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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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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斯特林及其团队在特雷斯萨波特斯遗址躲避壁虱,发掘石碑的时候,发现地表下6英尺的地方藏着15个颠倒放置的陶碗。这些碗保护性地覆盖着35尊玩具大小、精心雕饰的小塑像和12个彩绘的小黏土盘子。这些小塑像描绘的形象包括两条狗和一头美洲豹,它们的前肢后肢之间都由细管相连。黏土盘子就在塑像旁边。人们在此以北,靠近墨西哥城的遗址里也得到了类似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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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尤卡坦半岛的一家博物馆里看见过特雷斯萨波特斯遗址出土的这些动物形象,或者说是与其相似的动物形象。与我同行的是我此前几个小时偶遇的一名意大利工程师。这名工程师在我之前很久就发现了塑像四肢之间那些管状物的重要性。他说,“这些是车轴,而那些,”他指着盘子说,“必定是车轮。”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小塑像的话,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恰好是像他说的那样装上了车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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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工程师迟疑地皱着脸。特雷斯萨波特斯遗址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而这样一来,奥尔梅克人及其后来者有轮子的历史就必然有2 000多年之久。“他们为什么没把它用在除了小玩具以外的其他地方呢?”他用意大利语问道。“他们怎么会无法理解人明明可以做出更大的轮子,再把它们装到推车上呢?Hanno fatto proprio una stupidaggine, quei tipi[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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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脱口而出的stupidaggine(愚蠢的行为)这个意大利语单词与其对应的西语单词颇为相似[125],这个词在房间里回荡起来,引人侧目。工程师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看来对奥尔梅克人未能与当代欧洲工程师拥有同样的世界观而颇为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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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说会使自己的熟人显得有些难堪,但我很容易理解他的困惑。在美索不达米亚,轮子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苏美尔人的时代。它是欧亚大陆民众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从战车轮、水轮车到陶工旋盘和磨石轮,人们很难想象古代欧洲社会或中国社会能离得开它们。唯一比未能发明轮子更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发明了轮子,却未能把它利用起来。印第安人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大概有无数人曾经把这些玩具一样的带轮小塑像在地上滚来滚去。他们怎么可能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把这些轮子做得大一点,也更有用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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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因是有目共睹的。更新世的物种灭绝,使得美洲缺乏可供驯化成为驮畜的动物;虽然没有能够拖车的动物,但是在崎岖地带居住的人们几乎可以同样有效地使用滑橇。即便是在有驯化动物的情况下,轮式车辆对奥尔梅克人也没有多大用处。当地的农村太过湿滑,沼泽颇多,以至于斯特林的马匹连胸部都陷进了淤泥之中;直到最近,行船还是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对轮子视而不见的不仅仅是中美洲的各个社会。尽管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已经发明了轮子,然而地域相近并与之保持紧密联系的埃及直到2 000年后才开始用上轮子。不过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中美洲社会曾经利用轮子来制造陶器和研磨玉米。毕竟,欧亚大陆上的每一个社会都最终用上了陶轮和水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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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好的答案或许从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讲述中国科技史的书作《中国的创造精神》(The Genius of China)中可见端倪。此书出版于1998年。坦普尔认为,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时发明了铧犁。这种V字形铁制犁的刀片刻入地面,而犁臂像海鸥翅膀一样呈弧状。由于犁臂是弯曲的,它们能把泥土挡在刀片之外,而这样既能减少摩擦,又能更有效地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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铧犁的设计是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什么欧洲人从未想到要这么设计。在中式犁17世纪被引入欧洲之前,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以及其他各国的农民一直都是用一块相当于金属窄片的东西来耕地。坦普尔解释道,“增加的摩擦系数,意味着人们需要大量牛群才能把犁拉动,而中国犁用一头牛就多少能够进行耕作。”科学史学家特雷西认为,欧洲人未能设计出铧犁,“就像亨利·福特设计出了一辆没有油门的汽车,人们得挂空挡,刹车,再检查一下发动机,才能变速似的。而且我们居然还这么做了2 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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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铧犁之后,欧洲农产量激增,而这造成的繁荣景象正是启蒙运动的缓冲因素之一。坦普尔写道,欧洲人此前使用的犁是“如此低效,如此费力,又是如此令人精疲力竭,这种缺陷备至的耕作方式简直可以说是人类最费时费力的工作”。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数百万欧洲人都是这么盯着刀片,看着它慢慢悠悠地陷进土里的。他们中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要改变一下犁的设计,让它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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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技术水平的复杂程度与其社会的复杂程度没有多少关系;在我们这个技术瞬息万变、极大丰富的时代,要理解这一点已经很困难了。不论规模大小,每一个社会都会错失一些貌似“理所当然”的技术。空隙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巨大(可以想象,如果中世纪欧洲有了高效犁,或者玛雅人有了铁制工具,会是怎样的场景),但正如欧洲史与玛雅史所展示的那样,它对一个文明诸般努力的规模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由此产生的推论是,公开而广泛的观念互动,是弥补这些空隙的最好方式。遗憾的是,中美洲在这方面的进展极为有限。和欧洲一样,它也是一个有着共同文化根基,发展却极其多元的所在。但欧洲窃取了与其迥异的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硕果,而中美洲却是独立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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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至少是貌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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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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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秘鲁与智利国界向北大约100英里的地方,沿海高速公路穿过一片被高高的铁丝网包围着的无人居住的海滩。栅栏的出口树立着一座程式化的庞大雕像,上面描绘的是一名有着巨大耳饰的妇女。在雕像边上挂着一面褪色的横幅:玻利维亚海(Bolivia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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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宣布独立时,其领土的一部分像伪足一样从安第斯中心地带向西南延伸,穿过阿塔卡马沙漠,直抵海边。这片土地虽然无法进行农耕,但有四个可辟为海港的海湾,地下还蕴藏着大量的史前海鸟粪。智利企业开采了这些海鸟粪,并将其作为肥料出口到了欧洲。(玻利维亚当年和现在同样贫困,没有发展这个产业的资本。)1878年,一名意大利杂技演员的私生子伊拉里翁·达萨(Hilarión Daza)在玻利维亚夺取了政权。他随即增加了智利人拥有的海鸟粪矿的税赋,而玻利维亚政府此前曾有过不增税的承诺。愤怒的智利派军进驻该地区。玻利维亚徒劳地与盟友秘鲁一道发动了反击。智利轻松击退了两国由无能将帅统领的部队,并占领了整个地区,以及秘鲁南部的一部分。玻利维亚民怨沸腾,遭到驱逐的达萨于是裹挟着国库里的大半财富,逃到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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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最终于1929年归还了大部分由其侵占的秘鲁领土,但从未向玻利维亚归还任何土地,玻利维亚也从来没有接受这一结果。直至今日,每一届玻利维亚议会都有一名来自于其沦陷沿海省份的代表。玻利维亚小姐竞选也总是会有表面上来自于沿海地区的参赛选手。在该国境内出售的地图上,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依然被认作玻利维亚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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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其苦难深重的长期盟国表示姿态,秘鲁于1992年象征性地将两英里的海岸线划给了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海(意为“玻利维亚海边”)是一座被秘鲁完全包围的玻利维亚小岛。据我路过时的观察所知,这里没有任何设施。私营企业本应该在玻利维亚海一带建立一个免税的工业港。但到目前为止,自由市场尚未接受这一挑战。不时会有几批玻利维亚人驱车南下到玻利维亚海游泳;这无疑是一种政治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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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玻利维亚海到玻利维亚本土的主要高速公路沿奥斯莫河谷(Osmore Valley)而建,沿途把秘鲁完美地切割出了一小段。这条路的头15英里攀越了一片多雾而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而后,公路进入高原地区,雾气随之散去。出现在眼前的地貌干燥至极,以至于在大多数的年份里,奥斯莫河都在沙漠里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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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到小城莫克瓜(Moquegua)周边的时候,河水再次回到视野之内,而高速路突然贯入科迪勒拉奈格拉山脉。挡风玻璃上充斥着林林总总的峡谷、陡岸、平顶山和悬崖,足以填满十几幅《公路赛跑者》(Road Runner)漫画。在海拔8 000英尺(约2 438.4米)左右的群山之巅,挺立着一堆岩柱,其回旋的圆顶多多少少与人类大脑的回旋圆顶相似。这个岩柱被称为塞罗布尔(Cerro Baúl)。在大约200年间,这里都是美洲两个最大的社会的唯一会晤地点。这两个社会的规模都可比玛雅王国,而知名度却比后者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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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和蒂亚瓦纳科两国或许是印加人最伟大的先祖,而且必然是印加人继承得最为彻底的先行者。二者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小北地区文化的后裔。它们都崇拜持棍神姿势的神像,都生活在垂直交易的网络之中,也都有着按沿海地区模板而修建的公共建筑。但在其他方面,两国就像西西里和斯堪的纳维亚一样截然不同。二者之中,瓦里是较为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位于利马以东、地处安第斯高原的国家最初于公元6世纪名声大振,要想在南美的太平洋一侧立国安邦,这绝非合适的时机。大约那个时候,安第斯诸文明正遭受大旱,而这只是长达数十年的几次旱灾中的第一次;矛盾的是,最终中断旱灾的是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洪水。某些政体或许在气候攻势下分崩离析,然而瓦里却逆势而起,欣欣向荣。其成功的首要原因是该国开垦梯田和灌溉农地的创新技术(后者是用来实现前者的)。出人意料的是,秘鲁9 000英尺以上的耕地比9 000英尺以下的还要多。瓦里把融雪从始终存在的安第斯冰盖处转移到了高梯田上,并由此避开了肆虐低海拔地区的旱灾和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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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第斯南部山麓地带的一大异象,塞罗布尔巨石俯瞰周边的各个山坡。在其顶部是一座瓦里城市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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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土豆。和玉米不同,土豆可以定期生长在海拔14 000英尺的地方;其块茎有数百种栽培种类,而且能埋在地里保存一年之久[只要土壤温度保持在27华氏度(约零下2.8摄氏度)以上],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挖出烹制。即便是冷冻的土豆也能加以利用。在让夜间冰冷的气温分解掉块茎的细胞壁之后,安第斯农户把土豆的水分踩干,以供加工制作干chuño之用,这是一种可储存数年、几乎无法损坏的食物。(土豆的耐寒性,使欧洲农民对其青睐有加。土豆不仅能生长于其他农作物无法生长的地方,而且还是小农阶层在和政治经济精英阶层的不断斗争中的盟友。农民谷仓里的小麦、黑麦或大麦,都是贪婪的地主和抢劫成性的军队的靶子,而埋在地里的土豆不易遭受劫掠。)尽管如此,玉米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才是精英阶层的首选谷物,才是吉开酒的制作原料。瓦里之所以成就霸业,玉米的声威也是一个原因。由于梯田比陡坡摄取阳光的能力更强,瓦里帝国的人们能在比通常种植玉米海拔更高的地方进行栽种;相似地,灌溉系统也增加了可供耕种玉米的农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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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人以一种迈克尔·莫斯利拿来与“申请和推广一项主要发明”相比较的做法,将其开垦农地的技术传给了各个邻邦,秘鲁安第斯山脉长达1 000英里的地带都受到了瓦里文化的影响。瓦里宗教的传播是其影响力的象征之一。在这种宗教中,被考古学家称为棍神的神祇处于统治地位。就像是要向其他人提醒他们在农业技术上所做出的善行一般,瓦里人把棍神手中的棍改成了一根玉米茎。到了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末期,瓦里人已经在山腰上开垦出100多万英亩(约40.5万公顷)在几乎任何别的地方都会被视为太旱、太陡、太冷,无法耕种的农田。如今,四分之三的梯田都被废弃了,这片高山地形也再没有恢复其千年以前的产量。然而直到西班牙人征服此地之前,因受瓦里人启发而开垦的梯田还遍布整个安第斯河谷,以至于耶稣会传教士博纳布·科波(Bernabé Cobo)认为,它们看上去“仿佛是铺满了楼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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