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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瑞尔的绞刑判决在自治领居民中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在渥太华内阁中，魁北克的部长曾暗示路易·瑞尔将被豁免，新闻界也试图迫使麦克唐纳住手，但麦克唐纳没有理睬。内阁新任司法部部长、新斯科舍人约翰·汤普逊向议会作证时说：“煽动印第安人战争的任何人，不要指望得到的惩罚会比土著人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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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这次绞刑判决引起了愤怒，成为日后日益严重的英裔与法裔文化、种族与宗教冲突的历史起因之一。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特别是西部）的历史学家才开始正面评价路易·瑞尔，部分政治家也开始善意地唤起人民对他的回忆。1999年，加拿大众议院通过一个法案，“肯定路易·瑞尔起义的正义”，只是没有定为正式法律条文，而在2000年大选中却停止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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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加深 工业化社会到来后，物质财富的增长引人注目，加拿大白人社会各种族和阶级基本上都享受到了繁荣带来的福利和实惠。然而，唯独土著人完全被排除在外，日益边缘化，反而深受工业化的危害，前途黑暗。20世纪到来时，南部各个土著人部落完全被征服，根据条约被安排到了形同监牢的保留地内，直接受联邦内地部印第安事务局监护。印第安事务局的主要目标是在准备好时将土著部落完全同化于白人社会，使用的手段有教育、农业或其他定居雇佣计划。1921年，印第安事务总监给代理人发布指令：“你们尽最大的努力说服印第安人，不要再过分沉溺于舞蹈，凡是导致浪费时间、干扰印第安人职业、扰乱他们正常工作、损害他们的健康，或鼓励懈怠及懒散的一切舞蹈，都应该予以禁止。”土著人男人被迫放弃捕猎，从事农业，后果不是道德堕落，就是被加速同化。不少人离开保留地，流入城市，命运也一样，很少逃脱酒精或卖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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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宗教同化手段交给各地教会的传教士。从新法兰西时期起，传教士就是扮演同化土著人的急先锋，用基督教义改变土著人传统宗教信仰和习俗。于是，一些草原部落流行的太阳舞之类的传统仪典，太平洋西北海岸一带的有声有色的Potlatch，即欢快的冬季赠礼节，皆被列入禁止之列。从家庭带走儿童，送到教会学校，置于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下，实际上是对土著儿童的精神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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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人的冬季赠礼节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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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第安事务局的预算总是不足，还常被砍掉，《印第安人条约》对土著人承诺的那些微薄服务项目缩减到最低限度，致使大部分保留地异常贫穷。疾病尤其是肺结核等传染病，更是土著人的致命杀手，吞噬了成千上万土著人的生命。禁止土著人购买酒精饮料，结果劣质酒流行，对他们造成了更大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据20世纪初的一份传教士报告：“保留地的新式生活，就是居住污秽肮脏，房屋通风很差，疾病滋生。政府供养使他们生活懒散，无所事事，冬天也衣衫破烂，食物烧煮很差。土著人的种族意识正在消逝。”在这份报告的30年后，加拿大文明博物馆首席人类学家戴蒙德·詹内斯（Diamond Jenness，1886—1969年）在其经典著作《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一书中预言，土著人不久将会消失，一些民族只需再忍受几年苦难，其他的，如爱斯基摩人或许还会持续一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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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詹内斯之所以对因纽特人的未来保持适度乐观，是因为基于他与维尔希奥米·斯特凡松1914年在北极的考察。他们是科罗内申湾居民最早见到的第一批白人，这说明因纽特人的传统生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尚未被欧洲人打扰，与其他所有的土著人部落相比，他们确实万幸。戴蒙德·詹内斯1928年出版的《日暮黄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he Twilight），对因纽特人的命运明显充满了疑虑：“我们是一个灿烂黎明的预言家，抑或只是个不幸的报信人？”也有迹象表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进步也促进一些土著人中的先知先觉者或领袖清醒过来，意识到土著人所面临的威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服役加拿大远征军（Canadian Expeditionary Force）的洛夫特上校，是安大略莫霍克族的酋长，战争结束时到过伦敦，对英国王室抱怨他们的苦难，要求英国政府注意土著人的命运，但不为英国人所同情。返回家乡，他就开始组织“加拿大印第安人联盟”。萨斯喀彻温克里族久经磨难的安利甘派的教士爱德华·埃亨纳纽和萨斯喀彻温的乔·泰勒酋长等人也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为了解脱族人苦难，坚持奋斗。太平洋西北海岸各个部族，由于原来就比其他族群先进，最先组织起来开展自我保护。他们没有签订保留地条约，并一再抗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侵害他们的土地利益。在西海岸，往往由皈依基督教的土著人和具有同情心的个别传教士领导斗争，如海达族的美以美派皮特·凯利牧师、不列颠哥伦比亚土著人兄弟会的领袖、修道院中长大的斯夸麦人安德鲁·保罗等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决心保护土著人的土地和捕猎权，反对白人定居者、采矿者或伐木者的侵害。这些斗争是土著人生活复兴的开端，或许是饱受折磨而充满仇恨的土著人在黑夜里的一抹亮光。1952年，在电台广播剧《温哥华永远的诅咒》（The Damnation of Vancouver）中，厄尔·伯尼（Earle Alfred Birney，1904—1995年）借克里族酋长之口，指出工业化只会加快土著人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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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远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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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陌生人来我们村建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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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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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浑身乌黑，染上天花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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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给我另一个儿子一支燧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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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付出与这支枪一样高的一叠海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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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能射到我用箭射不到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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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走进威士忌新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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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的父辈为我们建造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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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疯狂饮酒，拿起了那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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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死自己的堂兄、我弟弟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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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用绳子勒死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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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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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族人就再也没有增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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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纽特人毁灭性的灾难始于19世纪初期，尽管比别的族群要晚，是天花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欧洲人带来了斧子、小刀和枪支，取代了他们许多技术发明，如带索眼的鱼叉头、兽皮舟乃至圆顶冰屋，等等。虽然因纽特人文化的消失势头早就开始，但从荒凉的巴芬岛的园顶冰屋到加拿大南部的农场和森林，到20世纪距离仍然十分遥远，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远不如西部土著人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