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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阶级与阶级冲突彻底主导了都市化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环境，现实主义的作品便直接揭示这样的社会环境。1944年，弗里德里克·菲利普·格罗夫在《厂主》中表现的就是这样冲突的故事，作者同情20世纪30年代为生活而挣扎的工人，小说很成功。不过，写这一题材最著名、影响最为持久的作家当属休·麦克兰南（Hugh MacLennan，1907—1990年）。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气压计回升》（Barometer Rising，1941年），题材取自1917年哈利法克斯大爆炸。1917年12月6日早晨，比利时的救援船与法国军火船在哈利法克斯港口相撞爆炸，摧毁了2.25平方英里的工业区，1 600余人死于非命，9 000人受伤。爆炸具有象征意义，作者追忆这次大灾难，旨在批评工业社会暴露出的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是士兵尼尔代，与代表英帝国的曾当过英军上校的韦恩父亲经常发生冲突，直到这次大爆炸才最后解决。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是，年轻一代最有办法处理新时期的事务，而其深刻的寓意是，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历练，加拿大自治领国家已经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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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麦克兰南的第二部代表作《两种孤独》（Two Solitudes），是他隐居魁北克以北的哈特利村时所著。小说围绕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重现了加拿大两大主流民族在工业化完成时期的冲突。书中一条线索叙述贵族庄园主兼政客的瑟纳斯·塔拉尔将土地卖给英国人，丧失了在村中的地位，于是同蒙特利尔的实业大亨合伙钻营，再婚娶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结果被教会革除教籍。另一条线索则描述他的两个儿子的婚事，清教徒的长子马柳斯有政治野心，沦为教会和分裂运动的工具。次子保尔是作家，处事冷静，弘扬社会道德，娶一位同自己一样桀骜不驯的英裔富豪的女儿希瑟·麦修。小说只写到1939年，作者实际上是用传统的所谓圣劳伦斯命题映射工业社会中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之间语言、宗教和习俗的冲突，并探讨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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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法语文学到20世纪30年代也从过去赞颂乡村美德转为现实主义创作，不过一开始从极端的法裔民族主义实现的这种转变，主要是受莱昂内尔·格鲁尔的《我们子孙的呼唤》（1922年）的影响。这部小说规划了法语文学改革的思路，实际上这是他按1917年刊登在《法裔人行动月刊》特刊上的《我们的政治》鼓吹分离主义的思想构思的一部政治小说。小说描写一位在下院捍卫法裔加拿大人利益的议员与其英裔加拿大妻子的矛盾，最后不欢而散。作者反对不同族裔之间通婚，明显将魁北克的独立要求文学化，遭到了法裔作家卡米耶·罗瓦严厉的批判，格鲁尔又化名雅克·布拉西埃继续印行这部书。虽然起初他的影响未超出蒙特利尔一小部分教士和知识界，但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影响了法语文学的方向。哈里·伯纳德的《活着的土地》（1925年）和《松林农场》皆受《我们子孙的呼唤》的影响，后一部小说的英裔主人公，眼看着魁北克人向东部“殖民”，对收回土地充满了恐惧。这是从英裔加拿大人立场出发所表达的同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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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魁北克思想界风向开始转变，也影响了文学创作。尽管仍有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作品，但提倡进步的倾向日渐明显。这些作品既有费利克斯-安托万·萨瓦尔的小说《流放木材的能手梅诺》，描述流放原木工人怀疑外地人抢占魁北克土地而发疯，也有让-夏尔阿尔维的《半开化的人》，抨击魁北克保守派领袖迪普莱西斯所代表的天主教、资本家和政客的“三权联盟”，为魁北克的进步和改革呐喊，并且日渐成为主导。兰格的《三十亩地》（1938年）和加布里艾尔·罗瓦的巨著《廉价的幸福》（1945年）可以视为实现这种转变的代表作。《三十亩地》中的主人公欧卡里斯特·穆瓦桑，以魁北克农村因循守旧的观点去衡量进步，眷恋着土地，但一场官司差点让他家破人亡，只好放弃土地，听长子劝告，土地留给子女，投奔侨居美国的儿子。后来遇到经济危机，他无法返回，背井离乡，终了残生。这揭示了变革和进步使魁北克农民自足自给的传统破灭的新主题。兰格一反前辈作家讴歌魁北克的传统，真诚地欢呼科技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也对农民在进步中的失落深表同情，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加布里艾尔·罗瓦的《廉价的幸福》（1945年）也是以法裔都市生活的人道规范为主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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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实现之后，涌现出来新诗人也从原来爱国的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圣-德尼·加诺（Hector de Saint-Denys Garneau，1912—1943年）引导了魁北克诗歌的这一新方向。E.J.普拉特（E. J. Pratt，1882—1964年）、厄尔·伯尼以及多箩西·利夫赛代表了英裔加拿大人文艺思想的新趋势。斯科特的《劳伦琴地盾》（Laurentian Shield，1946年）的诗句成为现代主义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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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较深刻的旋律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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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听到了这生命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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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心创作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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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到来，在今天或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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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那千百万双把石头变成丰富成果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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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艺术 绘画似乎对现代艺术潮流尚未觉悟，霍蕾肖·沃克、霍默·沃森、莫里斯·卡伦（Maurice Galbraith Cullen，1866—1934年）和克拉伦斯·加洛农等乡村画派画家，倔强地孤立于新潮流之外，仍在静物生活画中寻找题材。奥扎厄斯·勒迪克（Ozias Leduc，1864—1955年）的宗教装饰画所展示的天才未受到重视，而后印象主义者莫里斯自我流放到法国作画。1910年之后，才产生一些将主导画坛的新迹象。一些画家如汤姆·汤姆森、A.Y.杰克逊和劳伦·哈里斯等，从加拿大大自然中发现了新灵感，用色彩强烈对比的手法取代前辈画家的田园浪漫主义风格。他们声称以加拿大风光为基础的大胆粗放的艺术是新国家勇敢前进的反映，将视线远离都市工业化中心，转向乔治亚湾、阿尔贡金公园、阿尔格马海边、山区和林地，犹如富裕的都市人每个夏天都到北部住别墅、野营、登山和航海以摆脱都市紧张生活一样。新派艺术家将旷野视为新精神，反映对都市化社会的不适应，工业社会太多的物质主义让人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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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卡伦：《磨坊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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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对加拿大文艺作品的思想转变和革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加拿大产生了影响久远的“七人画派”（Group of Seven），他们主张加拿大是北美国家，艺术没有也无需受传承下来的欧洲传统的制约（不包括土著人艺术），而是应该反映加拿大丰富、广阔而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实际上，这是追求表达不断成长的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主流民族情感。七人画派的一位画家指出，“加拿大要通过艺术寻求自身完整的种族情感的表达，就必须与欧洲传统彻底决裂”，“牢固树立对自己自然环境的热爱”。1924年，七人画派的作品在英国声望很高的威姆布雷画展上亮相，并主导了加拿大这次的展台。有评论指出，“杰克逊、莫里斯他们展现的加拿大风光，手法大胆，色彩明快，强烈触及神经，或许第一次使绘画处于国家文化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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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画派中的六人与其赞助人在多伦多艺术与文学俱乐部，从左至右是弗雷德里克·瓦利、亚历山大·扬·杰克逊、劳伦斯·斯图尔德·哈里斯、巴克尔·费尔利（批评家）、弗朗西斯·汉斯·约翰斯顿、阿瑟·利斯麦尔和詹姆斯·爱德华·赫维·麦克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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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画派画家阿瑟·利斯麦尔的画作：《满载归来士兵的奥林匹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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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七人画派，特别要提到与他们关系密切而不属于其中一员的埃米莉·卡尔（Emily Carr，1871—1945年）。她是20世纪30年代出类拔萃的风景画家、博物学家和作家，是一位加拿大家喻户晓的杰出人物，就其知名度而言，堪称加拿大的齐白石。埃米莉·卡尔一生没有离开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大器晚成，到57岁时（1928年）才与七人画派联手，作品开始为人们所欣赏，并很快从这一新的美学中品尝到以前没有的成功和快乐。埃米莉·卡尔的画风是以土著人的艺术手法描绘北美的自然之美，被称为“真正创造了加拿大艺术风格的大师”。其他还有大卫·米尔恩（David Milne，1882—1953年）、奥扎厄斯·勒迪克等，同样也是天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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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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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末，七人画派所形成的主流画风慢慢让位于30年代的新技巧和主题。米勒·不列颠（Miller Gore Brittain，1912—1968年）、帕拉斯克瓦·克拉克（Paraskeva Clark，1898—1986年）等人，追忆大危机岁月的社会苦难，劳伦斯·斯图尔德·哈里斯转向抽象主义，约翰·莱曼、古德里奇·罗伯茨（Goodridge Roberts，1904—1974年）用比七人画派更平缓多变的格调唤起人们注意加拿大的风景线和静态生活。莱缪恩·菲茨杰拉德（LeMoine FitzGerald，1890—1956年）、卡尔·谢弗（Carl Fellman Schaefer，1903—1995年）转向当地主题，反映了随着国家经济和政治实力增强以及社会日渐富裕，加拿大人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增强，憧憬稳定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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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加拿大作者协会的爱国主义、《麦克莱恩》（Maclean’s）杂志、《加拿大论坛》（Canadian Forum）杂志以及七人画派的自我意识反映了人们对新技术引领下国家经济的发展、麦肯齐·金时代乐观主义的陶醉。英裔作家A.Y.杰克逊虽不理解大变革，但对技术进步也惊叹不已，1910年写道：“夏天地平线上堆积起厚重的云层，那么壮观、平静，然而只要想想飞机以每小时90英里速度飞来飞去，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往日可怜的云团竟像蛋糕般被搅碎，在天空四处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