在结冰期一般要面临被解雇，在最需要钱为家庭购置衣物、取暖柴炭时，或是工资被降低，或是失去工作，生活更加困苦。在殖民地时期的农业社会，冬天是乡村的社交季节，而今在城市则是工人的严酷季节，甚或中产阶级也无法防备灾害、疾病或事故。大多数工作是季节性的，人们缺乏任何失业保险或医疗保障。1913年，一个5口之家一年需开支1 200多加元，一个非熟练劳工挣不到。女工和童工比男工工资低得多，但男工工资也因他们的大量存在而被压低。当时蒙特利尔的一份调查材料写道：一个贫穷工人之家，食品杂物费用增加了11加元，在偿付7加元时，主妇病倒了，丈夫希望延期偿还剩余的4加元，法庭拒绝，还要外加15加元的诉讼费，结果财产被抵押，丈夫自杀。19世纪80年代乡村诗人阿奇博尔德·兰普曼（Archibald Lampman，1861—1899年）的诗句反映了工人的这一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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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怕邻居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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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歌喉嘶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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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漫长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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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死亡或自由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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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艰辛、工资低、住房拥挤、生活水平低下，这些还不是困扰城市工人的所有问题。缺少卫生设施、干净水、公共健康、教育、公园和娱乐设施这些工业社会早期就已存在的问题，现在则更加严重，因此造成儿童的高死亡率，加上传染病，死亡人数惊人。1911年，多伦多每千名不到一岁的婴儿，就有11个死于传染病，44个死于消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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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业移民的艰辛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西部开拓早期，来自东部的移民将家乡生产和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主要栽种谷物，雨水充足的地方栽种大麦和燕麦，但不宜栽种蔬菜和水果，所以移居萨斯喀彻温省的东部人怀念尼亚加拉的梨、桃、苹果和浆果。一般人家这时还会保持在东部居住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如炉子上炖锅里总炖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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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东部一样，西部开始工业化后，劳作和生活方式也迅速发生了变化。按麦克唐纳“国家政策”设定的目标，向西部移民以满足东部工业革命的需要，无论是来自东部还是欧洲的移民，劳动和生活都要与这一目标相适应。在160英亩（65公顷）居住耕地上，小麦必须赶在雨水、冰雹或霜冻前收割，人们往往黎明前起床，天黑才回家。妇女与男人一样5点钟起床做早饭，早饭后就立即收拾土豆，准备午饭，就这样一天天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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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也像商人一样考虑生产成本，关键是将160英亩谷物很快转变成现金，以换取生活必需品以及生产工具或机械，还要留一些作为积蓄。1881年，约翰·弗雷泽自苏格兰爱丁堡来到马尼托巴布兰登，用2 000加元购买了太平洋铁路的半块黑土地（80英亩），用40英亩（16公顷）分别种小麦和燕麦，亩产约20—30蒲式耳。比别人幸运的是，他躲过了1883年9月袭击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的霜冻，原来投资的2 000加元不到两年增值到4 500加元。但是，大部分草原移民一开始大都艰难困苦，尤其是来自东欧被称为乌克兰农民的移民，最为贫苦。他们来到加拿大初期，缺乏技术，还存在语言障碍，一般要干几年采矿、筑路、建房或伐木工作，工作时间长而报酬低，住在寒冷的圆木房里，虫叮蚊咬，成为西部最贫苦、最受剥削的所谓“简易屋人”。他们拼命挣钱，为了购买农具和家居物品，特别是能够购买一头耕牛、一头奶牛、些许种子，至少要250加元，住所比草房好一点的，再需600—1 000加元。一些移民来到新兴城镇，寻找的工作不稳定，好在能与家人住在一起。他们居住在像温尼伯北部的贫民窟里，多半几个家庭合租一所居屋。贫民窟比工棚好不了多少，那里拥挤、肮脏、酗酒和卖淫等现象司空见惯，经教会努力救助才部分好转，子女偶尔有机会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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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样艰辛，农业定居区新移民的境况或许好一些，危难时可以依靠移民乡亲相互帮助。由于语言相同，他们也可打发寂寞的异乡生活。东正教会也会帮助乌克兰农民适应新的环境，在西部草原至今还可看到许多乌克兰农民聚居区洋葱头状的教堂。当初，这是东欧移民的精神寄托之所，尤其是在初期，很多移民要寻求教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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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改革 19世纪后期，教会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即科学和历史的进步，达尔文主义对圣经的严厉批判使教会处于防守地位。工业社会初期的不公正，向教会提出了笼络教众尤其是工人教众的社会使命。新教领袖开始赋予基督教以“社会福音”的内容，企图把基督教改革成为人间的“上帝王国”。温和派强调通过社会改革重塑社会的基本需求，提出工业安全、公共健康立法、禁止酿制和销售酒精饮料、取缔童工和卖淫、移民“加拿大化”、妇女选举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新不伦瑞克的亨利·哈维·斯图尔特、多伦多的詹姆斯·辛普森、马尼托巴的“政治平等会”等新教改革者，都接受了社会基督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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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起，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完善适合新兴工业社会秩序的传教信条，20世纪的“工人教皇”利奥十三的声明，对魁北克和英语天主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工业城镇教区的神父鼓励改组天主教工会和信用工会。亨利·布拉萨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同基督教改革主义、社会福音派或社会天主教主义合作，致力于在保护现有制度和信仰前提下的工人解放事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级和地区等的反抗运动进入了10年活跃期。清教伦理开始关注酗酒问题、外国移民的盎格鲁—撒克逊化、守纪劳工队伍的培养，等等，多种期望一起促进了战时最大的改革要求——禁酒运动，但没有成功，因为政府要推动旅游以增加美元收入。酒业非法批发，“走私酒在全省各地流通”，医生越来越多地为小病开酒精处方也起到了破坏作用。为了增加税收，有的省禁止市场销售，代之按政府规则销售，1930年仍在禁酒的省份只剩下爱德华王子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家主张禁酒是一项社会改革，但政府销售酒精饮料资助其他改革项目，让一些鼓吹禁酒的新教改革家十分失望。但反禁酒的势力也在增强，1925年新斯科舍一份调查报告说：“私人酒贩以商用小汽车运酒，仅关闭酒吧、沙龙对限制总体消费不起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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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后，工业社会所特有的宽容和调和精神也影响了最保守的社会机构和教会的改革。组织自由派新教最成功的一项改革事业是实现教会联合，1925年6月美以美派、公理会派和长老派联合，组建加拿大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of Canada）。一些长老派教徒认为，这是只求形式而不顾教义正统，联合太过匆忙而没有参加，而是在乔治·皮金（George Campbell Pidgeon，1872—1971年）的领导下组成新教会，约有200万信徒参加。罗马天主教大约有400万教徒，英格兰教会与剩余长老派另外组成最大的一个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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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20世纪20年代新旧宗教和观念的冲突也很激烈。1917年，年轻的牧师、律师和记者组成的传统精英在莱昂内尔·格鲁尔（Lionel Groulx，1878—1967年）神甫兼历史学家的领导下创办《法裔人行动月刊》，倡导历史是教义之源的思想，认为可以引导法裔加拿大人进入人间天国，魁北克人在那里能够脱离英裔加拿大人的控制。他虽批评鼓吹魁北克从加拿大分裂出去，但号召法裔重视教育，准备作为“上帝公开计划”而采取行动。欧内斯特·拉普安特（Ernest Lapointe，1876—1941年）在渥太华对自由党政府具有较大的影响后，莱昂内尔·格鲁尔的影响才部分被消除。1927年庆祝自治领联邦60周年时，莱昂内尔·格鲁尔也承认加拿大虽受“多种解体细菌”感染而贫血，但仍可通过改革而复活。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就暂时停歇了。布拉萨的温和民族主义运动对这位曾是布拉萨民族主义的信徒也有影响。布拉萨指责《法裔人行动月刊》混淆宗教与民族主义的界线，号召魁北克人拒绝极端民族主义，支持泛加拿大运动。布拉萨设计了二元文化，希望借此最后实现魁北克自治。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以及麦肯齐·金部分采纳了布拉萨的思想，可以说挖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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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内尔·格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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