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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经济繁荣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能源的发现和开发。1947年2月发现阿尔伯塔油田不久，接着在萨斯喀彻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两省也发现了油田。不久又在安大略和萨斯喀彻温两省北部发现铀矿，储藏丰富，投资开发后核能及铀矿的出口世界领先，并成为美国战略铀矿最近、最安全的来源地。在劳雷尔政府推动工业化的初期，中心城市附近的水电资源已开发完毕。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出钱开发北方交通、进行无人区飞行，直升机和遥感技术开始了加拿大地盾资源开发的进程。另外，战后新输电技术以及其他发明也使偏远山区水电资源的开发变成现实，结果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哥伦比亚河、皮斯河、马尼托巴省的纳尔逊河、安大略省的渥太华河上先后建设了多处水电工程。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魁北克马尼夸根—奥塔德河以及拉布拉多丘吉尔河（Churchill River）瀑布巨量水力资源的开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的水力发电量增加了4倍，80年代魁北克詹姆斯湾大型水电工程一期结束后，发电量更是大规模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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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资源开发，促使加拿大同美国关系日益密切，加上战后欧洲资本退出，结果加拿大对外贸易快速转向美国。美国的关税壁垒虽禁止绝大多数制造品入口，但新闻纸、纸浆、木材、镍以及萨斯喀彻温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钾碱（占世界储量40%）是美国迫切需要的。加拿大需要的工业品则主要从美国进口，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对美国贸易占70%，对英国贸易降为10%。这是资本高度依赖美国的后果，1945—1955年美国资本从49亿美元增加到103亿美元，直接投资增加了两倍，到70年代外资更是78%来自美国。美国投资不像英国为借贷资本，而是直接购买所有权。因此，加拿大50%以上的制造业、煤矿、炼钢、石油以及天然气为美资所控制；铝业、橡胶和汽车制造则100%为美资拥有。这样高度融合的标志是1965年《加美两国汽车协议》（Canada-United States Automotive Product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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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使各省对工业更加重视，也造成对问题的忽视。转向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致使阿尔伯塔和东西海岸的煤炭业逐渐衰落。欧洲农业复兴，减少从加拿大进口谷物和农副产品，致使东部农场主失去熏肉、苹果和奶酪市场，西部失去小麦市场，结果1952年大丰收的7亿蒲式尔小麦成为一场经济灾难。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发生饥荒，加拿大大草原小麦却堆积如山，等待买主，室内滑冰场或社区会议厅也都用来储备小麦。农场主希望联邦政府像在战争期间那样给予储存小麦现金补贴，以等待下个收获季节出售，但渥太华拒绝提供帮助。草原经济祸不单行，养牛业也遭到1952年口蹄疫的沉重打击，农副产品出口减少。加上1948年关贸总协定签订，英联邦特惠制自动消失，传统的对英贸易急剧下降。因丧失受到保护的帝国市场，对汽车业打击最大。尽管因富裕国内市场扩大，减少了出口损失，但是自1952年后贸易盈余消失了。也应当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的局部问题难掩总体繁荣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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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日趋富裕公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员军人以及战前军火厂的工人都找到了长期工作。由于战后工资有了保障，人们购买房屋、汽车、家具以及家居用品，甚至远远超出财力或提前15年透支。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合法性在战时已经获得枢密院的承认，工人大都加入工会，1949年几乎占工人总数的30%。1945年安大略温莎福特汽车发动机公司大罢工为义务登记费奠定了基础，从而保障了工会的财政安全，也保证了新会员分享战后繁荣的成果。这样，经济的繁荣和工会的积极作为确保了高工资、带薪休假以及许多以前几代人都不知道的利益。20世纪40年代以前，加拿大人受到季节性或周期性失业、家庭过大、作物歉收和老年贫困等困扰，绝大多数人十分贫苦，精打细算也没有“最起码的体面生活”。战后充分就业，工人实际收入平均增加一倍，由1946—1948年1516加元增至1956年3 136加元。男工平均每小时1加元，女工1956年也达到这个数目。加拿大已迈入富裕而民主的社会。战后繁荣保证了政府有财力建设福利国家制度，强大的工会运动对此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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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敏锐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在1919年8月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以工业改革与社会福利”为纲领，继劳雷尔后当选为该党的新领袖。不过，由于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是保守党执政，他没有机会实现自由党的新纲领。1926年自由党重新上台，可是，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仍没有机会实行自己的福利国家新纲领，因为上台后不久就遇到经济大萧条，所以社会改革拖延到三四十年代工业化基本实现时才开始。尽管如此，他在1927年仍制定了《养老金计划》，而在1940年促使各省同意修改《英属北美法案》相关条款，将对失业保障的权利给予联邦政府，在《养老金计划》中增添失业保险金的条款。在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奠定的基础上，战后两级政府继续摸索，以协调全国社会保障系统的实行办法。1945年有了家庭补贴和失业保险后，人民生活状况稍有改善，而真正的改变开始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福利情况也日趋改善，最少5元的“婴儿补贴”等于每户每月多发一周薪水。1947年，道格拉斯领导的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首先进行社会立法改革试验，其他省虽比较传统，也不断增加财政开支修建高速公路、中学和医院以造福人民。渥太华是这些改革的支柱。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加拿大终于全面实行了福利国家制度。1957—1968年联邦和各省均同意引进医疗保险制度，联邦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并负担一半费用，由省政府具体实施。1965年各省都同意实行统一养老金计划，只有魁北克安排本省的计划，但与其他省也大体一致。1966年联邦政府又增加给各省的补助金，或支付福利项目的一半费用。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多因美元投资使得加拿大具有偿付能力，加拿大人感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和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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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实现福利国家制度，除战后经济空前繁荣这个基本因素外，是因为加拿大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推动措施。1963年成立了加拿大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uncil of Canada），专门协调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使丰富的自然资源发挥造福于民的作用。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5.5%的速度持续增长，使人民普遍感到生活幸福。当然，仍存在土著人和老年人贫困，内地传统产业的从业者仍挣扎在贫困边缘，但这些例外情况只经过10年就大都解决了。富裕似乎成为社会问题的副产品，缺少房屋、医院、学校或市政服务都是以前战争和萧条时期的欠账。人们希望有房舍、土地以及防备水灾的积蓄。这些需求在城市郊区找到了解决办法，每个城市外围广阔的泥泞地带都迅速建造了成排的楼宇，许多乡村市政当局答应增设自来水、排污设施、学校以及改善道路。乡村农民也发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有了电气、抽水马桶以及容易到达大城市商店或卫生服务中心的硬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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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十分突出。全国公立小学统一使用黄色校车接送儿童上下学。年轻人大都受到更多的教育，学习各种技能，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留在乡村的，也逐渐实行科学经营农场，使用新的化肥和育种技术，开创生态革命，增加了产量。而且，绝大多数加拿大人相信接受中高等教育会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报酬。1945年后复员军人被接受进入大学，可在学校学习同服役一样长的年限。1949年复员军人进入大学注册增至战前的3倍。然而，教授收入低，地位不高，影响了教学质量。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是人口向郊区迁徙和高出生率，造成校舍和教师的不足，教师因人员缺少而过度工作。1917—1947年平均每年约25万年轻人达到进入中学年龄，此后迅速增加到50万人。1945—1961年初级中学、高中注册的学生和教师增加1倍以上，教师工资增加3倍，教学费用增加7倍，人均开支增加10倍。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仍比较保守和教条，学科设置简单，课程内容陈旧，缺少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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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郊区是战后人们生活富裕最突出的表现之一，而没有汽车这是不可能的。购买二手车是许多家庭逃避拥挤嘈杂的城市的最初做法。1945—1952年，加拿大私人汽车登记增加了1倍，到1962年再增加1倍。铺面道路里程从3.96万公里（2.46万英里）增加到1960年的112 700公里（7万英里），走高速公路穿越加拿大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生活富裕的另一个表现是，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可以享受带薪假日，战前人们对假期的奢望现在变成每年定期的期望。加拿大地盾边缘、东西海岸以及落基山变为别墅区，旅游成为加拿大人的新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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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人首先迁往郊区居住，接受中高等教育，喜欢平和宁静的生活，追求物质享受。最晚到1950年，多伦多与费城郊区的主要区别是缺少电视天线林立的景象。加拿大人大家庭多于邻国，忠诚于宗教信仰的也多于邻国。1945年后加拿大人收入提高，几代以来第一次一个人的工资就能够支撑一个家庭。家庭规模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51年以前是出生率降低并抵制移民的年代，1941年5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9.1%，1951年占12%。战争结束后复员军人回家是出生率迅速提高的原因之一，生育高峰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成为以中年人为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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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党到进步保守党短暂执政的转换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由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领导的自由党执政，加拿大人对自由党政府十分满意，自由党支持力很高。麦肯齐·金1948年退休后，由路易·圣洛朗（Louis Stephen St. Laurent，1882—1973年）领导自由党，并开创自治领联邦政府以来的最大多数政府的先例。自由党取得了193席一边倒的选举胜利，保守党为41席，平民合作联盟为13席，社会信誉党只剩10席。战后繁荣吸引了穷困的纽芬兰在1949年加入联邦，拖延80多年的这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自由党继续执政4年后，由于冷战和重新武装，经济继续保持繁荣。繁荣使自由党政府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1953年选举自由党仅丢失20席，路易·圣洛朗连续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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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圣洛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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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圣洛朗出生于魁北克东部城镇一个法国—爱尔兰裔的店主家庭。作为魁北克律师界的领袖，他1941年开始参政，继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的知己、已故的欧内斯特·拉普安特（Ernest Lapointe，1876—1941年）后担任联邦政府司法部部长。1942年帮助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顶住再度分裂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征兵问题，维护了国家和政府的团结，胜利度过了战争年代。他战后接管最重要的外交事务，自然成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的唯一继承人。1948年8月7日他在自由党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新党魁，出任联邦政府总理，尽管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拖延到11月才退休，让他坐等了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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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加拿大通货膨胀每年达10%，平民合作联盟要求控制价格，而路易·圣洛朗政府虽接受凯恩斯经济学思想，利用财政手段和货币杠杆刺激经济，但一直实行谨慎的财政调控政策；加拿大银行新总裁詹姆斯·科伊恩（James Coyne，1910—2012年）提高了利率，要加拿大人过节俭生活；两者都触怒了农场主、商人和依赖低息的借贷者。自由党政府为此付出了代价，先是在各省丢失阵地，到1956年只在4省执政；1958年又在马尼托巴省丢失权力，汤米·道格拉斯领导的平民合作联盟政府继续在萨斯喀彻温省掌权，并且最后影响了联邦自由党政府的稳定。已是老人的C.D.豪在1956年石油管道辩论中，蛮横地使用终止辩论的手法强行通过“贯加拿大天然气管议案”，自由党威信再度受损。战后西部小麦积压，严重损害了农场主的利益，加上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伤害了与英国的关系，这些皆被保守党利用。在1957年6月10日大选中，自由党严重失利，仅得107席。路易·圣洛朗本来可以组成联合内阁继续执政，但他已75岁，疲惫不堪，豪无信心，便宣布退休，将自由党交由莱斯特·皮尔逊执掌。在这次大选中，赢得议会112席的保守党（平民合作联盟25席、社会信誉党19席）组成联合政府执政，自大萧条中丢掉政权的22年后重返联邦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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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仅几周，约翰·迪芬贝克（John George Diefenbaker，1895—1979年）政府就把老年人保险从40加元提高到56加元；给小麦农场主发放补贴；对大西洋能源开发给予资助。他是为了进一步赢得选民支持，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多数派政府。约翰·迪芬贝克如愿以偿，1958年3月31日提前大选，保守党取得了空前的208席，是自麦克唐纳下台以来的第一次大胜。自由党只剩49席，平民合作联盟为8席，其他小党派被摧毁。魁北克杜普莱西斯将魁北克75席中的50席让给保守党，对约翰·迪芬贝克这次大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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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芬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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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自由党这次失利的原因是财政政策失误以及西部小麦的积压，但实际上是战后繁荣中过分依赖美国的后果。战后美加经济高度融合，美资控制性参与加拿大企业。保守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很快都警觉起来，不断警告“美元外交”的危害，到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一警告。平民合作联盟举出美国“后院”中的美洲为例，管理混乱，严重贫困，指出“合作”帝国主义的危害。保守党在战后依然主张保持帝国关系，极端派认为美国的投资会严重削弱这一关系。1956年C.D.豪提出由美国得克萨斯的承包商承包贯加拿大天然气管道工程，更是火上浇油，部分自由党人甚至也参与抵制。无人怀疑修筑这条管道的必要性，也赞成吸收国外资本是加快工程的办法，但自由党政府只考虑效益，对经济民族主义不感兴趣。C.D.豪这样的政客则将经济快速增长视为选票的孵化器，工人看到的是美国雇主比国内雇主开的工资高。就这样，从萨斯喀彻温博斯陶尔至蒙特利尔长3 7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于1958年10月顺利完工，但留下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保守党这次大胜正是利用了自由党这类政策失误。当然，也有保守党选战的策略因素。约翰·迪芬贝克是来自萨斯喀彻温的保守党新领袖、一位浸礼派律师，以一种老式的政治热情，言辞激昂，显得更有生气，具有煽动性。反观自由党方面，路易·圣洛朗疲惫不堪，心神不定，两者的影响效果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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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治变动首先是因自由党政府威信下降，而保守党打出“新国家政策”的发展计划，确实诱人，吸引选民。1957年选举以前，保守党就已提出以政府为主体、“以资源开发为引擎，推动国家走向全民公正的社会”的选举纲领。保守党在1957年6月以微弱多数上台后，又在1958年提前大选中，将“新国家政策”具体落实为开发北方资源、成立国家能源局（National Energy Board）、修建通往能源地区的道路、修改税收体系以及农场主公平享有繁荣成果等五大目标。以开发北方打头的“新国家政策”又被称为“新边疆政策”或“新国家资源政策”。后来，约翰·迪芬贝克甚至说美国总统肯尼迪1960年提出的“新边疆政策”就是受他这个政策的影响。正是“新边疆政策”创造了保守党这次史无前例的选战大胜，毕竟在富裕时代加拿大人更欢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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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也将落后地区尤其是西部草原地区纳入国家工业化的轨道。以20世纪40年代发现石油为开端，西部地区已步入追赶中央加拿大的工业化历程，只是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东部地区以制造业为主，而西部则以石油和矿产开发为动力。约翰·迪芬贝克领导的进步保守党提出资源开发的“新国家政策”，正是为了适应西部工业化的现实需要。西部地区以及大西洋海岸各省向来落后，并未同中部地区一样自20世纪50年代享受战后繁荣，长期对自由党各届政府不满。正是针对这一状况，约翰·迪芬贝克又将“新国家政策”解释为“一个加拿大”的纲领，许诺执政后将“保证我国人民人人有份，享受我们建立的繁荣以及繁荣带来的利益，帮助这片土地上各个地区都参与国家发展，帮助国家所有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为每个地区、每个加拿大人造福，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加拿大”。他退休写回忆录时又说，“一个加拿大”是“考虑到每个工人和农场主，注意小商人而不只是大公司，要对我们的老人、复员军人、盲残人的利益采取行动”，为他们寻求公民身份、机会和福利，以实现基本平等，以求个人的改善。“我的梦想是在加拿大没有任何基于种族、信仰、性别及经济状况的二等公民的任何歧视”。广大选民因“一个加拿大”的美好设想而看好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给予了最大的信任投票，选出了加拿大选举史上少有的一次绝大多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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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加拿大”的发展目标不仅追求整个加拿大不分地区、部门、集团、阶级和个人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而且更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实行国家帮助，特别是把西部草原省农业居民和农场主作为重点扶助对象之一。这是因为农业居民“一般总被认为是国家的支柱，但过去几年从未得到过（经济）安全的保障”。农业是没有分享到战后繁荣的唯一部门。在1957年当选后，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立即采取4项措施帮助农场主：颁布《草原谷物预支条例》，帮助农场主处理20世纪50年代的剩余谷物；颁布《农业稳定条例》，设立2.5亿加元政府周转资金，为谷物以外的农产品进行补贴；成立粮食价格限制皇家委员会，稳定谷物价格；为了降低谷物运输费用，成立谷物运输车辆分配委员会，补助太平洋铁路公司2 000万加元。这些救农措施使农场主成为推动保守党上台的主要力量。为了感激农场主，1958年提前大选时，约翰·迪芬贝克又许下更多的诺言，诸如提供作物保险、改善农场贷款等，特别重要的是，对种植小麦、燕麦和大麦的农场主实行差额补贴。这样的诺言使进步保守党在选举中席卷了全国所有农业区的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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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特别关注西部草原农场主的利益并不是偶然的，它的主要成员、核心政治家大都来自西部地区，进步保守党基本上代表了草原农场主的利益。约翰·迪芬贝克总理本人和农业部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1912—2004年）则是西部草原在政府内的代言人，前者少年时期生活在草原的一个农场里，青年时期在萨斯喀切温大学上学，1942年成为萨斯喀切温省的联邦议员，是典型的西部精英，有强烈的西部情结。阿尔文·汉密尔顿出生于金斯顿附近一个“效忠派”传统农场主的家庭，年轻时很长一段时间在萨斯喀彻温姑父的农场里打工，此后成为那里技术学院的教员，与西部农场主长期接触，了解和同情西部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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