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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画派画家阿瑟·利斯麦尔的画作：《满载归来士兵的奥林匹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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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七人画派，特别要提到与他们关系密切而不属于其中一员的埃米莉·卡尔（Emily Carr，1871—1945年）。她是20世纪30年代出类拔萃的风景画家、博物学家和作家，是一位加拿大家喻户晓的杰出人物，就其知名度而言，堪称加拿大的齐白石。埃米莉·卡尔一生没有离开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大器晚成，到57岁时（1928年）才与七人画派联手，作品开始为人们所欣赏，并很快从这一新的美学中品尝到以前没有的成功和快乐。埃米莉·卡尔的画风是以土著人的艺术手法描绘北美的自然之美，被称为“真正创造了加拿大艺术风格的大师”。其他还有大卫·米尔恩（David Milne，1882—1953年）、奥扎厄斯·勒迪克等，同样也是天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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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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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末，七人画派所形成的主流画风慢慢让位于30年代的新技巧和主题。米勒·不列颠（Miller Gore Brittain，1912—1968年）、帕拉斯克瓦·克拉克（Paraskeva Clark，1898—1986年）等人，追忆大危机岁月的社会苦难，劳伦斯·斯图尔德·哈里斯转向抽象主义，约翰·莱曼、古德里奇·罗伯茨（Goodridge Roberts，1904—1974年）用比七人画派更平缓多变的格调唤起人们注意加拿大的风景线和静态生活。莱缪恩·菲茨杰拉德（LeMoine FitzGerald，1890—1956年）、卡尔·谢弗（Carl Fellman Schaefer，1903—1995年）转向当地主题，反映了随着国家经济和政治实力增强以及社会日渐富裕，加拿大人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增强，憧憬稳定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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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加拿大作者协会的爱国主义、《麦克莱恩》（Maclean’s）杂志、《加拿大论坛》（Canadian Forum）杂志以及七人画派的自我意识反映了人们对新技术引领下国家经济的发展、麦肯齐·金时代乐观主义的陶醉。英裔作家A.Y.杰克逊虽不理解大变革，但对技术进步也惊叹不已，1910年写道：“夏天地平线上堆积起厚重的云层，那么壮观、平静，然而只要想想飞机以每小时90英里速度飞来飞去，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往日可怜的云团竟像蛋糕般被搅碎，在天空四处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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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产生 工业社会给科学和文化所带来的最突出的变化是大众文化的产生。在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中，新技术也用于人们的休闲和娱乐，产生了人们新的娱乐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新出现的无线电和有声电影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到20世纪20年代，就同汽车一样开始对人民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1913年有了第一部无线电管理的法规，1920年蒙特利尔播放第一套无线电广播节目，不久一批私人电台建立，大多与新闻、报纸和教会有关。可是，一开始大部分加拿大人收听的是美国节目。这个问题及电台的宗教导向，促使政府在1928年设立皇家委员会进行调查，1930年提出报告，建议建立公共广播系统，鼓励发展本国的广播节目，不允许转播美国商业性很强的广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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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早期，电影作为最为普遍的大众娱乐方式在加拿大流行，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然而，到20年代中期，电影业为资金缺乏、票房收入、受美国公司控制等问题所困扰，发展处于停顿。结果，好的演员、制片人纷纷涌向好莱坞，加拿大也为加利福尼亚的电影所淹没。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状况，联邦政府以及一些省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大。1939年设立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制定系统政策，鼓励创作加拿大的电影。可是，国家电影局仅限于制作纪录片，几乎没有故事片。在这个主导性的新的大众文化领域，加拿大人日益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与电影不同，20世纪30年代后期加拿大无线电广播对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开始发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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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医学与技术成就 随着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1st Baron Lister，1827—1912年）发明的外科手术消毒技术的推广，到19世纪90年代，外科手术成为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手段。回想起来，20多年以前，人类还面对各种事故导致伤口感染的高死亡率，这是多么迅速的进步。例如，联邦运动的先驱者、《环球报》主笔乔治·布朗1880年遭雇员枪击，皮肉擦破坏疽，7周后去世。自治领第四任总理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1892—1894年在任）夫妇1871—1883年生过9个孩子，有4个死于婴儿时期，第五个孩子患小儿麻痹症，终身残疾。白喉、百日咳、麻疹、伤寒、天花都是那时儿童死亡的灾星。19世纪70年代医生做手术时不戴手套，用牙咬着手术刀。现在看来更为荒唐而不能理解的是，19世纪60年代，加拿大第一位女医生爱米丽·斯托威的入学申请被多伦多医学院拒绝，只能到纽约去学习，回国后1867—1880年在多伦多无证行医，直至1880年才得到资格认证。1883年设立安大略女子医学院，多伦多大学到1886年才停止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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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相同，在第一次世界战以前，加拿大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自19世纪80年代起，农业研究进入实验站， 1909年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监管从牡蛎养殖、森林看护到城镇规划等领域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政治家坚信科学和技术的威力，支持开展集中协调的科学研究。1916年，加拿大建立了重要的联邦机构——国家研究委员会，负责推动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为大学提供科研资助。1923—1935年亨利·马歇尔·托利掌管国家研究委员会期间，1928年在渥太华建立了国家实验室，供科学家从事全日制的应用性研究。1921—1922年发现控制糖尿病的胰岛素，这项加拿大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诞生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基础实验室，由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1891—1941年）、查尔斯·赫伯特·贝斯特（Charles Herbert Best，1899—1978年）、詹姆斯·科里普（James Bertram Collip，1892—1965年）和约翰·麦克劳德（John James Rickard Macleod，1876—1935年）4位科学家的科研小组完成。弗雷德里克·班廷和约翰·麦克劳德因此分享了192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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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班廷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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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第五章 跻身当今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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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庆祝胜利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开始就与欧洲战场步调不一的太平洋战争，稍后才结束。加拿大与世界各国一样，艰难的6年战争岁月终于过去，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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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一、战后的经济、社会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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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空前繁荣 经过战时繁荣的加拿大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入了另一个经济繁荣时代。但是，商界领袖并未从20世纪30年代放任主义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仍恢复自由企业制度；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即仍实行战时扩张起来的公共所有制。自由党政府将两者观点兼收并蓄，以自由企业制度作为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而以福利国家制度缓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加拿大政府提出“有序地解除管制”的重建口号。战时的生产总管C. D.豪领导的“只拿法定最低薪水”的管理委员会，经过战争的锤炼，和平时期恢复为强大的政治网络，成为空前完整的行政管理班子。更重要的是，它制定了防止大萧条卷土重来的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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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11日举行选举，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别具匠心，以保证自由党稳操胜券。6月底，家庭补助金支票便送到了母亲手中。战时已有足够储蓄的家庭，《全国住房条例》保证他们首批付款后得到抵押借款住房。没有哪个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给复员军人提供加拿大一样的教育、培训和重找职业的机会。1941年几乎零失业时，正式实行失业保险，保证了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转变，几乎没有发生痛苦就实现了和平过渡。养老金加上省基金奠定了完全没有先例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为盲人和单身母亲发放补贴。C.D.豪虽然仇视福利制度，但吸收“合作福利”（Corporate welfare）中的许多老传统，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分担重建计划。另外，对战时转向军工生产的私人企业给予的许多激励措施，现在则用来激励它们“转回”和平生产；将战时工厂“加倍折旧处理”，以低价格出售给接受重新开业条件的厂家；政府承担出口保险，鼓励企业外销产品。安大略霍普港埃尔多雷多核电厂、萨尼亚化学合成企业以及战前创建的泛加拿大航空公司均接受为政府企业；战时与美国合建的飞机制造工业照常生产，继续吸收美国的投资；以政府力量支持科技发展，等等。总之，加拿大政府通过大力干预，加快工业复苏，1945—1946年虽有短暂徘徊，但避免了战后萧条，并很快超过战时生产的高峰期，出现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长期繁荣，一举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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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促使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加上工业化的持续，加拿大更加依赖国外的资本、专业技术、专门产品和原材料，相应地，世界也对加拿大产品提出了更大的要求，结果贸易以空前规模增长。为了扩大市场，加拿大给外国买主平均每笔20亿加元的贷款，比美国1948年援助欧洲经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还要慷慨。不过，贷款计划局限不小，因战后贸易盈余小，徘徊在2.5亿—5亿加元之间。贷款销售必须使用美元，战后15亿美元现汇储备很快下降，到1949年仅剩5亿美元，并以每月1亿美元递减。财政部后来强行控制兑换，取消任何进口，而C.D.豪及商业部则认为实无必要，议会则没有作出决议。但危机很快过去，兑换问题尚未引起注意时，1947年2月13日帝国石油公司（Imperial Oil）134号钻井队在埃德蒙顿郊外找到了石油。这样，一个新的工业部门为阿尔伯塔省提供了出口财富，为加拿大进口账单砍掉了千百万加元。同时，冷战的突然到来，美元投资也接踵而至。作为马歇尔援助计划，1948年美国国会根据加美1941年《海德公园宣言》恢复与加拿大绝大多数的合作项目。随后，重新武装使1949年的轻度衰退戛然而止，工作机会和合同很快增多。但这样的变化也使经济完全依赖美国。萨斯喀彻温农场主的儿子、天才经济家约翰·多奇（John James Deutsch，1911—1976年）主张将自由贸易从理论变为实践，取消关税，得到几位自由党政府部长的认可。可是，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对1911年自由贸易谈判曾使自由党在当年大选中下台记忆犹新，处理比较谨慎，因而在1948年放弃权力前夕警告内阁同僚说：如果实行这个计划，就不退休，站出来发动反对本党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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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被搁置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签订了关贸总协定。这是西方国家为克服贸易障碍、防止经济萧条而进行的尝试，结果从麦克唐纳到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建立起来并引以为荣的关税体制迅速崩溃了。其实，即使没有关税壁垒，美国公司也能够很容易地进入加拿大市场，因为可以直接投资或设立分厂。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美国明尼苏达梅萨比山的红铁矿，而加拿大地理学家1894年勘探得知魁北克与拉布拉多内地山区红铁矿储藏丰富。但开发需要5亿美元，对于加拿大来说尚难负担。美国钢铁生产企业既有钱，也有开发心愿。于是，1951—1954年7 000人从圣劳伦斯河岸的七岛港向北修筑了576公里的铁路，直通魁北克—拉布拉多半岛中心新兴城镇谢弗维尔。这个铁矿的开采也实现了长期以来加美两国合修圣劳伦斯河深水航道的愿望。那时，拉布拉多铁矿的发现及战后繁荣增强了加拿大人的信心，1951年渥太华曾宣布要独立修建这条航道。美国的俄亥俄钢铁院外游说团急于得到拉布拉多的便宜矿石，排除铁路和大西洋海岸院外压力集团的阻挠，促使国会通过美加共同开发圣劳伦斯河航道和水力的议案。1954年美加签订合作协议，耗资10亿美元的圣劳伦斯河深水航道工程最终使远洋货轮上溯3 219公里，直达大湖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