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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运动 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具革命性历史意义的莫过于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女权运动是特别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改革基调往往依据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天主教对女性的约束是中世纪专制的最后残余。新教改革运动提出解放妇女，从而点燃了妇女运动的火花。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去美国学习的第一位妇女医生斯托·埃米莉是妇女解放的先知先觉者。她在19—20世纪之交与女儿奥古斯塔·斯托-格莱恩一起，最早开始为妇女选举权和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呼吁。稍后，女权主义者内莉·麦克朗也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和“上帝的母性要求”。到19世纪50年代，又先后出现了“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青年妇女基督教联合会”和“加拿大妇女全国协会”等组织。多伦多记者、女权主义者弗洛拉·麦克唐纳·戴尼森（Flora MacDonald Denison，1893—1975年）、西部农业记者科拉·欣德、马尼托巴的姊妹记者利莲·B.托马斯和弗朗西斯·贝农、1916年英帝国首位妇女警察局长、阿尔伯塔省作家埃米莉·默菲等，无一不相信妇女对激发社会道德有着特殊的作用。他们提出了广泛的改革计划，第一个目标是妇女平等选举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妇女加入劳动大军，这一要求得到了实现，尽管只是部分的。1916年，马尼托巴省第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除魁北克外，其他各省纷纷效仿。在1917年联邦大选期间，一些妇女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新选举法进而将这一权利扩大到所有成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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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后的魁北克，法裔加拿大的妇女运动也受到社会天主教主义的支持，但道路不同。主导的天主教会顽固地反对给妇女选举权。玛丽·拉克斯特·热兰-拉若瓦（Marie Lacoste Gérin-Lajoie）等先进的法裔加拿大妇女只好首先致力于提高妇女的法律地位以及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斗争，部分教会组织也为不愿意结婚而参加工作的女性提供选择，修女常同世俗姐妹一道，为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而奋斗。同英裔加拿大女性一样，法裔加拿大女性在1918年也得到了联邦的选举权，但可笑的是，20世纪30年代还要为争取省内选举权而努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裔加拿大妇女才获得省内选举权。加入“利沃特的罗西”的女工行列的人急增，不仅因有工资而经济地位得以改善，也取得了部分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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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拉克斯特·热兰—拉若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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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斗争 在工业化时代早期，自治领政府还没有确定文化和宗教政策，一般假设将移民同化于英语主流社会。1908年，美以美教的《传教展望》表示：“如果从北美这片大陆将要产生一个优等种族、一个被上帝用来完成他的工作的特别种族，我们对现在成为同胞的这些国民有什么责任呢？来到这里的许多人，名义是基督教徒，效忠于希腊、罗马天主教教会，可是他们的道德准则与信仰远远低于自治领的基督教国民……我们有责任翻开圣经欢迎他们，并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准则和信念灌入他们的心灵。”一些志愿者组织帮助加快同化进程，新教传教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以美派、长老派、安立甘派或救世军教派都建立了特别“国内传教团”的分支机构，对“外来人”灌输新教教义和加拿大主义。温尼伯的全民教、阿尔伯塔帕坎的麦克道格尔纪念医院和边疆学院的民族主义者都在努力促进新移民的加拿大化。学校实行强制英语教学，但明确的一个事实是，加拿大现有的人口还没有多到吸收每年新到移民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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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世纪早期的民族语言纷繁复杂，但至少颜色几乎划一了。土著人被圈居在保留地，除新斯科舍、蒙特利尔以及南安大略的少数聚居区外，黑人在各处都被拒之门外。中国人、日本人甚至印度的帝国臣民进入自治领受到严格限制，1907年温哥华还爆发了敌视亚洲人的骚乱。为了建立“强大、自由及真正的北方”国家，甚至南欧人也不受欢迎。即使像温尼伯“全民教”创始人伍德沃斯对种族马赛克化特别同情的人，也主张对“南欧患病、犯罪的意大利人”要加以区别对待。这一时期加拿大还不是民族马赛克，坚持几乎同美国一样的民族大熔炉的同化政策。实际上，有两个截然不同种族等级：一是本土出生的法裔和英裔加拿大人、北欧的“白人”移民，从事的是有技术、高工资的职业；二是“迟钝”的“外国人”，只能从事肮脏繁重的工种。英裔加拿大人较少程度也包括法裔加拿大人始终是主流族群。在城市化地区，种族与阶级的界线是重合的，而常将新移民与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特别分开，绝大多数城市都有温尼伯北区、多伦多“沃德区”或蒙特利尔“山下区”这样遭受歧视的“外国人”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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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速度加快之后，移民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族群的大量涌入，导致语言一体化的任务更为繁重。在魁北克以及其他各省的法裔聚居区之外，公共教育制度被设计成将新移民同化于英裔主流社会的主要工具，结果魁北克以外的法裔社会在文化和宗教政策上受到了较大的伤害。马尼托巴省在1897年允许使用多种语言教学，即便在安大略，对低年级学生使用法语教学也很早被接受了。1905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建省时，只规定了天主教学校及法语使用的有限条款，即便这样的条款，也在1918年作为学校一系列“改革”内容被取消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种族关系紧张，法语教学被视为特权而取消。除魁北克以外，加拿大似乎将成为一个英语国家。最终，这激化了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的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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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尼托巴学校问题”产生时，英裔与法裔的文化冲突即已开始。自治领第四任总理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John Sparrow David Thompson，1845—1894年）去世不到两周，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将“马尼托巴学校问题”强加给新上台的麦肯齐·鲍威尔（Mackenzie Bowell，1823—1917年）政府，但新教的马尼托巴省政府、代表罗马天主教的圣波尼菲斯大主教亚历山大-安东尼恩·塔谢（昔日劳雷尔的导师）及其后任阿代拉尔·朗之万（更加极端）都拒不接受。阿代拉尔·朗之万（Adélard Langevin，1855—1915年）在1870年作出规定，马尼托巴天主教徒享有建立教派分离学校的权利；马尼托巴新教徒1890年认为，多数人同意就可以废除过去的决定，双方都采取了极端立场，不愿妥协。最后，下院议决推给法院，而两级法院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裁决。最高上诉法院（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裁定是：第一，马尼托巴有权废除允许天主教学校的立法；第二，马尼托巴天主教徒有权向自治领联邦政府上诉重新恢复被废除的法律。一次裁决，两条对立的文字，造成联邦与省两级政府之间无所适从。联邦议会难以定夺，而麦肯齐·鲍威尔又软弱而死板，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保守党在1896年6月联邦大选中失败。劳雷尔执政后，声称要像伊索寓言的旅行者那样，通过灵活而光明的手段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好不容易才平息了这场文化与宗教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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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代拉尔·朗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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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托巴学校问题表明，即便在工业化社会里，法裔与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基本宗教与文化观念的分歧仍不能被忽视。从1760年征服以来，魁北克人虽已历经四五代人，但民众的记忆似乎还不那么遥远。19世纪80年代的法裔加拿大诗人、剧作家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Louis-Honoré Fréchette，1839—1908年）还记得他1855年15岁时站在父亲身旁的情景：父子两人注视着第一艘上溯圣劳伦斯河的卡普里修斯号法国战舰，父亲饱含老泪，手指着船上飘扬的法国国旗，说道：“儿子，那是你的国旗！那是你的祖国！”随后，诗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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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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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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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岸边涌起了如潮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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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喜悦失去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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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迷失婴儿重新找到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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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眼含热泪将孩儿拥在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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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强烈的民族情结。到19世纪90年代，法裔人口增长较快，作为法裔加拿大人割舍不去的这种法国情感意识也在增强。英裔加拿大人不完全相信在一个国家可以说两种语言。那时，加拿大人还没想到双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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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3年，文化冲突再起。安大略法裔人口的增长引起奥兰治派的恐惧，担心他们这个新教省份会受到威胁，说英语的天主教徒也开始出现法语不久可能成为教会主导语言的忧虑。于是，两股平日敌对的势力一起给省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安大略省的学校中限制使用法语。为了改善安大略法裔学校的标准，尤其是为了提高那里英语教学的水平，省教育部1913年颁布通告，即广为人知的《第十七号法规》（Regulation 17），限制法裔安大略人使用母语接受教育。20世纪20年代将担任该省总理的霍华德·弗格森（George Howard Ferguson，1870—1946年）是一名奥兰治派，他宣称：“双语制鼓励种族孤立，会在年轻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的种族优越感，也与构成我国人口的各民族融合的现实相冲突……美国是只承认一种语言的国家，学校制度的实践证明，我们这种制度是明智的。”这番言论遭到了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法裔加拿大人的愤怒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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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是，这个学校语言问题与1915年征兵问题搅和在一起，变为英裔加拿大人指责法裔加拿大人不愿为国家尽力的理由。两个主流民族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法裔加拿大人温和派领袖亨利·布拉萨声称，真正的战争不是在欧洲，而是在安大略。更为严重的是，自由党1916年年初将问题提交议会，党也按语言分裂，安大略自由党与联邦的自由党决裂。法裔加拿大人指责说：法语不仅在安大略受到蔑视，在军队中也处于劣势，除在刚刚组建的陆军营外，英语仍是主导语言，军事指挥也使用英语，几乎没有说法语的军官。法院再次裁决争端，仍不利于法裔的诉求。教皇甚至出来呼吁加拿大的天主教徒要冷静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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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已造成国家难以弥合的分裂，1918年年初在魁北克甚至发生了零星的骚乱，调来军队防范。一个模糊的分裂主义法案提交魁北克立法议会，虽在表决前被搁置，那只是在等待战争结束。其实，这预示了加拿大两种语言和宗教的文化分歧并没有因工业社会到来而消失，相反，分歧更加严重了，以致后来在80年代魁北克就独立问题进行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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