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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业移民的艰辛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西部开拓早期，来自东部的移民将家乡生产和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主要栽种谷物，雨水充足的地方栽种大麦和燕麦，但不宜栽种蔬菜和水果，所以移居萨斯喀彻温省的东部人怀念尼亚加拉的梨、桃、苹果和浆果。一般人家这时还会保持在东部居住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如炉子上炖锅里总炖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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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东部一样，西部开始工业化后，劳作和生活方式也迅速发生了变化。按麦克唐纳“国家政策”设定的目标，向西部移民以满足东部工业革命的需要，无论是来自东部还是欧洲的移民，劳动和生活都要与这一目标相适应。在160英亩（65公顷）居住耕地上，小麦必须赶在雨水、冰雹或霜冻前收割，人们往往黎明前起床，天黑才回家。妇女与男人一样5点钟起床做早饭，早饭后就立即收拾土豆，准备午饭，就这样一天天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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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也像商人一样考虑生产成本，关键是将160英亩谷物很快转变成现金，以换取生活必需品以及生产工具或机械，还要留一些作为积蓄。1881年，约翰·弗雷泽自苏格兰爱丁堡来到马尼托巴布兰登，用2 000加元购买了太平洋铁路的半块黑土地（80英亩），用40英亩（16公顷）分别种小麦和燕麦，亩产约20—30蒲式耳。比别人幸运的是，他躲过了1883年9月袭击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的霜冻，原来投资的2 000加元不到两年增值到4 500加元。但是，大部分草原移民一开始大都艰难困苦，尤其是来自东欧被称为乌克兰农民的移民，最为贫苦。他们来到加拿大初期，缺乏技术，还存在语言障碍，一般要干几年采矿、筑路、建房或伐木工作，工作时间长而报酬低，住在寒冷的圆木房里，虫叮蚊咬，成为西部最贫苦、最受剥削的所谓“简易屋人”。他们拼命挣钱，为了购买农具和家居物品，特别是能够购买一头耕牛、一头奶牛、些许种子，至少要250加元，住所比草房好一点的，再需600—1 000加元。一些移民来到新兴城镇，寻找的工作不稳定，好在能与家人住在一起。他们居住在像温尼伯北部的贫民窟里，多半几个家庭合租一所居屋。贫民窟比工棚好不了多少，那里拥挤、肮脏、酗酒和卖淫等现象司空见惯，经教会努力救助才部分好转，子女偶尔有机会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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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样艰辛，农业定居区新移民的境况或许好一些，危难时可以依靠移民乡亲相互帮助。由于语言相同，他们也可打发寂寞的异乡生活。东正教会也会帮助乌克兰农民适应新的环境，在西部草原至今还可看到许多乌克兰农民聚居区洋葱头状的教堂。当初，这是东欧移民的精神寄托之所，尤其是在初期，很多移民要寻求教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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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改革 19世纪后期，教会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即科学和历史的进步，达尔文主义对圣经的严厉批判使教会处于防守地位。工业社会初期的不公正，向教会提出了笼络教众尤其是工人教众的社会使命。新教领袖开始赋予基督教以“社会福音”的内容，企图把基督教改革成为人间的“上帝王国”。温和派强调通过社会改革重塑社会的基本需求，提出工业安全、公共健康立法、禁止酿制和销售酒精饮料、取缔童工和卖淫、移民“加拿大化”、妇女选举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新不伦瑞克的亨利·哈维·斯图尔特、多伦多的詹姆斯·辛普森、马尼托巴的“政治平等会”等新教改革者，都接受了社会基督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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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起，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完善适合新兴工业社会秩序的传教信条，20世纪的“工人教皇”利奥十三的声明，对魁北克和英语天主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工业城镇教区的神父鼓励改组天主教工会和信用工会。亨利·布拉萨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同基督教改革主义、社会福音派或社会天主教主义合作，致力于在保护现有制度和信仰前提下的工人解放事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级和地区等的反抗运动进入了10年活跃期。清教伦理开始关注酗酒问题、外国移民的盎格鲁—撒克逊化、守纪劳工队伍的培养，等等，多种期望一起促进了战时最大的改革要求——禁酒运动，但没有成功，因为政府要推动旅游以增加美元收入。酒业非法批发，“走私酒在全省各地流通”，医生越来越多地为小病开酒精处方也起到了破坏作用。为了增加税收，有的省禁止市场销售，代之按政府规则销售，1930年仍在禁酒的省份只剩下爱德华王子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家主张禁酒是一项社会改革，但政府销售酒精饮料资助其他改革项目，让一些鼓吹禁酒的新教改革家十分失望。但反禁酒的势力也在增强，1925年新斯科舍一份调查报告说：“私人酒贩以商用小汽车运酒，仅关闭酒吧、沙龙对限制总体消费不起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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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后，工业社会所特有的宽容和调和精神也影响了最保守的社会机构和教会的改革。组织自由派新教最成功的一项改革事业是实现教会联合，1925年6月美以美派、公理会派和长老派联合，组建加拿大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of Canada）。一些长老派教徒认为，这是只求形式而不顾教义正统，联合太过匆忙而没有参加，而是在乔治·皮金（George Campbell Pidgeon，1872—1971年）的领导下组成新教会，约有200万信徒参加。罗马天主教大约有400万教徒，英格兰教会与剩余长老派另外组成最大的一个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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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20世纪20年代新旧宗教和观念的冲突也很激烈。1917年，年轻的牧师、律师和记者组成的传统精英在莱昂内尔·格鲁尔（Lionel Groulx，1878—1967年）神甫兼历史学家的领导下创办《法裔人行动月刊》，倡导历史是教义之源的思想，认为可以引导法裔加拿大人进入人间天国，魁北克人在那里能够脱离英裔加拿大人的控制。他虽批评鼓吹魁北克从加拿大分裂出去，但号召法裔重视教育，准备作为“上帝公开计划”而采取行动。欧内斯特·拉普安特（Ernest Lapointe，1876—1941年）在渥太华对自由党政府具有较大的影响后，莱昂内尔·格鲁尔的影响才部分被消除。1927年庆祝自治领联邦60周年时，莱昂内尔·格鲁尔也承认加拿大虽受“多种解体细菌”感染而贫血，但仍可通过改革而复活。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就暂时停歇了。布拉萨的温和民族主义运动对这位曾是布拉萨民族主义的信徒也有影响。布拉萨指责《法裔人行动月刊》混淆宗教与民族主义的界线，号召魁北克人拒绝极端民族主义，支持泛加拿大运动。布拉萨设计了二元文化，希望借此最后实现魁北克自治。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以及麦肯齐·金部分采纳了布拉萨的思想，可以说挖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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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内尔·格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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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运动 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具革命性历史意义的莫过于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女权运动是特别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改革基调往往依据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天主教对女性的约束是中世纪专制的最后残余。新教改革运动提出解放妇女，从而点燃了妇女运动的火花。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去美国学习的第一位妇女医生斯托·埃米莉是妇女解放的先知先觉者。她在19—20世纪之交与女儿奥古斯塔·斯托-格莱恩一起，最早开始为妇女选举权和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呼吁。稍后，女权主义者内莉·麦克朗也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和“上帝的母性要求”。到19世纪50年代，又先后出现了“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青年妇女基督教联合会”和“加拿大妇女全国协会”等组织。多伦多记者、女权主义者弗洛拉·麦克唐纳·戴尼森（Flora MacDonald Denison，1893—1975年）、西部农业记者科拉·欣德、马尼托巴的姊妹记者利莲·B.托马斯和弗朗西斯·贝农、1916年英帝国首位妇女警察局长、阿尔伯塔省作家埃米莉·默菲等，无一不相信妇女对激发社会道德有着特殊的作用。他们提出了广泛的改革计划，第一个目标是妇女平等选举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妇女加入劳动大军，这一要求得到了实现，尽管只是部分的。1916年，马尼托巴省第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除魁北克外，其他各省纷纷效仿。在1917年联邦大选期间，一些妇女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新选举法进而将这一权利扩大到所有成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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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后的魁北克，法裔加拿大的妇女运动也受到社会天主教主义的支持，但道路不同。主导的天主教会顽固地反对给妇女选举权。玛丽·拉克斯特·热兰-拉若瓦（Marie Lacoste Gérin-Lajoie）等先进的法裔加拿大妇女只好首先致力于提高妇女的法律地位以及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斗争，部分教会组织也为不愿意结婚而参加工作的女性提供选择，修女常同世俗姐妹一道，为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而奋斗。同英裔加拿大女性一样，法裔加拿大女性在1918年也得到了联邦的选举权，但可笑的是，20世纪30年代还要为争取省内选举权而努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裔加拿大妇女才获得省内选举权。加入“利沃特的罗西”的女工行列的人急增，不仅因有工资而经济地位得以改善，也取得了部分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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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拉克斯特·热兰—拉若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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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斗争 在工业化时代早期，自治领政府还没有确定文化和宗教政策，一般假设将移民同化于英语主流社会。1908年，美以美教的《传教展望》表示：“如果从北美这片大陆将要产生一个优等种族、一个被上帝用来完成他的工作的特别种族，我们对现在成为同胞的这些国民有什么责任呢？来到这里的许多人，名义是基督教徒，效忠于希腊、罗马天主教教会，可是他们的道德准则与信仰远远低于自治领的基督教国民……我们有责任翻开圣经欢迎他们，并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准则和信念灌入他们的心灵。”一些志愿者组织帮助加快同化进程，新教传教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以美派、长老派、安立甘派或救世军教派都建立了特别“国内传教团”的分支机构，对“外来人”灌输新教教义和加拿大主义。温尼伯的全民教、阿尔伯塔帕坎的麦克道格尔纪念医院和边疆学院的民族主义者都在努力促进新移民的加拿大化。学校实行强制英语教学，但明确的一个事实是，加拿大现有的人口还没有多到吸收每年新到移民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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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世纪早期的民族语言纷繁复杂，但至少颜色几乎划一了。土著人被圈居在保留地，除新斯科舍、蒙特利尔以及南安大略的少数聚居区外，黑人在各处都被拒之门外。中国人、日本人甚至印度的帝国臣民进入自治领受到严格限制，1907年温哥华还爆发了敌视亚洲人的骚乱。为了建立“强大、自由及真正的北方”国家，甚至南欧人也不受欢迎。即使像温尼伯“全民教”创始人伍德沃斯对种族马赛克化特别同情的人，也主张对“南欧患病、犯罪的意大利人”要加以区别对待。这一时期加拿大还不是民族马赛克，坚持几乎同美国一样的民族大熔炉的同化政策。实际上，有两个截然不同种族等级：一是本土出生的法裔和英裔加拿大人、北欧的“白人”移民，从事的是有技术、高工资的职业；二是“迟钝”的“外国人”，只能从事肮脏繁重的工种。英裔加拿大人较少程度也包括法裔加拿大人始终是主流族群。在城市化地区，种族与阶级的界线是重合的，而常将新移民与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特别分开，绝大多数城市都有温尼伯北区、多伦多“沃德区”或蒙特利尔“山下区”这样遭受歧视的“外国人”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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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速度加快之后，移民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族群的大量涌入，导致语言一体化的任务更为繁重。在魁北克以及其他各省的法裔聚居区之外，公共教育制度被设计成将新移民同化于英裔主流社会的主要工具，结果魁北克以外的法裔社会在文化和宗教政策上受到了较大的伤害。马尼托巴省在1897年允许使用多种语言教学，即便在安大略，对低年级学生使用法语教学也很早被接受了。1905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建省时，只规定了天主教学校及法语使用的有限条款，即便这样的条款，也在1918年作为学校一系列“改革”内容被取消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种族关系紧张，法语教学被视为特权而取消。除魁北克以外，加拿大似乎将成为一个英语国家。最终，这激化了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的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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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尼托巴学校问题”产生时，英裔与法裔的文化冲突即已开始。自治领第四任总理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John Sparrow David Thompson，1845—1894年）去世不到两周，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将“马尼托巴学校问题”强加给新上台的麦肯齐·鲍威尔（Mackenzie Bowell，1823—1917年）政府，但新教的马尼托巴省政府、代表罗马天主教的圣波尼菲斯大主教亚历山大-安东尼恩·塔谢（昔日劳雷尔的导师）及其后任阿代拉尔·朗之万（更加极端）都拒不接受。阿代拉尔·朗之万（Adélard Langevin，1855—1915年）在1870年作出规定，马尼托巴天主教徒享有建立教派分离学校的权利；马尼托巴新教徒1890年认为，多数人同意就可以废除过去的决定，双方都采取了极端立场，不愿妥协。最后，下院议决推给法院，而两级法院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裁决。最高上诉法院（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裁定是：第一，马尼托巴有权废除允许天主教学校的立法；第二，马尼托巴天主教徒有权向自治领联邦政府上诉重新恢复被废除的法律。一次裁决，两条对立的文字，造成联邦与省两级政府之间无所适从。联邦议会难以定夺，而麦肯齐·鲍威尔又软弱而死板，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保守党在1896年6月联邦大选中失败。劳雷尔执政后，声称要像伊索寓言的旅行者那样，通过灵活而光明的手段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好不容易才平息了这场文化与宗教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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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代拉尔·朗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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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托巴学校问题表明，即便在工业化社会里，法裔与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基本宗教与文化观念的分歧仍不能被忽视。从1760年征服以来，魁北克人虽已历经四五代人，但民众的记忆似乎还不那么遥远。19世纪80年代的法裔加拿大诗人、剧作家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Louis-Honoré Fréchette，1839—1908年）还记得他1855年15岁时站在父亲身旁的情景：父子两人注视着第一艘上溯圣劳伦斯河的卡普里修斯号法国战舰，父亲饱含老泪，手指着船上飘扬的法国国旗，说道：“儿子，那是你的国旗！那是你的祖国！”随后，诗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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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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