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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青年地理学家威廉·德尼万在飞过玻利维亚东部时，发现一个已逝文明修起的台田覆盖着大地（上图）。他对此颇感兴趣。台田里散布着不规则的、护城河一样的壕沟（上页下图），其用途仍不为人所知。在与之相邻的巴西阿克里州，考古学家发现了数百个精密的，几何状的“地质印痕”，并开始怀疑，亚马孙西部曾是大规模的复杂印第安社会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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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服一个当地飞行员沿固定航线西行之后，德尼万从空中考察了贝尼。他观察到的景象，和40年后我的目力所见如出一辙：孤立的林丘，垫高的后滨阶地，圆形的、护城河一样的壕沟，以及古怪而曲折的山脉。“我从这DC–3型飞机的窗户里往外看出去，看得我在这小飞机里都快发疯了。”德尼万对我说，“我当时就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天然形成的。大自然里就不可能有那种直线。”德尼万对这片土地了解得越多，他的兴趣也就越浓。“这是一片被人类完全开发了的山河。”他说，“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亚马孙及其周边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我想，这也有可能是整个南美洲最重要的发现。但那时，这事几乎没人去碰。”它现在还是几乎没人去碰，因为考古学家们尚未完成对土建工程和运河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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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在3 000年前起，这个古代文明建成了整个星球上最大、最怪、生态最丰富的人工环境之一。埃里克森相信，它的创立者，可能是今天被称为莫霍（Mojo）和鲍莱（Bauré）族人，他们是阿拉瓦克语（Arawak）使用群体的远祖。这些人建土丘作为居所和农场，建堤道和运河以利运输和交通，筑鱼堰以补食物给养，烧草原以防树林入侵。1 000年前，他们的社会达到了顶峰。他们的村镇宽敞开阔、错落有致，由护城河与篱笆守卫着。根据埃里克森假设的复原图，可能有多达上百万民众曾穿着长长的束腰棉衣，手腕和脖颈上摇摆着沉重的装饰物，走过玻利维亚东部的这些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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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瓦克文明消逝数百年后的今天，伊比巴特土墩上及其四周的森林看上去就像环保人士梦中那传统的亚马孙流域一样：和人类胳膊一样粗壮的藤本植物，6英尺多长、随风摇摆的刀片式树叶，树干平滑的巴西坚果树，还有厚实的、闻起来像热鲜肉的花朵。巴利告诉我说，在物种丰富性上，玻利维亚的森林岛屿可以同南美任何地方相比。而物种多样、互为补充的贝尼大草原，情况貌似也是如此。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这个地区是一座宝库，一座由人类设计并埋下的宝库。埃里克森把贝尼的山河视为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一个直到近期还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杰作，一个在玻利维亚以外鲜有人知其所在地名称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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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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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及其作品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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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尼的遭遇并不新鲜。在差不多5个世纪里，霍姆伯格之误（即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一种没有历史的永恒状态下的假定）主导了学术著作，并由此流传到高中教科书、好莱坞电影、报纸文章、环保运动、浪漫冒险书籍和丝网印刷的T恤衫等大众领域。该假定以多种形式存在，被憎恶和赞美印第安人的人们同时接受。霍姆伯格之误解释了殖民者的观点（他们视印第安人为无药可救的、恶毒的野蛮人），而其翻版，正是那种近乎梦幻的印第安人属于“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的刻板形象。正面也好，负面也罢，在两种形象中，印第安人都缺失了社会科学家们称之为能动性的东西；他们本身并不是行动者，而是偶然给他们带来的任意收获或是灾难的被动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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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野蛮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首部描述美洲原住民的人种学著作，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主要写就于16世纪30年代的《辩护史》（Apologética Historia Sumaria）。德拉斯·卡萨斯，一个忏悔其所为并成为了一名神父的西班牙征服者，把他漫长的后半生用来反对欧洲人在美洲的暴行。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印第安人是居住在“陆地天堂”上的、温顺如牛的自然生物。他相信，这些天真而无罪的人，在几千年里都一直在安静地等待着基督教的指导。和德拉斯·卡萨斯同时期的意大利评论家彼得·马特（Pietro Martire d’Anghiera）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写道（我此处引述的是他1556年著作的英译本），印第安人“生活在古代思想家们每每提及的金色世界里”，其生活状态“简单、纯真、全无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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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些所谓印第安人生而简单纯真的观念，主要是指他们那公认的缺乏影响环境的能力。这个观念至少可追溯到亨利·大卫·梭罗[7]。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印第安智慧”，一种原生的、据说不包含量度和分类的思想。梭罗把量度和分类视为让人类能够改造自然的罪恶之源。梭罗这种观点的影响力延续至今。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之后，一个名为“保持美国美丽”的组织竖起了广告牌。牌上是一个身着印第安服饰的演员在被污染的土地上悄然流泪的形象。这项活动极为成功。在接下来的近10年间，哭泣的印第安人的形象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尽管印第安人在此扮演了一种英雄式的角色，这个广告还是体现了霍姆伯格之误，因为它含蓄地把印第安人描绘成了一个从未改变自然环境原有野生状态的群体。而由于历史就是变革，他们也就成了没有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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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斯·卡萨斯的反西班牙观点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以至于他告诉他的遗嘱执行人，要在自己去世40年后再出版《辩护史》一书（他死于1566年）。事实上，这本书的全文直到1909年才得以出版。正像这种延误所揭示的那样，从18世纪到19世纪，“高贵的野蛮人”的争论都未能赢得同情。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的观点颇为典型。这位历史学的佼佼者在1834年写道，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北美洲是“一片不毛之地……其仅有的居民，是少数由羸弱的野蛮人组成的分散部族，他们既无商业，又无政治关联”。和德拉斯·卡萨斯一样，班克罗夫特相信，印第安人生活在没有变革的社会里，只是班克罗夫特把这种永恒性视为惰性，而非纯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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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克罗夫特的表述，以不同的形式流传到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1934年，美国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阿尔弗莱德·L·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做出了这样的推理：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不可能取得发展（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荒唐的、不断的、持续消耗的冲突”。他相信，要想逃离这种冲突的循环，“可谓无望”。“试图将其价值观从战争转为和平的群体，几乎确定了提前灭绝的命运。”[8]克罗伯承认，印第安人的确会从争斗之中抽出时间来耕种粮食，但他强调说，农业“并非东部地区的生活之本，它是辅助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奢侈品”。因此，“本可以被开发的99%或者更多的（土地）都还是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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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其上下卷著作《欧洲人发现美洲》（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的结尾干脆地断言，印第安人没有留下持久的遗迹或是制度。他们被困在不变的荒野，是“期盼短暂而野蛮的一生，对未来完全无望的异教徒”。1965年，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男爵声称，原住民“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是向当今社会展示，它逃离的是怎样的一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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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是学术信念的忠实反映。通过一次对美国历史教材的调查，作家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推断说，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对印第安人的特点描述“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它开了大倒车”。更早时期的作家把印第安人看作重要而未开化的群体，但之后的书籍，则把他们死死地套进了一条公式：“懒惰、幼稚、残暴”。她写道，20世纪40年代的一本主要教材只用了“几段话”来描述印第安人，“而最后一段的标题赫然是，‘印第安人是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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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在古人面前展示优越感，总是件简单的事。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注意到，很多信奉霍姆伯格之误的研究人员还生活在这么一个年代里，即历史事件的推动力似乎源于欧洲血统的伟大领袖，白人社会也貌似正在世界各地压制着非白人社会。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民族主义都占据优势地位，而历史学家们也是按照民族，而非文化、宗教或者生活方式来辨识历史。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育了西方社会，非西方人（这回是日本人）也有能力进行迅猛的社会变革。欧洲殖民帝国的快速解体，进一步预示了这一点。克罗斯比将这些事件对社会科学家们产生的影响，与天文学家“发现从银河系里星星之间看到的那些模糊的点，其实是遥远的星系”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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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学科和新技术正在开创审视过去的新方法。从人口统计学、气候学、流行病学、经济学、植物学、孢粉学（花粉分析），到分子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碳十四年代测定法、冰芯钻取技术、卫星摄影、土壤监测，还有微卫星遗传分析和三维虚拟漫游，一股新视角和新技术的洪流进入了应用领域。而在新技术得到利用的时代，这群占据三分之一地表面积的人类居民数千年来都几无变化的观点，听上去就开始无理了。当然，一些研究人员还是猛烈抨击这些新发现，并称之为过分的夸张。[“我们不过是用一个新神话来取代了（未开发荒原的）旧神话，”地理学家托马斯·韦尔（Thomas Vale）嘲笑道，“已被人类开发了的山河的神话。”] 但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争论，一个关于美洲及其最初居民的新图景正在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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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广告依然在颂扬着驰骋于北美大平原、在马背上追逐野牛的印第安人，他们以纯生态游牧民族的形象出现。然而在哥伦布的时代，美洲原住民多见于格兰德河（the Río Grande）以南的地区。他们不是游牧民，而是一些世界上最大、最富足的都市的建立者和居住者。印第安人根本不靠猎杀大猎物为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住在农场里。其他人靠鱼类和贝类过活。至于马匹，那都是欧洲的，除了安第斯地区的美洲驼，西半球是没有驮畜的。换言之，美洲比研究人员此前想象的要大得多、多样化得多，人口也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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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古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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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新石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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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多数时间里，考古学家们都相信，印第安人是在上个冰河时代的末尾，也就是约13 000年前跨越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的。由于极地冰层锁住了大量的水，全球范围内的海平面下降了约300英尺（约91米）。浅浅的白令海峡变成了宽阔的大陆桥，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理论上，所谓“古印第安人”轻易地走过了如今分割两个大陆的这55英里（约88.5公里）路。1964年，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C·万斯·海恩斯（C. Vance Haynes）为这种理论描出了点睛之笔。他说，加拿大西北部的两大冰原断裂得恰逢其时（也恰是约13 000年前），一个相对温暖的无冰走廊因而成形。通过这条渠道，古印第安人无须走过浮冰，即可从阿拉斯加去往更宜居的南部地区。这时，浮冰带向白令海峡以南延伸了2 000英里（约3 200公里），几乎没有生命存在。如果没有海恩斯提到的无冰走廊，就很难想象人类是如何到达南部的。大陆桥和无冰走廊的组合在过去20 000年里只出现了这一次，而且仅仅持续了数百年。而其出现又恰恰在美洲已知最早文化即克洛维斯文化兴起之前。克洛维斯文化得名于新墨西哥州的同名城镇，那里是其遗迹被首先确认发现的地方。海恩斯的解释让这种理论显得几乎无懈可击，以至于它进入了教材之中。我读高中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个。30年后，我的儿子也有了同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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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97年，该理论突然崩溃了。一些它最热心的支持者，包括海恩斯本人在内，公开承认在智利南部的一次考古挖掘发现了12 000多年前人类在此居住的可信证据。而由于这些人生活在白令海峡以南7 000英里（这是一个大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完的距离），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在无冰走廊开启之前抵达当地的。（无论如何，新的研究对该走廊是否存在也打上了问号。）鉴于在没有走廊的情况下穿越冰川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些考古学家推断说，首批美洲人必定是在20 000年前抵达的，那时的冰原还比较小。要么就是比这还要早（智利的挖掘现场发现了30 000多年前人工制品的支持性证据）；要么可能第一批印第安人是坐船前来的，不需要大陆桥；要么他们可能是通过澳大利亚，在穿越南极后抵达此地的。顾问考古学家斯图尔特·费德尔（Stuart Fiedel）告诉我，“我们处于混乱状态。”他补充道，“我们原来知道的一切，现在都被认为是错的了。”（为了效果，他的陈述夸张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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