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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产生 工业社会给科学和文化所带来的最突出的变化是大众文化的产生。在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中，新技术也用于人们的休闲和娱乐，产生了人们新的娱乐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新出现的无线电和有声电影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到20世纪20年代，就同汽车一样开始对人民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1913年有了第一部无线电管理的法规，1920年蒙特利尔播放第一套无线电广播节目，不久一批私人电台建立，大多与新闻、报纸和教会有关。可是，一开始大部分加拿大人收听的是美国节目。这个问题及电台的宗教导向，促使政府在1928年设立皇家委员会进行调查，1930年提出报告，建议建立公共广播系统，鼓励发展本国的广播节目，不允许转播美国商业性很强的广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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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早期，电影作为最为普遍的大众娱乐方式在加拿大流行，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然而，到20年代中期，电影业为资金缺乏、票房收入、受美国公司控制等问题所困扰，发展处于停顿。结果，好的演员、制片人纷纷涌向好莱坞，加拿大也为加利福尼亚的电影所淹没。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状况，联邦政府以及一些省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大。1939年设立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制定系统政策，鼓励创作加拿大的电影。可是，国家电影局仅限于制作纪录片，几乎没有故事片。在这个主导性的新的大众文化领域，加拿大人日益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与电影不同，20世纪30年代后期加拿大无线电广播对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开始发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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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医学与技术成就 随着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1st Baron Lister，1827—1912年）发明的外科手术消毒技术的推广，到19世纪90年代，外科手术成为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手段。回想起来，20多年以前，人类还面对各种事故导致伤口感染的高死亡率，这是多么迅速的进步。例如，联邦运动的先驱者、《环球报》主笔乔治·布朗1880年遭雇员枪击，皮肉擦破坏疽，7周后去世。自治领第四任总理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1892—1894年在任）夫妇1871—1883年生过9个孩子，有4个死于婴儿时期，第五个孩子患小儿麻痹症，终身残疾。白喉、百日咳、麻疹、伤寒、天花都是那时儿童死亡的灾星。19世纪70年代医生做手术时不戴手套，用牙咬着手术刀。现在看来更为荒唐而不能理解的是，19世纪60年代，加拿大第一位女医生爱米丽·斯托威的入学申请被多伦多医学院拒绝，只能到纽约去学习，回国后1867—1880年在多伦多无证行医，直至1880年才得到资格认证。1883年设立安大略女子医学院，多伦多大学到1886年才停止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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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相同，在第一次世界战以前，加拿大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自19世纪80年代起，农业研究进入实验站， 1909年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监管从牡蛎养殖、森林看护到城镇规划等领域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政治家坚信科学和技术的威力，支持开展集中协调的科学研究。1916年，加拿大建立了重要的联邦机构——国家研究委员会，负责推动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为大学提供科研资助。1923—1935年亨利·马歇尔·托利掌管国家研究委员会期间，1928年在渥太华建立了国家实验室，供科学家从事全日制的应用性研究。1921—1922年发现控制糖尿病的胰岛素，这项加拿大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诞生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基础实验室，由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1891—1941年）、查尔斯·赫伯特·贝斯特（Charles Herbert Best，1899—1978年）、詹姆斯·科里普（James Bertram Collip，1892—1965年）和约翰·麦克劳德（John James Rickard Macleod，1876—1935年）4位科学家的科研小组完成。弗雷德里克·班廷和约翰·麦克劳德因此分享了192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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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班廷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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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第五章 跻身当今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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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庆祝胜利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开始就与欧洲战场步调不一的太平洋战争，稍后才结束。加拿大与世界各国一样，艰难的6年战争岁月终于过去，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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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一、战后的经济、社会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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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空前繁荣 经过战时繁荣的加拿大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入了另一个经济繁荣时代。但是，商界领袖并未从20世纪30年代放任主义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仍恢复自由企业制度；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即仍实行战时扩张起来的公共所有制。自由党政府将两者观点兼收并蓄，以自由企业制度作为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而以福利国家制度缓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加拿大政府提出“有序地解除管制”的重建口号。战时的生产总管C. D.豪领导的“只拿法定最低薪水”的管理委员会，经过战争的锤炼，和平时期恢复为强大的政治网络，成为空前完整的行政管理班子。更重要的是，它制定了防止大萧条卷土重来的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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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11日举行选举，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别具匠心，以保证自由党稳操胜券。6月底，家庭补助金支票便送到了母亲手中。战时已有足够储蓄的家庭，《全国住房条例》保证他们首批付款后得到抵押借款住房。没有哪个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给复员军人提供加拿大一样的教育、培训和重找职业的机会。1941年几乎零失业时，正式实行失业保险，保证了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转变，几乎没有发生痛苦就实现了和平过渡。养老金加上省基金奠定了完全没有先例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为盲人和单身母亲发放补贴。C.D.豪虽然仇视福利制度，但吸收“合作福利”（Corporate welfare）中的许多老传统，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分担重建计划。另外，对战时转向军工生产的私人企业给予的许多激励措施，现在则用来激励它们“转回”和平生产；将战时工厂“加倍折旧处理”，以低价格出售给接受重新开业条件的厂家；政府承担出口保险，鼓励企业外销产品。安大略霍普港埃尔多雷多核电厂、萨尼亚化学合成企业以及战前创建的泛加拿大航空公司均接受为政府企业；战时与美国合建的飞机制造工业照常生产，继续吸收美国的投资；以政府力量支持科技发展，等等。总之，加拿大政府通过大力干预，加快工业复苏，1945—1946年虽有短暂徘徊，但避免了战后萧条，并很快超过战时生产的高峰期，出现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长期繁荣，一举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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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促使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加上工业化的持续，加拿大更加依赖国外的资本、专业技术、专门产品和原材料，相应地，世界也对加拿大产品提出了更大的要求，结果贸易以空前规模增长。为了扩大市场，加拿大给外国买主平均每笔20亿加元的贷款，比美国1948年援助欧洲经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还要慷慨。不过，贷款计划局限不小，因战后贸易盈余小，徘徊在2.5亿—5亿加元之间。贷款销售必须使用美元，战后15亿美元现汇储备很快下降，到1949年仅剩5亿美元，并以每月1亿美元递减。财政部后来强行控制兑换，取消任何进口，而C.D.豪及商业部则认为实无必要，议会则没有作出决议。但危机很快过去，兑换问题尚未引起注意时，1947年2月13日帝国石油公司（Imperial Oil）134号钻井队在埃德蒙顿郊外找到了石油。这样，一个新的工业部门为阿尔伯塔省提供了出口财富，为加拿大进口账单砍掉了千百万加元。同时，冷战的突然到来，美元投资也接踵而至。作为马歇尔援助计划，1948年美国国会根据加美1941年《海德公园宣言》恢复与加拿大绝大多数的合作项目。随后，重新武装使1949年的轻度衰退戛然而止，工作机会和合同很快增多。但这样的变化也使经济完全依赖美国。萨斯喀彻温农场主的儿子、天才经济家约翰·多奇（John James Deutsch，1911—1976年）主张将自由贸易从理论变为实践，取消关税，得到几位自由党政府部长的认可。可是，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对1911年自由贸易谈判曾使自由党在当年大选中下台记忆犹新，处理比较谨慎，因而在1948年放弃权力前夕警告内阁同僚说：如果实行这个计划，就不退休，站出来发动反对本党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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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被搁置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签订了关贸总协定。这是西方国家为克服贸易障碍、防止经济萧条而进行的尝试，结果从麦克唐纳到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建立起来并引以为荣的关税体制迅速崩溃了。其实，即使没有关税壁垒，美国公司也能够很容易地进入加拿大市场，因为可以直接投资或设立分厂。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美国明尼苏达梅萨比山的红铁矿，而加拿大地理学家1894年勘探得知魁北克与拉布拉多内地山区红铁矿储藏丰富。但开发需要5亿美元，对于加拿大来说尚难负担。美国钢铁生产企业既有钱，也有开发心愿。于是，1951—1954年7 000人从圣劳伦斯河岸的七岛港向北修筑了576公里的铁路，直通魁北克—拉布拉多半岛中心新兴城镇谢弗维尔。这个铁矿的开采也实现了长期以来加美两国合修圣劳伦斯河深水航道的愿望。那时，拉布拉多铁矿的发现及战后繁荣增强了加拿大人的信心，1951年渥太华曾宣布要独立修建这条航道。美国的俄亥俄钢铁院外游说团急于得到拉布拉多的便宜矿石，排除铁路和大西洋海岸院外压力集团的阻挠，促使国会通过美加共同开发圣劳伦斯河航道和水力的议案。1954年美加签订合作协议，耗资10亿美元的圣劳伦斯河深水航道工程最终使远洋货轮上溯3 219公里，直达大湖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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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经济繁荣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能源的发现和开发。1947年2月发现阿尔伯塔油田不久，接着在萨斯喀彻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两省也发现了油田。不久又在安大略和萨斯喀彻温两省北部发现铀矿，储藏丰富，投资开发后核能及铀矿的出口世界领先，并成为美国战略铀矿最近、最安全的来源地。在劳雷尔政府推动工业化的初期，中心城市附近的水电资源已开发完毕。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出钱开发北方交通、进行无人区飞行，直升机和遥感技术开始了加拿大地盾资源开发的进程。另外，战后新输电技术以及其他发明也使偏远山区水电资源的开发变成现实，结果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哥伦比亚河、皮斯河、马尼托巴省的纳尔逊河、安大略省的渥太华河上先后建设了多处水电工程。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魁北克马尼夸根—奥塔德河以及拉布拉多丘吉尔河（Churchill River）瀑布巨量水力资源的开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的水力发电量增加了4倍，80年代魁北克詹姆斯湾大型水电工程一期结束后，发电量更是大规模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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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资源开发，促使加拿大同美国关系日益密切，加上战后欧洲资本退出，结果加拿大对外贸易快速转向美国。美国的关税壁垒虽禁止绝大多数制造品入口，但新闻纸、纸浆、木材、镍以及萨斯喀彻温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钾碱（占世界储量40%）是美国迫切需要的。加拿大需要的工业品则主要从美国进口，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对美国贸易占70%，对英国贸易降为10%。这是资本高度依赖美国的后果，1945—1955年美国资本从49亿美元增加到103亿美元，直接投资增加了两倍，到70年代外资更是78%来自美国。美国投资不像英国为借贷资本，而是直接购买所有权。因此，加拿大50%以上的制造业、煤矿、炼钢、石油以及天然气为美资所控制；铝业、橡胶和汽车制造则100%为美资拥有。这样高度融合的标志是1965年《加美两国汽车协议》（Canada-United States Automotive Product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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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使各省对工业更加重视，也造成对问题的忽视。转向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致使阿尔伯塔和东西海岸的煤炭业逐渐衰落。欧洲农业复兴，减少从加拿大进口谷物和农副产品，致使东部农场主失去熏肉、苹果和奶酪市场，西部失去小麦市场，结果1952年大丰收的7亿蒲式尔小麦成为一场经济灾难。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发生饥荒，加拿大大草原小麦却堆积如山，等待买主，室内滑冰场或社区会议厅也都用来储备小麦。农场主希望联邦政府像在战争期间那样给予储存小麦现金补贴，以等待下个收获季节出售，但渥太华拒绝提供帮助。草原经济祸不单行，养牛业也遭到1952年口蹄疫的沉重打击，农副产品出口减少。加上1948年关贸总协定签订，英联邦特惠制自动消失，传统的对英贸易急剧下降。因丧失受到保护的帝国市场，对汽车业打击最大。尽管因富裕国内市场扩大，减少了出口损失，但是自1952年后贸易盈余消失了。也应当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的局部问题难掩总体繁荣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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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日趋富裕公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员军人以及战前军火厂的工人都找到了长期工作。由于战后工资有了保障，人们购买房屋、汽车、家具以及家居用品，甚至远远超出财力或提前15年透支。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合法性在战时已经获得枢密院的承认，工人大都加入工会，1949年几乎占工人总数的30%。1945年安大略温莎福特汽车发动机公司大罢工为义务登记费奠定了基础，从而保障了工会的财政安全，也保证了新会员分享战后繁荣的成果。这样，经济的繁荣和工会的积极作为确保了高工资、带薪休假以及许多以前几代人都不知道的利益。20世纪40年代以前，加拿大人受到季节性或周期性失业、家庭过大、作物歉收和老年贫困等困扰，绝大多数人十分贫苦，精打细算也没有“最起码的体面生活”。战后充分就业，工人实际收入平均增加一倍，由1946—1948年1516加元增至1956年3 136加元。男工平均每小时1加元，女工1956年也达到这个数目。加拿大已迈入富裕而民主的社会。战后繁荣保证了政府有财力建设福利国家制度，强大的工会运动对此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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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敏锐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在1919年8月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以工业改革与社会福利”为纲领，继劳雷尔后当选为该党的新领袖。不过，由于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是保守党执政，他没有机会实现自由党的新纲领。1926年自由党重新上台，可是，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仍没有机会实行自己的福利国家新纲领，因为上台后不久就遇到经济大萧条，所以社会改革拖延到三四十年代工业化基本实现时才开始。尽管如此，他在1927年仍制定了《养老金计划》，而在1940年促使各省同意修改《英属北美法案》相关条款，将对失业保障的权利给予联邦政府，在《养老金计划》中增添失业保险金的条款。在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奠定的基础上，战后两级政府继续摸索，以协调全国社会保障系统的实行办法。1945年有了家庭补贴和失业保险后，人民生活状况稍有改善，而真正的改变开始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福利情况也日趋改善，最少5元的“婴儿补贴”等于每户每月多发一周薪水。1947年，道格拉斯领导的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首先进行社会立法改革试验，其他省虽比较传统，也不断增加财政开支修建高速公路、中学和医院以造福人民。渥太华是这些改革的支柱。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加拿大终于全面实行了福利国家制度。1957—1968年联邦和各省均同意引进医疗保险制度，联邦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并负担一半费用，由省政府具体实施。1965年各省都同意实行统一养老金计划，只有魁北克安排本省的计划，但与其他省也大体一致。1966年联邦政府又增加给各省的补助金，或支付福利项目的一半费用。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多因美元投资使得加拿大具有偿付能力，加拿大人感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和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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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实现福利国家制度，除战后经济空前繁荣这个基本因素外，是因为加拿大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推动措施。1963年成立了加拿大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uncil of Canada），专门协调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使丰富的自然资源发挥造福于民的作用。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5.5%的速度持续增长，使人民普遍感到生活幸福。当然，仍存在土著人和老年人贫困，内地传统产业的从业者仍挣扎在贫困边缘，但这些例外情况只经过10年就大都解决了。富裕似乎成为社会问题的副产品，缺少房屋、医院、学校或市政服务都是以前战争和萧条时期的欠账。人们希望有房舍、土地以及防备水灾的积蓄。这些需求在城市郊区找到了解决办法，每个城市外围广阔的泥泞地带都迅速建造了成排的楼宇，许多乡村市政当局答应增设自来水、排污设施、学校以及改善道路。乡村农民也发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有了电气、抽水马桶以及容易到达大城市商店或卫生服务中心的硬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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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十分突出。全国公立小学统一使用黄色校车接送儿童上下学。年轻人大都受到更多的教育，学习各种技能，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留在乡村的，也逐渐实行科学经营农场，使用新的化肥和育种技术，开创生态革命，增加了产量。而且，绝大多数加拿大人相信接受中高等教育会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报酬。1945年后复员军人被接受进入大学，可在学校学习同服役一样长的年限。1949年复员军人进入大学注册增至战前的3倍。然而，教授收入低，地位不高，影响了教学质量。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是人口向郊区迁徙和高出生率，造成校舍和教师的不足，教师因人员缺少而过度工作。1917—1947年平均每年约25万年轻人达到进入中学年龄，此后迅速增加到50万人。1945—1961年初级中学、高中注册的学生和教师增加1倍以上，教师工资增加3倍，教学费用增加7倍，人均开支增加10倍。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仍比较保守和教条，学科设置简单，课程内容陈旧，缺少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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