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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还是你，萨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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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西部，想干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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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革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加拿大诞生了蜚声世界的文学批评家、著名圣经研究学者、杰出的道德学家和多伦多大学教授诺斯罗普·弗莱（Herman Northrop Frye，1912—1991年）。同伍德科克一样，他为世界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6年出版的《论莎士比亚》，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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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罗普·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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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 加拿大的大学一向是科学研究中心，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成就卓著。新老两代科学人才开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在20世纪早期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的自然科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科学研究创新成果不断。最能够说明这一进步的是继1923年因发现胰岛素而首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之后，加拿大又分别在1971年和1986年有了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分别是杰拉尔德·赫茨伯格（Gerhard Herzberg，1904—1999年）创立分子光谱学和约翰·查尔斯·波拉尼（John Charles Polanyi, 1929—）在化学和医学领域的创新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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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变革似乎更具革命性。由于加拿大从英法殖民地时代直到自治领早期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作为欧洲后来又作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向它们出口自然产品，从它们那里购买制造用品，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以哈洛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年）为首的大宗产品论经济史学派。哈洛德·英尼斯在1923年出版的《加拿大的毛皮》一书中说：“一直支配加拿大经济史的突出特点是，作为西方文明中心的边缘，而存在着发展差距，使生产活动集中于原材料产品的开发，给宗主国提供原材料，促进其产品以及殖民地所需要产品的制造。这种趋势且越来越强。”鳕鱼、海狸皮、木材、木材制品（纸浆和纸）、小麦和矿产在历史上依次成为大宗出口的天然产品（原材料）。哈洛德·英尼斯学派甚至主张加拿大在1931年获得主权独立后，仍继续殖民地时期的大宗产品经济。按哈洛德·英尼斯的观点，加拿大有永久成为生产资源附属国的趋势。晚至1952年，经济学家麦克托什仍认为加拿大这样新独立的国家要快速发展，“首先要依赖发现和开发出口世界市场的低廉原材料，并购买这一发展阶段它还不能生产的产品”，只是不再主张一味地开发原材料，而是要依赖工业国家发展本国工业。另外两位经济学家W.T.伊斯特布鲁克和H.艾特肯在他们编写的一部影响广泛的经济史教材《加拿大经济史》（1956年、1965年、1988年）中，仍将哈洛德·英尼斯的理论奉为经典，还说加拿大“不适合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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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德·英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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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德·英尼斯学派统治加拿大理论界长达近40年，对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皆有广泛的影响。例如，从我国国内早年仅有的两部加拿大史的译著即唐纳德·克莱顿的《加拿大百年史》和格莱兹布鲁克的《加拿大简史》来看，历史研究明显受到这一学派理论的影响。唐纳德·克莱顿（Donald Grant Creighton，1902—1979年）是哈洛德·英尼斯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当过历史系主任，是20世纪加拿大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他这部《加拿大百年史》中，哈洛德·英尼斯的观点俯拾即是，特别是否认加拿大在20世纪以前发生过工业革命，认为“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加拿大人基本上把国外当作主要产品的市场以及工业制品、资本和人口的来源”。20世纪开始后，加拿大“仍是一个生产原料的国家，向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大量出口原料”。虽然作为“国家政策”在1879年颁布保护关税，意在促进工业化，但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制造业只是“小规模的、分散的”，根本不能够成其为“化”，直至20世纪头10年才出现“新兴工业”。唐纳德·克莱顿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著作《青年麦克唐纳传》和《北方自治领》在哈洛德·英尼斯的理论基础上创造了所谓圣劳伦斯命题，即关于都会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历史理论体系。按这一理论，在欧洲人征服加拿大的早期，蒙特利尔既然控制着毛皮贸易，就是加拿大的都会中心，但后来多伦多在上游崛起，切断了蒙特利尔与内地的联系，夺取了蒙特利尔地区中心的地位，一跃而成为新的大都会。实际上，这个理论体系为后来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长期的文化冲突提供了理论根据。唐纳德·克莱顿的历史理论体系甚至还影响了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例如，麦克兰南的代表作《两种孤独》（1945年）就是运用圣劳伦斯命题来展示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文化分歧的；普拉特和阿特伍德等重要作家的创作多少也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不过，也有历史学家并不认可唐纳德·克莱顿的理论体系，例如马尼托巴的历史学家W.C.莫顿在《加拿大的特征》一书中反驳了圣劳伦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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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蒙特利尔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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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哈洛德·英尼斯学派内部开始分化，分离出新古典主义，引进凯恩斯加快增值率模式，对哈洛德·英尼斯理论提出质疑，特别是到60年代出现了新经济史学派，更是大胆否定这一理论体系。1966年，钱伯斯和高登在加拿大《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初级产品与经济增长：一项实际测定》，可以作为新经济史学挑战哈洛德·英尼斯理论的代表，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推翻了哈洛德·英尼斯许多“传统观点”，特别是否定学派的理论基石——小麦经济在加拿大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按哈洛德·英尼斯学派，小麦产出占国民总产值的23.6%以上，而他们确定则贡献不到8.4%，小麦不是“加拿大经济集中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样，哈洛德·英尼斯理论本身发生了动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经济史学从货币政策、工资、收入、财富分配、国内金融市场乃至国际货币流通、关税政策等方面，论证了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戴尔斯教授则推翻了基于该理论的对国家政策的传统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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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动荡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学术的交流，加拿大也出现了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如H.C.潘特兰、S.B.赖尔森等学者从英国引进E.P.汤普森（E.P.Thompson）、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西欧引进法国年鉴学派以及德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经济社会史学的分析方法，“用新方法研究加拿大社会和劳工”等问题，纠正因受哈洛德·英尼斯学派影响而忽视的对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问题的研究，以C.吉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派，重视研究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和工人阶级的形成。鲍姆夫莱特1993年出版《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指出：“有个广为人知的错误观念认为，加拿大是发达国家，但不是工业化国家，它所拥有的财富只依赖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大草原的小麦、矿产和林木，而且北方的水电开发计划也不能弥补地理上太过集中的制造业部门的重要性。然而，在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品占2/5，即使矿产、建筑和能源不计算在内，制造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就超过25%，雇佣的劳动力几乎占25%。这在世界上也属最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拿大按人均的制造业产值，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这样，加拿大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就有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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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新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经济繁荣顶峰时期出现，显然是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的产物。历史学领域也是如此。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著作纷纷出现，布朗教授主编的《插图本加拿大史》（1987年、2005年），高度关注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叙述。还有研究工业社会的专著，如玛格丽特·康拉德和阿尔文·芬克尔编写的《加拿大人民史》（1998年）对社会和文化展开了充分讨论，是一部优秀的加拿大社会史专著。劳工和妇女运动史也成为社会史的一个重要领域，格雷格·海罗的《加拿大劳工运动简史》（1989年）、德斯蒙德·莫顿的《劳动人民：插图本加拿大工人史》（2000年）、阿里森·伯林蒂瑟的《加拿大妇女史》等，都是这些领域的最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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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洛朗政府重视文化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富裕时代促进了加拿大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但加拿大政府实行积极的文化扶持政策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战后初期，圣洛朗政府就将培养文化精英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1949年4月成立以前驻英高级专员文森特·梅西（Vincent Massey，1887—1967年）和拉瓦尔大学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乔治-亨利·勒维克（Georges-Henri Lévesque，1903—2000年）神父作为两主席的皇家委员会，主持全国艺术、文学和科学的发展事业。在对主要文化机构调查的基础上，1951年提出了《调查报告》，称为《梅西—勒维克报告》（Massey-Lévesque Report）。这次调查表明，对大众文化及其支持者美国的粗俗文化的影响，加拿大文化精英倍感忧虑，因而建议鼓励表现民族感情、促进共同了解，以及发展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事业。同时，提出一些重要措施：即由联邦政府开支维持大学、加拿大广播公司控制的电视媒体、国家图书馆；设立全国捐赠基金，资助演员、作家、剧院和管弦乐队；建立不受党派或政府控制的加拿大文化委员会（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负责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资助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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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梅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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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勒维克报告》很快被接受，并付诸实施，但对采用税收资助芭蕾舞演员，圣洛朗担心选民会反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加拿大文化人一直渴望得到政府支持，联邦政府现在开始做了。1951年拨款800万加元资助大学科研，1956年增加拨款，但政府资助毕竟受到财政的限制。直到1957年因3位百万富翁去世而得到继承税的意外收益，梅西委员会的目标才得以实现。其后，设立亿元捐赠基金资助艺术和学术，一半用作大学研究基金，一半作为文学艺术奖励基金。此后，文化委员会又得到大量增加的捐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成百上千万加元拨入艺术机构、大学、管弦乐团或出版社，有效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仅为1967年建国的世纪庆典的文化活动，就提供了几百万加元。从70年代以后，在公共基金充足的基础上，还创立了强大的文化企业，成千上万名男女演员、诗人和剧作家依靠国家资金养活，尽管不怎么富裕，但生活和创作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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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联邦政府一样，大多数省份也很重视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成立与国家文化委员会相当的省级文化机构，鼓励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例如，安大略艺术委员会便是在1967年建国百年纪念后为响应民族文化运动而成立的。在自由主义时代精神熏陶下，发掘当地文化遗产优势，来对抗大都市的传统地位，结果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将文化事业推向了远离大都市中心的地方。文化民族精英还强烈要求采取保护性措施，抵制美国粗俗大众文化的入侵，政府及其基金捐赠机构都采取了积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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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仅造就了群星璀璨的文学艺术家队伍，而且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文化事业出现了大繁荣。当然，这也要归功于战后的教育改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繁荣高峰期间，加拿大人对自己国家的地位信心倍增，为了培养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人才，首先重视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1945—1961年，中学注册的学生和教师数目增加一倍。高等教育发展最快，除扩大原有规模和设施外，又新建19所院校。在战后初期，高等院校注册学生是战前的3倍，1961—1971年学生从12.9万人增加到32万人，1990年达到51.44万人。据加拿大高等院校联合会编制的《1991年加拿大大学手册》，截至1990年，加拿大大学共89所，专职教师3.6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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