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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处女地的天花死亡率，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多数潜在的实验对象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但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初对印度南部7 000个未接种疫苗的天花病例的观察发现，该病毒患者的死亡率达43%。而鉴于安第斯人口的极度脆弱性（他们甚至不会像欧洲人那样，把患者隔离起来），多宾斯推测，全帝国的人口“很有可能在这次疫情期间减少了一半”。换言之，在大约3年内，每两名塔万廷苏尤的居民中就有一人死于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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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命和社会代价。如此势不可挡的打击撕裂了维系着各种文化的纽带。修昔底德（Thucydides）[28]报告说，公元前430年袭击了雅典的那场传染病使全城笼罩在“极度的漫无法纪”的状态之中。人们“轻视一切，无论圣物俗物”。他们加入邪教组织[29]，还允许患病的难民亵渎神庙，倒毙于斯。一千年后，黑死病动摇了欧洲的根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对罗马的反抗和现代反犹太主义一样，都脱胎于这场疫情。黑死病席卷大地，迫使地主要么督促农民更努力地耕种，要么提高待遇，吸引新的劳力。这两种选择都导致了社会动荡：扎克雷起义（法国，1358年），梳毛工起义（佛罗伦萨，1378年），农民起义（英国，1381年），加泰罗尼亚起义（西班牙，1395年），以及日耳曼各国内部的数十起骚乱。社会一旦陷入自相残杀的混乱之中，就容易被外敌征服，这个道理还需要明说吗？借用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一个比喻来说，如果成吉思汗是在黑死病期间抵达欧洲的，这本书也就不会是用欧洲语言写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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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塔万廷苏尤，天花把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宫廷贵族一网打尽，而幸存者为了分赃，又打起了内战。死于阿塔瓦尔帕与瓦斯卡尔双方斗争期间的那些士兵，和死于传染病的人们一样，都是天花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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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内战暴行加剧的，是这次疫情对一种安第斯独特风俗，即皇室木乃伊的影响。在安第斯社会，人们把自己视为家族世系的成员。［欧洲人也是如此，但血统在安第斯地区尤为重要；若用流行文化做一对比，这里的世系观念可能与电影《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较为相像。《指环王》里的每一名角色在自我介绍时，都会说“我是X，是Y的儿子”，或者“我是A，有B的血脉”。］被称为皇系后裔集团（panaqa）的皇家世系极为特殊。每名新帝都生于一个集团，而在即位时又会创建一个新的皇系后裔集团。这个新集团的成员包括皇帝本人、其妻子儿女、仆人和顾问。在皇帝驾崩后，其后裔集团将其制为木乃伊。由于印卡大帝被认为是不朽的神灵，那么从逻辑上讲，其干尸仍会受到在世皇帝的待遇。在抵达库斯科后不久，皮萨罗的同伴米格尔·德·埃斯蒂德（Miguel de Estete）看到了一队已经死去的印加皇帝。这些干尸被人用轿子抬了出来，“坐在各自的皇位上，被手持蝇掸的侍从和妇女簇拥着，这些人照料他们时表示出的尊敬，就好像他们还活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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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皇室木乃伊不被视为死人，其接班人显然就无法继承他们的财产。每一代印卡的后裔集团都永久地保留了他的全部财产，包括其宫殿、居所和神殿；所有留下来的衣服、餐具、剪下来的指甲和毛发；以及其征服的领地所交纳的贡品。因此，正如佩德罗·皮萨罗察觉到的那样，“（塔万廷苏尤）的大部分人、财富、开销和恶习都在死人的控制之下”。这些木乃伊通过女性媒介发号施令，而后者是整个皇系后裔集团还活着的朝臣或其子嗣的代表。这样一来，几乎有一打皇帝的不朽之身都在争夺地位，多头的政治图谋也因此成为印加社会高层的主要特征，其规模之巨，足以取悦美第奇（Medici）家族[30]。很典型的一例是，连瓦伊纳·卡帕克在阿玛斯广场上也建不了自己的别墅，因为他那些死而不朽的先人们把可用的空间都占完了。印加社会的木乃伊问题甚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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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花将多数政治精英一扫而空后，每一个皇系后裔集团都试图占领这一真空，而这又挑起了内战。不同时期的不同木乃伊支持着不同的印加皇位觊觎者。阿塔瓦尔帕取胜后，他的集团从托帕·印卡的宫中取出其干尸，在库斯科郊外付之一炬（正可谓“活活烧死”）。随后，阿塔瓦尔帕又指示手下人从另一个敌对集团，即帕查库提木乃伊的集团，尽可能地掠取黄金，作为自己的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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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瓦斯卡尔死（或者说是不死不活）后，其后裔集团还是把内战持续了下去。阿塔瓦尔帕被俘期间，瓦斯卡尔集团派瓦氏之弟托帕·瓦尔帕（Thupa Wallpa）前往卡哈马卡。在与皮萨罗的密谈中，托帕·瓦尔帕声称自己是瓦斯卡尔的合法继承人。皮萨罗把他藏匿在自己的营房里。不久以后，曾在内战中支持瓦斯卡尔的卡哈马卡领主对这名西班牙人说，阿塔瓦尔帕的数万部队正在行军。他说，这些将领计划袭击皮萨罗，并救出皇帝。阿塔瓦尔帕本人如实地否认了这一指控。尽管如此，皮萨罗还是命人把他捆了起来。一些最同情阿塔瓦尔帕的西班牙人请求调查此事。他们离开后不久，两名印加人跑来见皮萨罗。他们声称自己刚刚从来犯部队中逃出。皮萨罗仓促召集了军事法庭，迅速判处印加皇帝死刑；这个理论显然是，一旦处决其领袖，那支正在逼近的印加军队也就不会发动进攻了。这时，西班牙远征军官兵返回报告说，根本没有什么正在行军的印加部队，但为时已晚。托帕·瓦尔帕从藏身之地走了出来，被拥立为新一代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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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考古学家约翰·罗的观点，这次处决是皮萨罗、托帕·瓦尔帕和卡哈马卡领主三人合谋的结果。罗认为，皮萨罗摆脱阿塔瓦尔帕而改立托帕·瓦尔帕，是“用一个不情不愿的人质换来了一个朋友兼盟友”。事实上，托帕·瓦尔帕曾公开表示效忠于西班牙。对他而言，这种誓言的代价不算什么；站在皮萨罗一边之后，“失去了一切”的瓦斯卡尔皇系后裔集团“又有了一次机会”。很显然，新皇帝希望与皮萨罗一道回到库斯科。而在首都，他有望进一步夺取全国政权。在那以后，他或许还能把西班牙人也消灭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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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库斯科途中，皮萨罗在河边城镇豪哈（Hatun Xauxa）[31]遭遇了第一次较为重要的反抗。内战期间，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攻占了该镇。这支部队回到这里，是为了与西班牙人作战的。但是印加军队把全城烧成平地，以免侵略者渡河的计划被当地两大原住民部族豪哈（Xauxa）和万卡（Wanka）挫败。这两个部族长期不满帝国的统治。他们不仅与印加人作战，还遵循着“吾敌之敌，即吾友也”的古谚，为皮萨罗提供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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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役后，托帕·瓦尔帕突然暴亡。他死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许多西班牙人都相信他是中毒而死的。主要嫌疑人是阿塔瓦尔帕的麾下大将查尔库奇马（Challcochima）。皮萨罗在卡哈马卡俘获了此人，并在随军前往库斯科期间一直带着他。查尔库奇马可能并未谋害托帕·瓦尔帕，但他肯定利用了后者的死亡来试图说服皮萨罗，下一代印卡应当从阿塔瓦尔帕的儿子中产生，而不应该是任何与瓦斯卡尔有关的人。与此同时，瓦斯卡尔后裔集团又派来了瓦斯卡尔另外一个名叫曼科·印卡（Manqo Inka）的弟弟。他承诺说，如果被选择接替托帕·瓦尔帕的皇位，他也会同样宣誓效忠于西班牙。作为回报，他请皮萨罗杀掉查尔库奇马。皮萨罗同意了。西班牙人于是在他们下一个目的地的主要广场上烧死了查尔库奇马。随后，他们向库斯科一路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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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欧洲人到来之后，安第斯社会长期经受了疾病和经济剥削的折磨，原住民传统依然坚如磐石。在这张由马丁·昌比摄于1921年的照片中，这名库斯科吉开酒小贩的形象，与其印加时代的同行或许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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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宾斯而言，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明确的。他在1963年的文章中写道，印加人不是被钢铁和马匹击败的，而是被病毒和宗派主义打垮的。他的这个结论呼应了佩德罗·皮萨罗数百年前的发现。这名西班牙征服者评论说，如果瓦伊纳·卡帕克“在我们西班牙人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还活着，我们就没有赢取它的可能……同样地，如果这片土地没有因为（由天花引起的国内）战争而四分五裂，我们也就没有踏上或赢取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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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注意到，皮萨罗的这些话不仅仅适用于塔万廷苏尤。他曾研究过秘鲁和亚利桑那南部的人口记录。与新英格兰地区的记录一样，二者均表明，流行病是在第一批成功的殖民者抵达之前爆发的。当欧洲人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一个个创伤惨重、支离破碎的文化已经无法团结起来抵抗入侵了。相反地，坚信自己即将丧失统治地位的一方总会与侵略者结成同盟，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这种联盟通常是成功的，因为本土方能够取得预期的优势。但其成功往往是临时性的，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本土文化总会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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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与17世纪期间，这一模式在美洲地区反复出现。这成为了“接触后的历史学”（postcontact history）的一种主导叙事。事实上，在无法利用病毒或政治分裂的情况下，欧洲人经常遭遇失败。从1510年到1560年，西班牙征服者6次试图攻取佛罗里达，均告失利。1532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将巴西海岸划分为14个省份，并派遣殖民者进入每一省经营壮大。到了1550年，只有两个定居点还苟存于世。法国人在圣劳伦斯的贸易站也只是勉强度日，而且甚至没想要在流行病爆发之前的新英格兰地区插上他们的旗帜。欧洲的微生物病菌发展太过缓慢，根本无法渗入尤卡坦半岛，而玛雅人的各个政体规模又小，不易受到挑拨而互相冲突。因此，西班牙从未彻底征服玛雅。上世纪90年代震动墨西哥南部的萨帕塔运动[32]，只不过是始于16世纪的殖民战争系列剧的最新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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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也是史学辩论和博士论文的材料，但多宾斯想着的是别的东西。如果让皮萨罗感到吃惊的是塔万廷苏尤在传染病和战争爆发之后的面积，那么打一开始就住在那里的人有多少呢？另外，1491年西半球的人口又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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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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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伊纳·卡帕克死于第一次天花疫情期间。在其后的1533年、1535年、1558年和1565年，天花病毒数次侵袭塔万廷苏尤。每次疫情的后果，都超乎我们这幸运的时代的想象。一名1565年疫情的目击者回忆道：“他们大量死去，数以百计。村子里人丁稀落。尸体遍布田地，在房子和棚屋里堆积成山……田地无人耕种，牧群无人照料，食物价格飞涨，许多人都买不起。他们逃离了邪恶的病毒，却落入了饥荒的魔爪。”此外，塔万廷苏尤还遭到了其他欧洲疫病的入侵，印第安人也同样易感染这些疫病。从1546年爆发的（或许是）伤寒，到1558年（与天花同时爆发）的流行性感冒，1614年的白喉，再加上1618年的麻疹，疫情的接连打击，对印加文化的残存部分无异于雪上加霜。多宾斯认为，这些传染病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夺去了90%的塔万廷苏尤居民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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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并不是得出这一可怕结论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名把此结论与一个重要事实（即在天花爆发时，南美还没有谁见过欧洲人的样子）进行统筹审视的现代研究人员。多宾斯意识到，天花病毒最有可能的发源地是加勒比海地区。有记录表明，1518年11月或12月，天花出现于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它杀死了三分之一的当地原住民人口，随后蔓延至波多黎各与古巴。西班牙人由于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受到病毒感染，多数对此免疫。在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征服墨西哥期间，一个由潘菲罗·德·纳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率领的探险队在1520年4月23日登陆于现在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市附近的地方。西班牙方面的大量记录表明，这个团队里有一个得了天花的非洲奴隶，他名叫弗朗西斯科·艾基亚（Francisco Eguía）或巴基亚（Baguía）。其他报告则称，带菌者是纳瓦埃斯作为助理带来的古巴印第安人。不管怎样，肯定是有某个人携带病毒前来此处，并且感染了整个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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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飞快地向墨西卡（阿兹特克）的重镇特诺奇蒂特兰城蔓延。它破坏了这座城市，接下来又蹂躏了帝国的其余领地。多宾斯发现，殖民地记录表明，天花从这里像跳房子一样跳过中美洲，来到巴拿马。此时，它距离印加边境已经只有数百英里了。病毒似乎跨越了这道鸿沟，并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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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的研究也随之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天花病菌在到达西半球的时候，必定是从欧洲人率先抵达的沿岸扩散到了当地居民从未见过白人的内陆地区。殖民时期的作家都知道，病毒在16世纪无数次地践踏了美洲的处女地。但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传染病如恐怖之箭一般从他们所见的有限区域内激射而出，整个半球的每个角落都未能幸免。连那些从未见于欧洲历史记载的地方也遭到了破坏。所以，第一批探索了美洲多地的白人所见到的，其实是已然经历了人口剧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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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多宾斯说，所有殖民地的人口估算值都太低了。由于其中多数估值都是在疫情之后才做出的，它们所表现的是人口最低点的情况，而不是接触前数字的近似值。在参考了几次可以相对确定地得悉事件前后总数的案例后，多宾斯的估计是，约有95%的美洲人死于与外界接触后的头130年里。因此，在估算前哥伦布时代原住民人口数的时候，要把那些年代的人口统计数乘以20倍或者更多。按历史标准来衡量，由此得出的结果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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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很好奇，究竟曾有多少印第安人生活在与外界接触前的美洲。研究贝尼的地理学家德尼万如此写道：“这个自哥伦布1496年试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展局部人口调查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争论，现在仍是史学界探究的一大课题。”用委婉的话来说，早期学者的数据确认工作是很随便的。德尼万告诉我：“其中大多数根本连大致估算都算不上。简直都没有大致这二字可言。”对原住民人口的第一次细致估算直到1928年才出现。史密森尼博物院卓越的民族志学者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在梳理了大量殖民时期的各类著作及政府文件之后断定，1491年的北美洲有115万居民。到了20世纪3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的人类学家阿尔弗莱德·L·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基于穆尼的判断，继续推进了研究工作。克罗伯进一步把数字削减至90万；这样的人口密度低于每6平方英里（约20.6平方公里）一人。克罗伯认为，在整个半球居住的印第安人只有8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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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伯承认自己对全大陆的估算无法解释地区性的差异，并鼓励未来的学者继续寻找和分析“高度本地化的文献记载”。据他所知，他在伯克利的一些同事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分析。1935年，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发表了对前哥伦布时代墨西哥西北部人口的第一个现代估算。与此同时，生理学家舍伯恩·F·库克（Sherburne F. Cook）调查了该地区病毒爆发所产生的后果。20世纪50年代中期，库克开始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家伍德罗·W·博拉（Woodrow W. Borah）联手工作。自此至20世纪70年代，二人在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梳理了殖民时期的财务、人口普查以及土地记录。他们的发现让克罗伯很不舒服。库克和博拉推断说，哥伦布登陆时，仅墨西哥中部高原的人口就达2 520万。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在一起，也只有不到1 000万居民。他们说，当时的墨西哥中部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其每平方英里人数是中国或印度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