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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印卡·尤潘基太过自我膨胀的维拉科查·印卡，选择用这一时刻来提醒这个小儿子，他依然是自己的从属者。他宣扬说，擦脚仪式的荣耀其实属于下一代印卡，即印卡·乌尔科。迪贝唐佐斯写道，“作为回应，印卡·尤潘基乞求其父去践踏这些囚徒，还说他取得这场胜利，可不是为了让诸如印卡·乌尔科和自己其余兄弟这样的娘儿们来干这事的。”激烈的争论导致了一场僵局。就好像一场莎士比亚戏剧似的，维拉科查·印卡决定杀掉这个烦人的小儿子。（维拉科查·印卡手下的一员将领后来解释说，这是“一个疯狂的冲动”。）但印卡·尤潘基事先听到了风声，于是这项阴谋失败了。感觉受辱的维拉科查·印卡下野流亡，而印卡·尤潘基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库斯科，把名字改为帕查库提（Pachakuti，意为“惊世之人”），同时宣称印加的统治家族是太阳神的后裔。此后，他东征西讨，所到之处，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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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等会儿！读者可能会这么说。这个家族故事简直是一部太棒的情节剧了，似乎可以理所应当地质疑一下它是否真实发生过。毕竟，关于印加史的全部已知文字记录都是在欧洲征服此地后完成的，而这时距离帕查库提的崛起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了。而且这些记录彼此之间还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大不相同。这不仅仅反映了作者的偏见和无知，还反映了其消息来源为了说某个家系的好话，能够随意践踏历史。出于这些原因，部分学者对现存的编年史全然不予理会。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做记录是印加人和西班牙人都有的悠久传统。总体来说，这些编年史家似乎意识到了其见证者的角色，也试图达到这一标准。他们对各个事件的版本在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多数学者都明智地利用了殖民时期的记录。我也在试着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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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掌国家政权后的25年时间里，帕查库提开拓了帝国的疆土，从秘鲁中部的高原到的的喀喀湖及更远处的地方。他的方法比人们预料的要更为精妙而划算。对钦察（Chincha）这片沿岸山谷的缓慢接管就是一个范例。1450年前后，帕查库提派遣了一支以其养弟卡帕克·尤潘基（Qhapaq Yupanki，大意为“慷慨的贵人”）为首的军队前往钦察。卡帕克·尤潘基率领数千兵卒长驱直入河谷地带，却通知惊慌失措的地方名流说，他对钦察一无所求。曾于16世纪50年代调查了河谷历史的两名西班牙神父报告说，“他自称为太阳之子，而且说他是为了他们好和为了每个人好而来的，他并不想要他们的银子、金子或者是女儿。”这名印加将军远没有以武力平定这片土地。事实上，他把“他携带的全部物品”都留给了当地人。他几乎是把钦察的领导层都埋在了成堆的贵重物品下面。而作为其慷慨相助的回报，这名将军只是请对方表示一点点感激之意，最好是以一幢大房子的形式赠予己方。这样，印加人就能在屋里进行工作，而仆人们也就可以烹饪、清扫和置办这个前哨基地里需要的物什。当卡帕克·尤潘基离开时，他还请钦察人送工匠和货物到库斯科去，以此继续表示他们对印加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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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帕查库提又派遣了另一支部队赶赴该河谷。这一次，部队的指挥官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托帕·印卡·尤潘基（Thupa Inka Yupanki，意为“尊贵的印卡皇室”）。托帕·印卡与当地领导层进行密谈，并对河谷生活的改善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想法，这些想法都得到了对方由衷的支持。当地领导人按照印加的模板，把全部人口都列入征兵范围，依据性别和年龄把各家各户分为不同的序列，每个序列的首领向其上级序列的首领报告。“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谁在负责。”西班牙神父们写道。托帕·印卡向这些被组织起来的人们委派任务：在此地开路，把钦察与印加治下的其他区域连接起来，为印加人修建一座崭新的宫殿，并打理为其留出来的田地。托帕·印卡显然把钦察留给了其兄弟来继续管理和经营当地人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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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的拜访者是帕查库提之孙，他可能在15世纪90年代到访了此处。与他同时到来的，还有印加人对土地及服务的升格要求。互惠的外表正在褪色。到了那时候，钦察人除了屈服，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了。他们被印加辖区所包围；其经济与帝国组织牵绊难离，其成百上千的子民执行帝国的命令。钦察精英不敢与印加军队进行较量，总是顺从而不勇猛，在殖民政府中也获得了这样那样的美差。但他们作为独立实体的领地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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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如今就职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爱德华·N·勒特韦克（Edward N. Luttwak）出版了一本富有挑战意味的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小书。他在书中区分了领域式的（territorial）帝国和霸权式的（hegemonic）帝国。领域式的帝国用军队直接占领土地，赶走旧的统治者，将其领土并入己方。而在霸权式帝国中，被征服地区的内部事务仍归其原统治者处置，他们只是成了诸侯而已。领域式帝国控制严格，但其维持成本高昂；霸权式帝国的维持成本则很廉价，因为原地方首领承担着管理成本，不过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松散联系促进了叛乱的形成。每一个意在开疆拓土的国家都是二者的混合体，但所有美洲原住民的帝国都偏向于霸权式经营。由于没有马匹，印第安士兵的行进速度不可避免地比欧洲或亚洲的士兵都慢。部队一旦用作占领军，就不能够被迅速地再行分配。因此，印加人只能几乎是被迫地指派地方首领，而不是将其替换。他们不遗余力地践行着这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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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查库提于1643年将军事指挥权转交其子托帕·印卡，自己则把注意力转移到以帝国风格完全重建库斯科上来。在此过程中，他跻身于历史上伟大的城市规划者之列。尽管他吸收了安第斯地区的美学传统，帕查库提还是在印加艺术与建筑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苏美尔与亚述的建筑镶嵌着灿烂的马赛克和壮观的壁画，而印加风格却是冷峻、抽象的，简略到只剩下几何图形；事实上，这有着惊人的当代色彩。［按秘鲁评论家塞萨尔·帕特诺斯托（César Paternosto）的观点，诸如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之类的20世纪油画家都受到了印加艺术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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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的砖石建筑使西班牙征服者感到惊奇，后者不能理解他们在没有灰浆和役畜的情况下，是怎么把这么大的石头拼接到一起的，而且这些建筑还十分耐用。美国探险者海勒姆·宾厄姆于1913年拍下了马丘比丘要塞的照片。尽管沉寂了4个世纪，该要塞当时几乎还是完好如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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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库斯科心脏地带的，是阿玛斯广场（the plaza of Awkaypata）。这座长625英尺（约190.5米）、宽550英尺（约167.6米）的广场，几乎全部被市里工人每天从太平洋沿岸运来并耙平的白沙覆盖着。纪念碑状的别墅和庙宇从三面包围了这个空间。其墙体都是用大石块切割而成的，切割技术之精准，安放之严丝合缝，以至于皮萨罗的弟弟佩德罗（他以侍从的身份跟随其兄）报告说，“连大头针的针孔都扎不进接缝里。”与这些建筑正面相对的，是大盘大盘擦亮了的黄金。当高山的阳光笼罩阿玛斯的时候，横片的白沙和斜片的黄金甚为扎眼，整个空间俨然成为颂扬光的露天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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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查库提的宏伟设计中，阿玛斯广场是帝国和宇宙的中心。四条高速公路从这座宏大的广场向四周延伸，而这四条公路划分出了不对称的四个部分，这也正是他把塔万廷苏尤（即“四分之国”）帝国划分为四个部分的依据。印加人认为，四分呼应着天国的秩序。银河，安第斯宇宙学中的一条广阔的天河，在与地球轨道呈28度角左右时横穿秘鲁的天空。一年中有6个月，星流可以说是由东北向西南斜穿天际；在另外6个月里，它们由东南向西北斜穿而过。这种变化与雨旱两季之间变化的时段大致重合（这也是银河将赋予生命的水源供给大地之母的时节），并把天空划为四截。而反映了这种模式的阿玛斯广场，是宇宙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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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库斯科还是第二种精神模式的中心。从阿玛斯发散出去的，是41条歪曲的、富有精神力量的线条。这些被称为“zeq’e”的线条呈蛛网状，相互交织。它们连接着大地的特有物产：泉水、坟墓、洞穴、圣地、田地和石头。在库斯科周围，有约400座“wak’a”（与圣地多少有些相像），首都四周也因此聚集着大地的力量。（在印加历法中，“zeq’e”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加历由41个星期组成，其中每周有8天。）“Wak’a”与“zeq’e”二者形成的网络，关联性极其复杂，以至于哥伦比亚大学考古学家特伦斯·丹特洛伊居然写道，“许多勤奋的学者都只能挠着他们的脑袋，去相信其他人的判断了。”每一座“wak’a”都有着自己的意义、相对的地位、社会关系以及一套在仪式上的用法。城外的一块大石，据说是最初的印加兄弟之一的石化之身；印加部队常会给这块石头穿上精致的衣服，并作为某种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随军携带。科波观察到，为了记下这些华美而丰富的圣地和线条，整个帝国“在库斯科城有1 000多名男子，是什么其他事情都不做，而只记着这些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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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加首都库斯科周围，有着400多座“wak”a¡±，即具有灵力的地方。它们多数都是石头，其中有些雕刻着精美的图示，或许与其所影响到的地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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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查库提不仅重塑了都城，还为塔万廷苏尤奠定了其特征的制度基础。几个世纪以来，当地村民都会花一定时间，以团队作业的形式来完成社区项目。通过交替使用恐吓与哄骗的手段，帕查库提把当地人服务的义务扩大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他通过法令宣布，塔万廷苏尤的一切土地与财产都属于国家（事实上，都属于印卡本人）。因此，农民就不得不定期成为帝国的农夫、牧人、纺织工、泥瓦匠、手艺人、矿工或者士兵。他们通常会离家几个月之久。他们人在旅途之时，国家为其提供吃、穿、住（其来源都是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货物）。这些应征的士兵修建了水坝、梯田和灌溉渠；他们在国有土地上务农，在国有牧场中养牧，在国有工厂里制罐，还储满了几百家国有仓库；他们铺平了高速公路，为携带信息和货物的长跑者与美洲驼提供给养。帝国以专政手段加大了对安第斯地区垂直管理的力度，把人民和物资往返运送于地区内的每一个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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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体系最不惊人的特征，是它的运转不需要钱。诚然，货币的缺失在当时并没有出乎西班牙侵略者的意料；直到18世纪，欧洲多数地区也是如此。不过印加人甚至连集市也没有。按照经济学家的预估，这种非市场的经济体（有人称之为垂直的社会主义）应该会产生严重的低效现象。这些确然存在，但其过失是由生产过剩而非需求所造成的。西班牙侵略者惊奇地发现，印加仓库里囤积着大量原封未动的布料和物资。但对于印加人来说，库存大量盈余是声威和富足的象征，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注意到，最重要的是，塔万廷苏尤“设法根除了饥饿”。他虽然并非印加的支持者，但还是承认说，“纵观全球，只有极少数的帝国达成了这一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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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万廷苏尤每吞并一个新的地区，印加人就会从其他偏远地区强制性地大量移民至此，并向新移民分配土地。新来者被鼓励保留其衣着与习俗，而非融入当地生活之中。为了沟通，双方都被迫使用其征服者的语言Runa Simi。从短期来看，这一做法导致政局紧张，而印加人则借此插手调停并控制双方。从长远看，这会（如果成功的话）侵蚀各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打造出一个新的、刻着塔万廷苏尤记号的国家。但是在民族这盘大棋上，印加人把棋子支来支去的规模，无疑会令人钦佩。惊人的是，很多地方的外国人在数量上都超过了原住民。最终，民族冲突有可能导致塔万廷苏尤像南斯拉夫一样土崩瓦解。但是如果皮萨罗没有去打断这一进程，印加人或许可以创造出一种与中华文化同样持久的统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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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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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的镀金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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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萨罗是怎么做到的？每一个研究印加史的人，都会迟早面临这个问题。亨利·多宾斯也曾对此感到不解。印加帝国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一样，人口众多，财力充沛，组织有序。但任何其他帝国都没有被这么一小股势力击溃：皮萨罗手下只有168个人和62匹马。研究人员常常思索，印加的崩溃是否预示着一次重大的历史教训。答案是肯定的，但人们直到最近才对这个教训本身有所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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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国的基本历史，在多宾斯苦读殖民时代古老记录的时候，已为世人所知。据卡贝洛·巴尔博亚（Cabello Balboa）的编年史可知，帕查库提于1471年安详去世。长期出任军事统帅的其子托帕·印卡如今戴上了帝国的“皇冠”。这是一条像头带一样缠绕在头骨周围的多色穗带，一根红色流苏从穗带上垂下来，搭在前额。托帕·印卡被抬在一座金轿子里（印加皇帝不在公共场合走路），威严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据旅行家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阿（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的记述，“人们避开他经过的道路，沿着山体两侧的上坡路边礼拜”，并“拔出自己的眉毛和睫毛”，以表示对他的崇敬。其仆从把他碰过的每一件东西，包括食物垃圾，都收集并贮存起来，以确保下等人不会触碰而亵渎这些物事。地上太过污浊，无法承受印卡大帝的唾液，因此他从来都是吐在一名侍臣的手上。侍臣用一条特制的布抹去唾液，并将其储藏起来，妥善保管。每年，印加皇帝碰过的全部东西（衣物、垃圾、寝具、唾液）都会在一场仪式上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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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帕·印卡开创了印卡娶其亲姐妹的传统。事实上，托帕·印卡兴许娶了自己的两个姐妹。这种习俗从遗传学上看自然是不可靠的，但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唯有印加皇帝近亲的血统才足够纯粹，可以为其生育其继承人。随着世代的更替，印加皇帝的神圣感越来越强，对血统纯粹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到最后，能满足要求的只剩下亲姐妹了。印加皇帝在发起军事行动的同时，其姐妹兼妻子以及后宫数百上千的妻妾也作为陪同随军出征。如此大规模的近亲婚配，似乎也没能阻挡住帝国前进的脚步。到他1493年去世时，托帕·印卡已经发兵深入厄瓜多尔和智利的腹地，把塔万廷苏尤的面积再度扩大了一倍。托帕·印卡在世期间征服的地域之广，使其可与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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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帕·印卡的死引发了一场皇位之争。塔万廷苏尤对继承权没有严格规定，而是由印卡本人来选择他认为最有资格登基执政的儿子做皇储。据萨米恩托·德·甘博阿的记述，托帕·印卡的众多妻妾给他生了60多个儿子，所以他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惜乎哉，托帕·印卡显然是先选中了一个皇子，到了临死前又改变了主意，换成了另一个作为继承人。两名皇子身边形成了各自的派系，而这导致了一场混战。被废黜的上一个皇子或遭驱逐，或被杀死，而托帕·印卡死前确立的那个皇储则取名为瓦伊纳·卡帕克（Wayna Qhapaq），并登基称帝。由于新帝还是一名十几岁的青少年（他名字意为“慷慨的青年”），因此由他的两名叔叔出任摄政王。其中一人篡位不成，为另一人所杀。最终，小皇帝长大成人，开始亲政。他亲政后最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杀掉了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以避免未来再现承继问题。随后，他循其父之例，娶了自己的亲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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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伊纳·卡帕克不是他父亲那样的军事冒险者。他最初似乎把自己的主要角色定位成了巩固者，而不是征服者。这或许是因为塔万廷苏尤的可治理性正在接近其地理限制的极限；在帝国漫长的南北线上的交通，已经发展到了最大限度。瓦伊纳·卡帕克把多数时间都放在了组织帝国的公共事业项目上。这些项目的政治意义通常要大过其实际意义。西班牙旅行者佩德罗·谢萨·德·莱昂（Pedro Cieza de León）报告说，印加皇帝因为相信懒惰会引发反抗，所以命令那些闲置的工作团队毫无实际意义地“把山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谢萨·德·莱昂曾经见过在两个城镇之间有三条不同的高速公路，其中每条都是由不同的印加皇帝下令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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