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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还是建起来了。“小北地区的遗迹复合体是不折不扣的非同凡响，”哈斯和克里默2005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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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在安第斯地区的其他地方……只发现了极少数中型遗迹，但是在小北地区河谷，独一无二地聚集了至少25处大型的祭祀或居民遗迹。打个比方说，安第斯地域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是被沙粒覆盖着的（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但在其中几个地方，有着明显不同于这些松散颗粒的蚁穴。而在小北地区，出现的是一座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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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地区由四座狭窄的河谷组成，由南向北分别是瓦乌拉（Huaura）、苏培（Supe）[107]、帕蒂维尔卡（Pativilca）和福塔雷萨。这四座河谷汇聚于一片不到30英里（约48.3公里）长的海岸线。对这一地域首次全面的考古调查始于1941年。当年，哈佛大学的戈登·R·韦利（Gordon R. Willey）和约翰·M·科比特（John M. Corbett）在位于苏培河口的阿斯佩罗（Aspero）盐沼开凿。他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垃圾堆和一座有着很多房间的建筑物，但里面没有陶器，在其黏土地面下倒是有几根玉米棒。他们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所有此前在秘鲁发现的大型定居点里都有陶器，为什么单单这里就没有呢？玉米好歹也是精英阶层在当时的主食，可为什么整个遗址只发现了那么几根玉米棒呢？他们怎么可能有农业而没有陶器呢？二人开展工作时，人们尚未发明碳测年法，也无法判定阿斯佩罗遗址的年代。这两名大惑不解的考古学家在13年后才发布了他们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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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利和科比特评述道，阿斯佩罗遗迹的珍品颇多，其中就有五六座土墩，这些土墩有的几乎高达15英尺。这些“圆丘或土岗”，二人写道，是“沙子形成的自然隆起”。在首次挖掘工作开始30年后，韦利和如今就职于佛罗里达大学的考古学家迈克尔·E·莫斯利（Michael E. Moseley）一道重访了阿斯佩罗。韦利很快懊恼地意识到，那些自然形成的“圆丘”其实是人造的“庙宇型的平台式土墩”，而这表明此地存在过一个拥有先进物质文明的文化，而在他此前的设想中，这一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此先进的物质文明。事实上，阿斯佩罗遗迹的人造土墩可能多达17座，而这些都被韦利在首次挖掘工作中忽视掉了。“这是一个多少令人尴尬的、没有找到你没在找的东西的优秀案例。”他如是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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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的印第安城市名列全世界遭盗抢次数最多的考古遗迹之中。这些洗劫始于1000年以前，当时的印加人掠夺了自己祖辈的故地，有时还会将其艺术品与石制品重新加以利用。西班牙人对塔万廷苏尤的劫掠灾难性地扩大了掠夺的烈度。而如今秘鲁印第安人口走投无路的贫困状况，更是极大地加速了盗抢现象，使其愈演愈烈。在福塔雷萨河谷，几乎都是当地农民的盗墓者把有数千年历史的坟墓掘开，徒劳无功地寻找金制文物。其他人把遗骨置入神龛，以为逝者进行秘密的烛光祈祷仪式，而烟酒可以鉴别逝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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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与此同时，莫斯利手下的一名研究生正在撰写关于阿斯佩罗遗址的博士论文。他的研究经费足以做七次放射性碳测年法检测。这七次检测中的一次表明，阿斯佩罗遗址建于公元前3000年。这名学生还检测了另一个规模更小、被称为As8的邻近遗迹的年代，结果显示为公元前4900年。简直是荒唐，他这么想道。这些年代太久远了，肯定是哪儿搞错了，可能是样本被污染了吧。于是他把这些测定结果扔到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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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个错误之举。1994年，就职于利马的国立圣马科斯大学的鲁思·沙迪·索利斯（Ruth Shady Sdis）开始了其在从阿斯佩罗遗址向内陆走14英里，一个被称为卡拉尔（Caral）的遗迹的工作。此地的工作极为艰巨。秘鲁在考古学上的资金投入有限，而这有限的资金大多都被用在山区地带壮观的石头遗迹上了。对沿岸地区这片几乎不为人知的岩石堆的发掘工作，沙迪争取到的资金支持少得可怜。她往往没钱请助手，而是只身一人在空旷的河谷里进行工作。有时她不得不睡在自己的车里。有一回，还有人试图偷她的车，而她本人当时就在车上。在搏斗过程中，她膝盖中弹。当她说服了25名秘鲁士兵协助挖掘后，工作进度才得以加速。年复一年，她耐心地清扫了卡拉尔遗迹上的沙尘。正是从这片砂土中，她将150英亩（约60.7公顷）范围内的一组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展现给了世人：包括六座大型的平台式土墩，最高的一座高约60英尺，边长达500英尺；两座下陷的圆形礼仪广场；五六个土墩和平台的复合群；以及有着居民公寓的大型石制建筑。哈斯和克里默在2000年回访了该遗址。他们惊异于沙迪的发现，并提议用自己的资金来对卡拉尔遗迹的一些样本进行放射性碳测试。测试结果充分地确认了这座城市的久远性：它的始建年代在公元前2600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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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境内有一座与埃及金字塔一样古老的未知城市！这一发现成了全球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它同时也引发了一场争执。沙迪所供职的国立圣马科斯大学、哈斯所供职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克里默就职的北伊利诺伊大学都把各自研究人员的卓越成就捧上了天。然而美国研究机构的嗓门更为洪亮。多数相关的新闻稿件都对沙迪多年以来的艰苦耕耘不屑一顾。在拉丁美洲的很多地区，人们都理所当然地对预算充裕的美国工人乘虚而入从当地穷学者的成果中获利的做法心存怨恨。三人的合作也未能持续下去。沙迪依然在卡拉尔遗迹工作，而哈斯、克里默和鲁伊斯则与其分道扬镳，开始了对卡拉尔以北的帕蒂维尔卡河与帕蒂维尔卡河北边的福塔雷萨河的调查。哈斯告诉我，他们发现了“在纪念性建筑、礼仪性建筑和居民建筑方面，可与卡拉尔遗迹相媲美的主要城市中心。其中有些建筑比卡拉尔的年代还要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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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瓦里坎加及其周边社群的鉴定还远未完成。哈斯、克里默和鲁伊斯于2004年12月公布了他们的初步发现。他们发现了人类早在公元前9210年就从沿海来到内陆地区定居的证据。但最早有城市出现的确切证据来自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瓦里坎加。（也有更早年代的迹象。）其他的城市遗址也接踵而出：公元前3100年的卡巴雷特（Caballete）遗址，以及公元前2700年的波韦尼尔（Porvenir）和乌帕卡（Upaca）遗址。按单个比较，小北地区25座城市在面积上都难与苏美尔文明的城市相匹敌，但从总体上来讲，它们大过苏美尔文明的现存遗址。埃及金字塔要更大一些，但它们是几百年后才修建起来的。我问哈斯和克里默，如果外星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前来寻找地球上最先进的社会的话，他们会在哪里登陆。“我讨厌这样的问题，”哈斯说，因为这些问题得让科学家把各种文化放在一个尺度上进行排序，而这样做的不确定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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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是取决于外星人对先进的定义吗？”克里默问道。“我的意思是，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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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他们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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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的意思，”哈斯略有迟疑地说，“在公元前3000年，你这些外星人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而小北地区必然会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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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极少会自愿把篮筐装满石头，为修建公共建筑出工出力，哈斯、克里默和鲁伊斯认为，这项工作的进行肯定是由这些城市的集权政府来鼓动和指挥的。换言之，在小北地区，智人经历了一次当时只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生过的现象：无论是好是坏，有着足够威望、影响以及地位，可诱导其属民从事重劳力的首领在这里脱颖而出了。这是全人类第二次组织政府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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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问道：“政府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什么让人们决定为此放弃自己的一些个人自由呢？他们从中又得到了什么呢？哲学家几百年来都在问这个问题，而考古学也应该对此有所贡献。在小北地区，我们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全球只有两个地方——如果算上中美洲的话是三个地方——发明了政府，这里就是其中之一。在所有其他地方，政府都是继承或借鉴的产物。人们要么是生于存在政府的社会里，要么是目睹其邻国的政府，并仿效其例。而在这里，政府是人们自己设计出来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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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斯的一些同事看来，他的热情不无夸张。佛蒙特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彼得森（James Peterson）问我说：“亚马孙流域的酋长和北美密西西比社群的例子又当如何呢？还有非洲。‘政府’在那里也是人们独立发明的事物。”然而哈斯认为，这些族群对强权首领治下的井井有条的等级社会的存在已经了然于胸，可以照猫画虎。他说，只有包括小北地区在内的极少数地方才是真正全无先例地发展着各自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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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对我说，政府在小北地区的兴起看来和哲学家通常猜测的不同，与共同防御的需求并无关系。这25座城市在地点选择上没有策略性，也没有城墙。人们也尚未在此找到诸如被烧毁的建筑和残缺不全的遗体之类的战争证据。相反地，他说，此地执政者的权力基础是集体的经济与精神财产。小北地区是金字棉（King Cotton）[108]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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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迪发现，为了养活小北地区迅速增长的人口，河谷民众学会了灌溉土壤。由于其所处环境不宜发展集约型农业，他们改造了土地，以使其更便于耕种。幸运的是，这一地区在地形上适合灌溉。农民耕种的危险在于蒸发。正如一杯水的蒸发会留下一层盐分和矿物质一样，灌溉渠里的水汽蒸发会在土壤里留下沉淀物。这些含盐沉淀物的数量可在极短时间内飙升至有毒的程度，使土地无法耕种。由于科迪勒拉奈格拉山脉在小北地区，距海岸极近，河谷也因此地貌低矮，屏障重重；河水好似飞流直下，高速涌向海洋。即便是在引调水之后，水流依然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冲过灌溉渠，来不及蒸发和在土壤里积累盐分。迄今为止，人们前往小北地区多个考古遗址的唯一方式，仍是驾船行驶于汹涌澎湃、水量充盈的灌溉渠中。其中一些灌溉渠的最初建造者，或许也正是修建了那些土墩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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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最重要的产物就是棉花。全球有近40个棉花种类，其中四种经过驯化，而这四种中有两种在美洲，另两种在中东和南亚。棉花早在13世纪就已见诸欧洲，但直到18世纪才得到广泛种植；哥伦布及其手下穿的衣服系由结实的亚麻布和粗糙的羊毛制成[109]。南美棉花（海岛棉，Gossypium barbadense）曾一度疯狂生长于美洲大陆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它最初或许是在亚马孙流域的河口地带得到了驯化。如今，它被墨西哥棉花（另一个棉花种类，被称为陆地棉，即Gossypium hirsutum）取而代之。陆地棉的产量占据了全球棉花产量的绝大部分。但在历史上的安第斯地区，棉铃长而饱满，某些种类呈粉、蓝或黄色的南美棉花，才是安第斯文明柔软的支柱。“我们在小北地区几乎看不到有任何视觉艺术的痕迹。”鲁伊斯在我递给他那张布片之后说，“没有雕塑，没有雕刻品或是浮雕品，几乎没有绘画或图画作品。内饰完全是空白。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庞大的土墩，还有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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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是地区贸易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诸如阿斯佩罗等沿岸聚居点的人们能够捕捉大量的凤尾鱼和沙丁鱼，卡拉尔、瓦里坎加以及其余的内陆城镇则坐拥着灌溉体系所带来的棉花、水果和蔬菜。人们在内陆的卡拉尔和瓦里坎加发现了不计其数的鱼骨，在沿海的阿斯佩罗又发现了水果种子和棉网，这是它们曾经进行物品交换的证据。哈斯认为，控制这种物品交易的必然是内陆地区的各个中心，因为渔民需要用那里出产的棉花来编织渔网。棉花需求旺盛，又便于储存，这两个特点都有利于它作为交换媒介和地位的象征出现。在帕蒂维尔卡河上的乌帕卡遗址，哈斯的团队发现了石制仓库的遗迹。如果正如哈斯猜测的那样，这是用来储存棉花的地方，那么它们在这片纺织品横行无阻的天下里就是国家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好比是远古的诺克斯堡（Fort Knox）[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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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和克里默提出这一主张的做法，无疑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端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975年，佛罗里达大学的考古学家迈克尔·莫斯利（Michael Moseley）综合了自己在阿斯佩罗遗址的发现以及秘鲁同行与其他研究人员早先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如今被称为“MFAC假说”，即安第斯文明的海上基础（the maritime foundations of Andean civilization）的设想。他认为，作为一个渔业中心，不仅是阿斯佩罗遗址周边鲜有自给自足型农业，就连后来包括强盛的印加文明在内的所有秘鲁高地文化，都可溯源于洪堡洋流区域的渔业，而非山区地带。秘鲁沿海地区远古城市的根基并非农业，而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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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莫斯利后来的回忆，MFAC假说（由渔业支撑的社会体系有创建文明的可能）是“激进的、不受欢迎的、而且被批为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这也难怪！这个假说就像是向考古学理论这扇窗户砸去的一块砖头。考古学家向来坚信，无论何地，也无论其外表是多么地不同，所有人类社会在基本面上都有相似之处。打个比方，如果人们把时光倒转到初始的岁月，那么所有的故事都是相同的：觅食社会发展出了农业；粮食供应增加，导致人口激增；社会发展形成各个阶层，强权的神职人员高高在上，而农耕者处于底层；人们开始修建公共建筑，社会纷争与战争时有发生。而如果MFAC假说的内容确有其事，那么则意味着秘鲁的早期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的早期文明在一个主要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作为全世界其余复杂社会基石的农业，在秘鲁只不过是衍生品。（在第一章里，我把秘鲁称为一次独立的新石器革命的发源地。我是按照考古学传统，以农业的发明来定义这次革命之始的。倘若MFAC假说为真，这一定义就必须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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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AC假说的支持者们承认这一构想的激进性质，但认为其所涉证据不可不察。佛罗里达大学的考古学家苏珊·德弗朗斯（Susan deFrance）说，骨骼分析表明，更新世末期沿海觅食者体内有“90%的蛋白质都来自海洋——凤尾鱼、沙丁鱼、贝类，不一而足”。这一模式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并且得到了多次考古发掘工作的确认。“阿斯佩罗这样的晚期遗址中到处都是鱼骨，几乎没有粮食作物存在过的证据。”她对我说，MFAC假说可以总结为“如此大量凤尾鱼骨的出现，是在告诉人们某件事情”。缅因大学的丹尼尔·H·桑德维斯说，这“某件事情”是：“这片极其贫瘠的海岸边那极其富饶的海洋，就是最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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