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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阳门，吸引了数以千计试图从其方位中探寻天文学含义的信徒。不幸的是，太阳门是在20世纪被挪动到其当前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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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构想中的当代游客徜徉于这片建构与解构的喧嚣之间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感到，这万千喧哗里，似乎还缺少了什么东西。和西方城市不同的是，蒂亚瓦纳科没有集市：这里没有充斥着叫卖声、讨价还价和狡猾商贩的集市，没有在街边展览的农产品、陶器和酒类，没有试图吸引观众的杂耍艺人和喜剧演员，也没有扒手。科拉塔写道，在非洲、亚洲和欧洲，“城市乃是各色人等聚集融合之地……贸易和交换，以及应有尽有的商品买卖，得以创造和再造了城市”。蒂亚瓦纳科与之全然相异。安第斯地区的各个社会体系都建立在商品和服务的广泛交易之上，然而主导其流向的是家族和政府，而不是市场力量。市民的粮食和服饰或源于自产自制，或取自家族，或取自政府仓库。正如科拉塔所言，城市于是成为了“象征性地聚集精英阶层政治与宗教权威”的场所。包括瓦里在内的安第斯地区其他城邦也是如此。然而在蒂亚瓦纳科，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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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遗址已经被挖掘了一个世纪，考古学家钻研得越多，发现的似乎就越少。对弗兰尼奇来说，蒂亚瓦纳科都城与欧洲帝治下都市的不同，远远不仅限于市场在前者的缺失。他说，蒂亚瓦纳科根本不是早先研究人员设想中的强力行政中心，而是梵蒂冈和迪斯尼乐园的结合体，一个常住人口相对较少（几乎都是职员），却能吸引数以千计的信徒来访的宗教演出之都。和如今在冬至日到访的观光者一样，游客之所以来到这个表象帝国，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眼花缭乱、肃然起敬的。弗兰尼奇在蒂亚瓦纳科（他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此工作）对我说：“市中心的建筑物和纪念碑以惊人的速度起起落落。没有什么是彻底完工的，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建筑的外观而已。他们得不停地更换展品，这样才能继续吸引如潮的观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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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和瓦里在塞罗布尔的会面似乎极为顺利。无论实情如何，一份对1 000多座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墓穴的研究报告都未能找到与暴力有关的证据。相反地，这两个社会平分了领地。瓦里帝国在塞罗布尔山顶和与之相邻的赛罗梅希亚山上驻扎。而在两山之间，是一座四处散布着蒂亚瓦纳科聚居点的陡峭山谷。有赖于瓦里与蒂亚瓦纳科陶制品的不同之处，威廉姆斯和纳什得以通过碎陶片的分布情况，来判定居住于各个社区的分别是哪一个族群。瓦里人修建的运河提供了饮用水，但它流经位于塞罗布尔山麓的蒂亚瓦纳科领地。蒂亚瓦纳科准许饮用水由此通过，但同时也截留下了足以灌溉700多英亩梯田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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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瓦里和蒂亚瓦纳科保持了各自的独立。尽管两国进行了资源共享，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两国民众曾有过频繁来往，或者在政治边界之外结下过什么跨国友谊。瓦里民宅里装配的都是瓦里物品，蒂亚瓦纳科民宅里也都是蒂亚瓦纳科商品。虽然两国比邻而居，但两国民众还是说着各自的语言，穿着不同的服饰，从本国都城那里寻求启发和指导。社会科学领域把这种交织而不交融的现象称为“交错结合”。在整整两个世纪里，塞罗布尔的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就像平行世界的人们一样，共享着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却决绝地独立于彼此。这提醒我们，印第安人既不是某些辩护士眼里的平和安宁、顾爱友邻的群体，也不是某些政论家口中的残暴成性、执拗好斗的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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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说，这一切都在公元800年前后落下了帷幕。2005年，一支由秘鲁和美国专家组成的团队复原了塞罗布尔最后时刻的情景，而威廉姆斯正是团队成员之一。多达28名高级贵族和祭司齐聚于瓦里聚居地内最大的宫殿，在一座宏大的接待厅里举行了最后的盛筵。这座大厅的边长有30英尺（约9.1米），每面墙体前都有一张石面长凳。大厅连接着考古学家相信“或许是施展治国之术的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室”，即安第斯地区的白宫总统办公室。根据散布各处的食物残留物来判断，这场告别盛会是一次拉伯雷[126]式的狂欢，席间端上了一盘又一盘美洲驼肉、羊驼肉、兔鼠（安第斯地区的一种野兔）肉，以及7种不同的鱼肉，配的是新鲜的吉开酒。人们盛吉开酒用的是巨大的仪式杯（大多都有纹章装饰），每杯都能装半加仑（约1.9升）之多。在宴会结束时，酩酊大醉的宾客蹒跚走过宫殿，把陶器砸了个稀烂，接着把整座宫殿付之一炬。威廉姆斯说：“他们看来闹得可真够欢实的。”最后被处理的，是雇佣了女性精英员工的吉开酒厂。达官显贵们点燃了研酒用的茅草间，继而又把他们的大杯子都扔进了熊熊烈火里。考古学家写道，“在余烬冷却之后，人们把六串贝壳石头项链摆放到了灰烬之上，以示最后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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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撤离是全面衰亡的一部分。蒂亚瓦纳科或许率先走上了下坡路，而这导致瓦里关闭了设在塞罗布尔的大使馆。该决定也有可能是瓦里出于自身的内部原因做出的。人们曾认为两国的衰退与旱灾不无干系，但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毕竟瓦里从此前历次旱灾中均幸存了下来。至于蒂亚瓦纳科，弗兰尼奇说道：“旱灾能对迪斯尼乐园产生多少影响呢？”与其抗旱能力相比，该国继续保留游客的能力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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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和蒂亚瓦纳科衣钵的继承者结合了前者的组织能力以及后者的设计感与狂欢传统。首先脱颖而出的是奇穆，当时秘鲁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疆域在最大时曾覆盖700英里（约1 126.5公里）海岸线的奇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它灌溉了莫奇河流域周边将近50 000英亩（约20 234.3公顷）的土地，用以种植玉米和棉花（当代秘鲁的全国产量直到1960年才再次达到这个数字）。公元1100年前后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中止灌溉。为了应对极端天气，帝国政府迫使其俘获的壮丁修筑起了一条53英里（约85.3公里）长的石砌运河，从而把水从地处奇穆北部河谷的奇卡马河（Chicama River）引入莫奇谷地（Moche Valley）的农地。这条运河是一次失败：运河的一部分流向了上游，这显然是工程上的无能而造成的；其余部分的水的90%则或蒸发或渗漏了。一些考古学家相信，这条运河压根儿就没打算开通。他们说，这不过是一场公关秀，是奇穆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确在积极应对厄尔尼诺现象而做出的徒有其表的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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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恶劣气候终于告一段落时，奇穆把目光延伸到了其边界以外的地区。大军出征并最终胜利班师奇穆都城昌昌（Chan Chan），一座人口稠密、面积达4平方英里（约10.4平方公里）的海滨都市。主宰全城的，是九座高墙包围下的皇家宫殿陵墓和五个大教堂一样的礼仪建筑群。昌昌城之壮观可谓典范，但奇怪的是城里空空荡荡，因为其街道仅对精英阶层开放。除了少数专业技术人员和手工艺者，一般平民禁止入内。每座宫殿的边长都达数百英尺，很多宫殿还有三层楼高，存贮空间遍地皆是，而民居却几乎是补建工程。这些庞大建筑的光芒被精致的金银点缀着；它们都挤在全城的中心地带，就像在遮篷下为了挡风避雨而拥挤不堪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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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昌城存在着宫殿过量的问题，其原因是死去的统治者被视为神祇。和印加帝国一样，历代奇穆国王的干尸继续富足地生活在其生前的住处，无法搬离；实际上，这些干尸还必须出席一些重要的国事活动。因此，每一名新的统治者都要修筑属于自己的宫殿，并获取足以支撑到世界末日的财富。这种制度几乎是王室野心和大兴土木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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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昌城现存的最大宫殿或许属于敏查卡曼（Minchaçaman）。据一名西班牙人的叙述，此人乃是奇穆王朝的第11代国王。据说，敏查卡曼攻取了海岸线上的大半地区。这位强权人物本可以征服更多的领土。然而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帕查库提刚刚成为一个此前默默无闻、名为印加的群体的新任统治者。公元1450年前后，帕查库提之弟卡帕克·尤潘基（Qhapaq Yupanki）统领的印加军队包围了位于奇穆帝国以东丘陵地带的卡哈马卡城邦。与卡哈马卡首领结盟的敏查卡曼率军驰援。他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这或许是因为他把印加人视作一群乡野暴徒。卡帕克·尤潘基伏击了这支奇穆救兵。印加人攻陷了卡哈马卡，而敏查卡曼不得不率众撤离。卡帕克·尤潘基声望卓著地凯旋回到库斯科以后，他的养兄感觉到了自己未来的麻烦，于是迅速地将其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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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罕见的航拍照片（摄于当代劫掠者尚未摧毁该遗址的1931年）中，奇穆古都昌昌城的遗迹遍布秘鲁北部海岸。作为15世纪世界的奇迹之一，昌昌城在1450年前后突然陷落于印加人之手。80年后，那些在印加统治下残存的遗迹，又大多遭到西班牙疾病和西班牙士兵的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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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如果西班牙人的编年史属实的话，确切的年份是1463年），印加皇帝又派出了一支由其子兼继承人托帕·印卡·尤潘基率领的军队。此时，已经没有谁还把印加人当作乡巴佬了。托帕·印卡突袭了莫奇河一带，并且仅以威胁要摧毁其供水这一着，就让奇穆的防御体系陷入了瘫痪状态。敏查卡曼被俘以后被押至库斯科，还被迫观摩了托帕·印卡的庆功活动。奇穆的征服者们聪慧过人，学得很快。本着对昌昌城庄严壮丽之势的喜爱，他们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统统拉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胁迫着城内的金银珠宝匠们与自己一道返回库斯科。这些工匠奉命将库斯科打造成为一座新的、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昌昌城。70年后，当皮萨罗在库斯科举行自己的庆功活动时，这座城市的宏伟气势，可与任一座欧洲城市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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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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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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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哈斯和弗蕾德·克里默把我带到了狭窄不堪、尘土飞扬的卡巴雷特（Caballete）遗址，这是秘鲁海岸福塔雷萨河上游几英里处的一座长约1英里、宽约0.25英里的碗状遗址。碗口是三座土墩，它们呈半圆形排列，面向着第四座土墩。不规则排列而成的圆形圣石（wak’a）阵，就像比例为八分之一的巨石阵模型，出现在一座土墩面前。在离圣石阵不远的地方，盗墓者掘出了一座古代墓穴，刨出了墓中的尸体，打开了缠裹尸身的麻布，意欲找寻金饰和珠宝。他们在毫无发现之后，厌恶地把骸骨扔到了一旁。在一座边长或许有50码的广场上，遍地都是折断的人骨和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织物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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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向前走了一段以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奇景：墓穴里的头骨被聚成几堆，摆放在此。在它们周围是啤酒罐、烟头、专利药瓶、烧了半截的照片，还有裸女状的蜡烛。这些裸女状蜡烛的头部和阴部都插着巫术针。哈斯说，当地人会在夜间来到这里，要么发掘财宝，要么施展巫术。在耀眼的午后阳光下，我认为这些民众既俗气又悲哀。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很久以前埋葬在卡巴雷特的古人及其家庭如果对自己亲人遗体的遭遇泉下有知，必定会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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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话说回来，我突然又想到，小北地区的新老居民可能并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完全不知道瓦里人或奇穆人会如何看待我面前的这幅图景。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一部分里主要描述的是安第斯地区印第安人的经济史和政治史。但人们的生活同样包括情感和美学领域。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在把逝者下葬之后，有时还会将其掘出，在遗体上洒春药。尽管科学家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颇有建树，但这一情感领域仍然令人极难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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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地区各个社群的历史丰富之极，也复杂至极，通常使考古学家感到不知所措；要学的东西太多，他们永远跟不上。举一个例子：直到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才证实了秘鲁长城（一座长40英里，横跨安第斯地区的石制堡垒）的存在。直至今日，它仍未被完全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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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海岸的一个明显案例，是以其嵌入地面的巨画而闻名于世的纳斯卡（Nazca）。从动植物的图案到将近1 000个几何符号，还有绵延数英里的笔直线条，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呢？1927年，在秘鲁人类学家托比里奥·梅西亚·谢斯皮（Toribio Mejía Xesspe）的努力下，这些如今著名的图案首次引起了外界的注意。40年后，瑞士作家埃利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声称这些符号的作者不可能是纳斯卡印第安人，引发各国热议。他说，如此“原始”的人类无法创作出如此庞大的、只有从空中俯瞰才能看清的符号；巨画必然是宇宙旅行者的登陆信号，而这一整片平原都是某种巨大的星际机场。在一系列畅销书对这种观念加以宣扬之后，这些线条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恼怒的科学家对此指出，小规模族群完全可能搬移开黑色表面的石块，暴露出下方的浅色土质，从而创作出这些图案；而且，纳斯卡人并不一定必须要看到巨画才能对自己的作品有所感知，行走于这片线条所在的区域（据信印第安人是这样做过的）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如今风行的理论是，这些线条勾勒出了该地区内多个可供引水的地下断层。但没人知道为什么纳斯卡人会创作出那些动植物的图案，它们看上去不大可能有什么直接的作用。纳斯卡人创作它们的时候在想着些什么呢？他们行走其间的时候又会有些什么感觉呢？迄今为止，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一样依旧令人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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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奇的遭遇是另外一例。莫奇是雄踞北部海岸，并创建了强势身份认同的一个军事政权。莫奇都城太阳金字塔（Huaca del Sol）有着安第斯地区最大的土坯建筑。虽然该建筑数百年来一直被系统性地掠夺，但依旧能令人追忆起其昔日胜景。（西班牙人不愿大动干戈地挖掘当地宫殿的墓穴，于是调入莫奇河的水，以彻底清污的方式，把其间的诸多财富全部冲了出来。当代盗贼用凿子和铲子就足以开工了。）在大约公元300年后，莫奇的艺术工作者固定了五六种创作主题，把超自然物体的故事以越来越自然主义的手法，描绘在陶器和墙壁上。演员会在盛大庆典活动中将这些故事一一再现。单兵作战是一个常见的主题，败者将遭到剥除衣衫、被迫裸体参与游行的待遇。另一个多次重复出现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帝王的死亡和葬礼。绘画里的多名人物都极具特色。专家在对莫奇人的研究上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正如莫斯利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身份和动机通常依然“难以捉摸”。公元800年前后莫奇政体的瓦解，也一并带走了我们理解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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