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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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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岸边涌起了如潮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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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喜悦失去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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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迷失婴儿重新找到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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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眼含热泪将孩儿拥在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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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强烈的民族情结。到19世纪90年代，法裔人口增长较快，作为法裔加拿大人割舍不去的这种法国情感意识也在增强。英裔加拿大人不完全相信在一个国家可以说两种语言。那时，加拿大人还没想到双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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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3年，文化冲突再起。安大略法裔人口的增长引起奥兰治派的恐惧，担心他们这个新教省份会受到威胁，说英语的天主教徒也开始出现法语不久可能成为教会主导语言的忧虑。于是，两股平日敌对的势力一起给省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安大略省的学校中限制使用法语。为了改善安大略法裔学校的标准，尤其是为了提高那里英语教学的水平，省教育部1913年颁布通告，即广为人知的《第十七号法规》（Regulation 17），限制法裔安大略人使用母语接受教育。20世纪20年代将担任该省总理的霍华德·弗格森（George Howard Ferguson，1870—1946年）是一名奥兰治派，他宣称：“双语制鼓励种族孤立，会在年轻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的种族优越感，也与构成我国人口的各民族融合的现实相冲突……美国是只承认一种语言的国家，学校制度的实践证明，我们这种制度是明智的。”这番言论遭到了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法裔加拿大人的愤怒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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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是，这个学校语言问题与1915年征兵问题搅和在一起，变为英裔加拿大人指责法裔加拿大人不愿为国家尽力的理由。两个主流民族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法裔加拿大人温和派领袖亨利·布拉萨声称，真正的战争不是在欧洲，而是在安大略。更为严重的是，自由党1916年年初将问题提交议会，党也按语言分裂，安大略自由党与联邦的自由党决裂。法裔加拿大人指责说：法语不仅在安大略受到蔑视，在军队中也处于劣势，除在刚刚组建的陆军营外，英语仍是主导语言，军事指挥也使用英语，几乎没有说法语的军官。法院再次裁决争端，仍不利于法裔的诉求。教皇甚至出来呼吁加拿大的天主教徒要冷静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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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已造成国家难以弥合的分裂，1918年年初在魁北克甚至发生了零星的骚乱，调来军队防范。一个模糊的分裂主义法案提交魁北克立法议会，虽在表决前被搁置，那只是在等待战争结束。其实，这预示了加拿大两种语言和宗教的文化分歧并没有因工业社会到来而消失，相反，分歧更加严重了，以致后来在80年代魁北克就独立问题进行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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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170630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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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十、土著人空前凄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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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的红河起义（Red River Rebellion）通过马尼托巴建省和平解决，暂时平息了梅蒂斯人的不满。在马尼托巴建省后，为了加快统一，自治领政府加速铁路建设和移民，以加快草原的农业开发。这样，土著人千百年来传统的狩猎生活彻底遭到破坏，真正灭绝性的灾难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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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西北骑警 1872年自治领颁布《西北土地法案》，19世纪80年代初太平洋铁路穿越平原地带，东部白人随之迅速移入，1885年已有2万多人，几乎与克里人、黑脚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和阿西尼本人合起来的2.5万土著人口相当，而且还会很快增加。为了保证移民有土地可分，1871年联邦政府将《印第安人条约》强加给土著民族，设立保留地，同时大规模掠夺他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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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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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副督亚历山大·莫里斯（Alexander Morris，1826—1889年）强烈要求下，1873年建立了西北骑警（North-West Mounted Police）， 1874年麦克劳德（James Farquharson Macleod，1836—1894年）在阿拉伯塔南部建立了麦克劳德堡（Fort Macleod），并在1877年被任命为西北骑警的长官。1874年秋天，西北骑警从马尼托巴到达阿尔伯塔南部，表面上是为了驱赶毒害黑脚人的美国威士忌私酒商，实际上是为了防范土著人的反抗。19世纪60年代，草原已几乎看不到大群野牛，80年代早期野牛群消失了。不久，渥太华政府允许草场出租，饲养家畜，这对白人是建立基业，而对土著人，无论是梅蒂斯人还是其他族群，则表明苦难即将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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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骑警与东部的类似机构截然不同。东部的制度引自英格兰，执法方式运转得很好，因司法制度非常地方化，执行的实际上也是公法，遇到社会危机就征召民团，但不常见。苏必利尔湖以西未开发，不稳定，显然不可能将东部这样的法制搬过去。哈德逊湾公司曾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在1869年路易·瑞尔占领加里堡时，实际上已经瓦解。1846—1848年、1857—1861年英国有军队驻扎红河，没有发生过问题。马尼托巴建省后，自然要执行地区法律，但麦克唐纳及西北地区对路易·瑞尔领导建立的梅蒂斯人马尼托巴省并不放心，因此决定设立西北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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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骑警在权力和纪律上与英国任何执法机构都不同，既不像英国警察，又不像法国警察，而是像爱尔兰警察或法国宪兵。根据加拿大民团团长罗伯逊—罗斯上校的建议，使用英军正规军军服的颜色，即猩红的诺福克上衣，一条下蓝上红的彩线；蓝色代表背弃诺言，红色代表庇护公正。虽说西北骑警是为了管理移民，但明显也是为了防范西部土著人可能的反抗，以保证自治领的领土扩张。西北骑警集警察、士兵和执法官三种执法职能于一身。警察抓捕罪犯，交给警官审判，而这两种权力结合不至于滥施，只能依赖于警官和警员本人的诚实和公正。按麦克唐纳的主张，边疆遥远，司法不必拘泥于英国传统。他曾说，这一制度是临时性的，建立省级代理机构后，骑警就不再发挥这种作用。可是，到1905年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建省时，两省请求劳雷尔政府继续保留这一司法制度，所以仍然保留。可见，西北骑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监视和管理土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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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土著人的新灾难 1870年马尼托巴建省法案满足了梅蒂斯人的要求，但几乎在法案通过的同时，他们就面对被欧洲移民淹没的残酷现实，写在法案上的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1870年他们迁离红河家园，往西北到萨斯喀彻温河谷定居，希望继续过狩猎生活。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同样面临15年前在红河的窘境。随着300名皇家骑警而来的，还有土地丈量员以及太平洋铁路建设的员工。发生的事情几乎同15年前一样：梅蒂斯人的土地权利以及地块沿河岸排列的耕作方式再度受到侵犯。他们诉诸备忘录、书信或请愿，以保证他们新农场的所有权，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从里贾纳或阿尔伯特王子城到渥太华十分遥远，诉求到达渥太华要经过几年。国土部反应很慢，行动更慢。梅蒂斯人感到自己仍是处于层层包围的脆弱族群，而且情况甚至更糟的是，萨斯喀彻温河上现在有了汽船，这意味着梅蒂斯人历来为哈德逊湾公司充当搬运夫的日子即将成为过去。他们的生活主要不是靠农业，而是靠捕猎野牛，但这时狩猎生活已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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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梅蒂斯人遇到的是困难，那么平原其他土著族群遇到的则是灾难。渥太华从1869—1870年路易·瑞尔起义中得出的教训是，西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存在，还必须作别的安排。1876年6月25日，美国发生了“古斯特的最后一战”（即苏族在蒙大拿小贝格霍恩山伏击古斯特将军事件），美国政府花费了2 000万美元。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预算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必须和平解决土著人的问题。美国国土部部长卡尔·舒尔茨1877年向到访华盛顿的大卫·米尔斯（David Mills，1831—1903年）询问：“你是怎么让你们的白人遵守秩序的？”他的回答是，自治领到达西部之前，先签订《印第安人条约》，丈量土地，成立西北骑警，都要赶在移民潮开始前安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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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印第安人条约》，逼迫土著部落交出土地，是麦克唐纳政府的创造。1871—1877年签订了几个重要条约，其中与美国“古斯特的最后一战”相对应的是《第六号条约》（Treaty 6），即1876年8—9月联邦与北萨斯喀彻温河（North Saskatchewan River）河谷草原和林地的克里人签订的《卡尔顿堡—皮特堡条约》（Fort Carlton-Fort Pitt Treaty）。条约按各族群部落人口比例给予保留地，每人128英亩（52公顷），并资助农耕；继续享有打猎和捕鱼权；给酋长一点象征性年薪的补助、奖章和制服。条约要花时间谈判，然后翻译成土著人的语言，土著人自然与白人有不同观点，而白人的语言和法律观念并不能很好地翻译出来。他们从未见过城市，一般认为与白人共享土地，就像分享空气和阳光一样公平。白人仅支付一点补偿费，就取得了土地占有权。他们不知奥妙，直至看到白人的住房、篱笆和农场，以及1882—1883年太平洋铁路推进到跟前时，才明白他们放弃了什么，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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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野牛群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消失，到80年代早期，野牛基本上不见了。平原土著人现在很难适应保留地的生活，更不可能继续依靠野牛提供干肉饼或衣物，这是他们使用来复枪的后果，传统生活方式提早结束了。1883年草原灾害发生时，他们只有挨饿的份了。土著人领袖报告政府请求增加援助，西北骑警报告也说，如不给土著人提供一些帮助，“那就只有一条与他们开战的出路了”。然而，自从签订条约后，麦克唐纳政府从来就不遵守对土著人的诺言。对西部永久改变的现状，土著人领袖感到要么像美国土著人一样拼死反抗，要么达成协议。最后，他们决定铤而走险。1883年的霜冻和1884年的涝灾便成为起义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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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路易·瑞尔起义 英裔混血人与萨斯喀彻温的梅蒂斯人联合，从蒙大拿请来路易·瑞尔领导起义。主要支持者是梅蒂斯人以及其他土著族群，也有白人参加。白人的不满是铁路问题，先前规划铁路线路从温尼伯通向埃德蒙顿，线路附近许多土地被购买下来，但1882年太平洋铁路公司突然变卦，线路向南挪到里贾纳—卡尔加里一线。土地投机者砸了锅，农场主十分失望。更麻烦的是，这里只设有在里贾纳的代议制政府——西北地区行政委员会，没有下院议员。因此，渥太华听不到抱怨声，而土地管理权又归远在渥太华的国土部及其派驻温尼伯的代表。他们不是缺少责任心，就是缺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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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3月，起义达到高潮，表面上是针对西北骑警，实际上是针对遥远的渥太华。起初，同上次起义一样，路易·瑞尔主要给联邦政府呈递请愿书。然而，几个月杳无音信，路易·瑞尔遭到朋友的痛斥。1885年1月，路易·瑞尔便转向激进行动。3月19日，他率领追随者占领巴托克天主教堂，成立临时政府，要求联邦的卡尔顿堡（Fort Carlton）投降。路易·瑞尔相信行动还会像1869—1870年一样有效，但这回麦克唐纳不吃这一套。1869年，路易·瑞尔是马尼托巴的主宰，没有办法抓他，只能够跟他谈判。而今太平洋铁路将要竣工，在1885年3月26日，即鞑克湖（Duck Lake）第一声枪响的11天后，加拿大政府将军队运到卡佩勒车站。在异常能干的军事领袖加布里埃尔·迪蒙（Gabriel Dumont，1837—1906年）的指挥下，萨斯喀彻温梅蒂斯人顽强地进行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