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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名为瓦里的瓦里都城，居于如今阿亚库乔市附近的一处高原之上。城市的修建始于公元头几个世纪。最终，全市面积扩展到了2平方英里（约6.9平方公里）；人们在坚固墙体后面的各座院子里都建起了一系列两到三层楼高的建筑。据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考古学家威廉·H·伊斯贝尔（William H. Isbell）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考古学家阿列克谢·弗兰尼奇（Alexei Vranich）研究认为，农宅与宫殿的建筑风格都很相似，一切都被封闭在高高的白墙以内；两名考古学家2004年将此形容为“由几何石块组成的高墙里面，雷同的房间模块”。城内没有一目了然的公共建筑，没有庞大的公共空间，也没有壮观的街景，有的只是一系列墙体，以及垃圾遍地的狭小街道（伊斯贝尔和弗兰尼奇写道，考古学家发现的干净地板和表面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显而易见的是，瓦里人把生活垃圾视为良性无害的东西”）。显然，环绕交叉全城的墙体是用来保护居民隐私的，并没有防御功能；瓦里的地形也不易于防守。帝国沿着安第斯山脊修建了十几座类似于迷你都城的行政中心。它们的修建一样没有考虑到防御问题。实际上，瓦里战事在记录中颇为罕见。其霸权是建立在商业和知识之上的；与其说帝国的根基是步兵部队，不如说是创新技术。这些或许都能解释瓦里在塞罗布尔的一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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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学家帕特里克·瑞安·威廉姆斯（Patrick Ryan Williams）和唐娜·V·纳什（Donna V. Nash）（二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在当地工作）的研究，瓦里帝国的特使于公元600年左右抵达莫克瓜。一个较之更为朴素的文明已经把这片地域内最好的农田据为己有了。瓦里人既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沮丧地撤出来。特使迅速地在塞罗布尔上建立了居住点（可想而知，这是根据总部传达的指令完成的）。这座平顶山迄今一直被视为一位apu，即化为石身的古代神祇。因此，在其顶部建立城市的做法，无异于一个醒目的宣示：吾等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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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层面而言，居住在长500码（约457.2米）的平顶山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供水，瓦里人从塞罗布尔山顶到山底辟出了一条15英里长的运河；这个工程学的壮举就算在今天重演也一样会挑战重重。威廉姆斯告诉我：“即便如此，也只是把水运到了山底。在这之后，就是人工传递作业了。”当我喘着粗气，走在险峻至极的半小时登顶路上的时候，他让我想象一下，一队队仆役沿途接连传递陶罐（递上山的满满当当，传下山的空空如也）的景象，他们终日无休地工作，为山顶上居住的祭司与王室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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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顶上摆满了狭小而简陋的农家住宅和庭院模型。多数模型都只是用松散石块粗略标出了墙体、栅栏和大门，但某些模型建筑精美，从塑料汽车、动物玩具到茅草屋顶一应俱全。攀登塞罗布尔的百姓搭起了这些模型，并以此向天祈祷能够得到它们的现实版本。四面八方，数百码内都是五花八门的农场模型。临时的十字架和圣徒的照片随处可见，在安第斯地区的原生信仰之上平添了些许天主教的色彩。一些瓦里墙体的遗迹上还盖满了残破的模型墙体。威廉姆斯说：“情况已经开始失控了。我可不想为了靠近一个考古遗迹，而把某人梦想中的豪宅给碰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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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0年前后，即大约瓦里人抵达塞罗布尔一个世纪以后，蒂亚瓦纳科族群体渗透了周边各个地区。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这一遭遇都会充满紧张局势。而如果蒂亚瓦纳科人与瓦里人有更多相似之处的话，或许双方会立即爆发战争。但是蒂亚瓦纳科与之有着诸多不同，以至于寻常的期望在此难以适用。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半开玩笑地说，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归为四类：多元型（pluralist）的国家，政权在其子民心目中掌握道德合法性；民粹型（populist）的国家，政府被视为人民意志的表现；巨兽型（great beast）的国家，统治者的权力依赖于以武力恐吓民众；巨骗型（great fraud）的国家，精英运用诸多伎俩以使民众信服于其固有的权威。每一个国家都是所有这些元素的结合体，但就蒂亚瓦纳科而言，“巨骗型”的成分或许尤其之高。尽管如此，蒂亚瓦纳科还是历经了许多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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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帝国的首都蒂亚瓦纳科城位于的的喀喀湖的西南端。它的海拔达到12 600英尺（约3 840.5米），是古代世界海拔最高的城市。如今，来自低海拔地带的访客常被告知，这一地区极其寒冷。威廉姆斯在塞罗布尔的时候向我建议说：“带上保暖的衣服，否则你会冻死的。”他的警示使我感到困惑，因为的的喀喀湖在调节着当地的气候（其规模之大，足以使温度保持在51华氏度（约零下17.2摄氏度）；人们之所以能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进行农业生产，这也是原因之一）。冬夜的平均温度是冰点以下一度；这气温固然很低，但一点也不比新英格兰地区冷，而且还比人们预期在海拔12 600英尺遭遇的温度条件要好很多。然而，直到抵达当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其实是室内温度。蒂亚瓦纳科所在的现代城镇甚是贫穷，建筑内少有暖气。我在那里时，曾有一晚前去观看在安第斯地区巡演的某家庭马戏团的演出。帐篷里寒冷至极，以至于在头几分钟里，观众都被笼罩在自己呼吸的雾气之中。我当晚投宿在一名美国考古学家的住处。我次日清晨在她空余的卧室里醒来的时候，这名考古学家穿着连帽雪衣、戴着帽子和手套，正在融化自己火炉上的冰。当然，这种极寒并不会有损整个地域的壮美景致：蒂亚瓦纳科位于一座四周都环绕着冰盖山脉的平原的中央地带。从遗迹里的高建筑物望出去，距此西北方向约10英里开外的大湖依稀可辨，水天一线，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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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喀喀湖附近的第一个重要聚居点有可能是奇里帕（Chiripa），此地位于湖西南岸的一座小半岛上。其礼仪中心修建于一座与小北地区风格类似的下陷广场周边，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900年。当时在的的喀喀湖四周兴起了五六个互相竞争的小型中心，奇里帕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中心大多依赖台田农业，也就是靠农民在人工修筑的平整表面上耕种农作物，其缘由与家庭园丁之所以在凸起的苗圃里种植蔬菜如出一辙。（与之相似但规模更大的台田可见于贝尼、墨西哥盆地及许多其他地方。）到基督诞辰前后的时候，两个早期政体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位于的的喀喀湖靠秘鲁一侧的北方势力普卡拉（Pukara），以及地处相反方向，靠玻利维亚一端的蒂亚瓦纳科。公元3世纪，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普卡拉突然灭亡了。虽然人们依然在此居住，但城镇散入了乡野，制陶、石碑雕刻和纪念性建筑的修建也全部戛然而止。没有人清楚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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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蒂亚瓦纳科至少从公元前800年起就已有人居住，但是它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才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而且在普卡拉衰亡后200年才开始从的的喀喀湖南部向外扩张。然而在它最终开始向其南部和西部扩张的过程中，蒂亚瓦纳科转型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艾伦·科拉塔（Alan Kolata）所谓的“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不过，蒂亚瓦纳科并不是这一术语通常会让人联想起的那种中央集权型的军事政权。相反地，蒂亚瓦纳科宗教的卓越成就使其周边城邦表示恭服。科拉塔认为，“国教与帝制意识形态以极小的代价，发挥了和军事征服同等的作用。”出于对帝国气势的敬畏，以及对其祭司阶层掌控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各地的统治者都服从于蒂亚瓦纳科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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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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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城对这种胁迫策略的实施至关重要。这个昔日世界的奇迹如今已经残破不堪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们把该遗址的很多建筑物用车拉走，用这些石块来修建教堂、民宅、桥梁、公共建筑，甚至作为垃圾填埋。玻利维亚政府还修建了一条穿遗址而过的铁路（政府近期又修了另一条穿过遗址的公路）。至于残存那些建筑的重建工作，也多是由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人们完成的。即便如此，现存的遗迹也足以让人们感受一下古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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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遗址的天际线上独占鳌头的是一座名为阿卡帕纳（Akapana）的七层金字塔，它的模样或许是受到了安第斯十字架（Andean Cross）的启发。安第斯十字架呈阶梯形，在高原艺术中无所不在；一些人认为它的灵感来自于南十字星座，而另一些人则相信它代表着全球的四极。无论是哪种情况，阿卡帕纳修建者的设计都颇具戏剧性。他们用沙岩石块建起了地库墙，其间每10英尺都由10英尺高的矩形石柱隔开。这些石柱气势雄浑，以至于第一个到访蒂亚瓦纳科的欧洲人佩德罗·谢萨·德·莱昂后来坦承，他自己无法“理解它们是用什么器械或工具修建起来的”。居于一座大护城河中心的阿卡帕纳金字塔，在造型上仿效了其周边的山体。金字塔精密制造的排水系统也体现了这种相似性：水从金字塔顶上一口像水槽一样的井那里沿着金字塔两边向下流走，这和从安第斯山脉上喷溅而下的雨水大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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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与之相邻、规模多少要小一些的建筑（这是一个名为卡拉萨萨亚的围场）之巅，是一扇据说由一整块石头（现已裂为两块石头，并经过了整修）切割而成的所谓的太阳门。这道高12英尺（约3.7米）的门不仅在立柱上布满了一丝不苟的精美雕刻，还把访客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门楣正中刻着的一尊棍神像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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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太阳门成了明信片上蒂亚瓦纳科的象征。每到冬至（南美地区的6月份），都会有数百名挎着照相机的欧美游客为了观赏日出，而在卡拉萨萨亚广场上苦苦熬夜。据说，每年的这一天，曙光都会穿过太阳门。穿着传统服饰的导游解释说，门楣上的浮雕构成了一种或许是由外星生命体带来地球的精密天文历法。为了保暖、度过漫漫长夜，游客会用多种语言哼唱关于和平与和谐的歌曲。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在太阳门边上出现的时候，他们总是会震慑于其景致之壮美。只有到了后来他们才会发现，太阳门并没有被摆放在它的初始位置，和天文学或是历法也可能根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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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游客在蒂亚瓦纳科的全盛时期到访此地，穿过环绕全城，长达数英里的台田，走到细心修筑的城外石墙边，那么他们无疑会为眼前的华丽景象感到欣喜。然而或许会令人好奇的是，他们眼前的景象并不完整，城里有一半建筑摇摇欲坠亟待维修，而另一半还正在施工。当代人绘制的古代城市往往显示着想象中的胜景，伟大的纪念碑全部华丽地排成一列，和建筑模型一样完美无缺。但按伊斯贝尔和弗兰尼奇的观点，这并不是蒂亚瓦纳科的样子，甚至也不是她打算呈现给世人的样子。二人于2004年写道，从一开始，全城一直有部分地区处于满目疮痍的状态之中；这是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这些残墙断壁是蒂亚瓦纳科前朝繁华的遗赠。与此同时，作为国家财富不断积累、活力蒸蒸日上的确证，新的建筑工程在城内其余地区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这些工程有时还会拆取古迹的建材以为己用，如此一来，又加速了创造遗迹的进程。遵循安第斯地区的传统，劳动力或许出自于到访此地的工作组。仪式性的宴会定期地中断喧嚣的施工（宾客会在席间大砸陶器）。但施工总是会继续下去。西班牙学者保罗·德·奥德加多（Polo de Ondegardo）在1571年讶异地观察道：“他们这种修建纪念碑的方法，就好像是从未打算要完工似的。”伊斯贝尔和弗兰尼奇认为，情况正是如此。完工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不断打造有目的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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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的喀喀湖上，这种被称为托托拉（totora）的芦苇船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直到如今，人们仍在使用它。这个2001年的大托托拉复制品，是用来证明这种船只足以拖运修筑蒂亚瓦纳科墙体的巨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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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阳门，吸引了数以千计试图从其方位中探寻天文学含义的信徒。不幸的是，太阳门是在20世纪被挪动到其当前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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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构想中的当代游客徜徉于这片建构与解构的喧嚣之间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感到，这万千喧哗里，似乎还缺少了什么东西。和西方城市不同的是，蒂亚瓦纳科没有集市：这里没有充斥着叫卖声、讨价还价和狡猾商贩的集市，没有在街边展览的农产品、陶器和酒类，没有试图吸引观众的杂耍艺人和喜剧演员，也没有扒手。科拉塔写道，在非洲、亚洲和欧洲，“城市乃是各色人等聚集融合之地……贸易和交换，以及应有尽有的商品买卖，得以创造和再造了城市”。蒂亚瓦纳科与之全然相异。安第斯地区的各个社会体系都建立在商品和服务的广泛交易之上，然而主导其流向的是家族和政府，而不是市场力量。市民的粮食和服饰或源于自产自制，或取自家族，或取自政府仓库。正如科拉塔所言，城市于是成为了“象征性地聚集精英阶层政治与宗教权威”的场所。包括瓦里在内的安第斯地区其他城邦也是如此。然而在蒂亚瓦纳科，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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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遗址已经被挖掘了一个世纪，考古学家钻研得越多，发现的似乎就越少。对弗兰尼奇来说，蒂亚瓦纳科都城与欧洲帝治下都市的不同，远远不仅限于市场在前者的缺失。他说，蒂亚瓦纳科根本不是早先研究人员设想中的强力行政中心，而是梵蒂冈和迪斯尼乐园的结合体，一个常住人口相对较少（几乎都是职员），却能吸引数以千计的信徒来访的宗教演出之都。和如今在冬至日到访的观光者一样，游客之所以来到这个表象帝国，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眼花缭乱、肃然起敬的。弗兰尼奇在蒂亚瓦纳科（他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此工作）对我说：“市中心的建筑物和纪念碑以惊人的速度起起落落。没有什么是彻底完工的，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建筑的外观而已。他们得不停地更换展品，这样才能继续吸引如潮的观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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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和瓦里在塞罗布尔的会面似乎极为顺利。无论实情如何，一份对1 000多座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墓穴的研究报告都未能找到与暴力有关的证据。相反地，这两个社会平分了领地。瓦里帝国在塞罗布尔山顶和与之相邻的赛罗梅希亚山上驻扎。而在两山之间，是一座四处散布着蒂亚瓦纳科聚居点的陡峭山谷。有赖于瓦里与蒂亚瓦纳科陶制品的不同之处，威廉姆斯和纳什得以通过碎陶片的分布情况，来判定居住于各个社区的分别是哪一个族群。瓦里人修建的运河提供了饮用水，但它流经位于塞罗布尔山麓的蒂亚瓦纳科领地。蒂亚瓦纳科准许饮用水由此通过，但同时也截留下了足以灌溉700多英亩梯田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