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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俗没完没了地折磨着职业地理学家。严格说来,“亚马孙盆地”指的是亚马孙河的排水系统及其支流。相比之下,“亚马孙河流域”指的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地域,其西部被安第斯地区包围,北部被圭亚那地盾包围,南部被巴西地盾包围。两个名词也都无法等同于所谓“亚马孙热带雨林”。首先,“亚马孙热带雨林”并不都是雨林,其中一部分地区的年均降水量只比纽约市的降水量稍多一点。不仅如此,亚马孙河流域有四分之一的面积根本不是森林,而是大草原;玻利维亚的贝尼地区是其中最大的一块草原。亚马孙河及其支流的冲积平原也占据了盆地内5%~10%的面积。亚马孙河流域只有大约一半是高山林地,即外界人士在提及“亚马孙”时,通常所指的范畴:在头顶上乱作一团的藤蔓,活像醉汉们赶制出来的帆船;多层的树枝;像蝴蝶一样大的甲虫和像甲虫一样大的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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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学家来说,高山林地所谓的肥沃性并不存在。保罗·理查兹(Paul Richards)在1952年的经典著作《热带雨林》(The Tropical Rain Forest)里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论点。理查兹写道,诚然,亚马孙森林有着独一无二的美景与多样性。但它巨型的天篷像面具一样,遮蔽住了一贫如洗的根基。这片根基就是该地区贫瘠的土壤。无论其初始条件如何,密集的降水与森林的热浪都会侵蚀地表,将矿物质冲刷出来,继而把重要的有机化合物分解干净。因此,亚马孙河流域的很大部分红土都深受风化影响,酸性极强,而且几乎丧失了全部营养成分(这也正是生态学家将这片热带森林视为“湿润的沙漠”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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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的是,热带森林中的绝大多数养分都不像温带地区那样贮存在土壤里,而是储藏在土壤上面的植被中。树叶或树枝掉落的时候,碎片中的碳和氮会迅速被热带植物极为高效的根系重新吸收。一旦樵夫或农夫清理植被,也就同时移除了它们的养分来源。通常情况下,森林能够很快填充空地(譬如大树倒塌以后形成的空地),从而将损害维持在最低限度。但如果空白面积太大,或者土地被闲置太久,阳光和雨水就会把残留的有机物全部分解掉,并将土壤表面烘烤成某种在颜色和抗渗透性上与砖头颇为相似的形态。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片土地就变得几乎无法维系生命了。因此,热带森林虽然活力惊人,却时刻处于微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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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在史密森尼博物院考古学家贝蒂·J·梅格斯(Betty J. Meggers)的书作《亚马孙河流域:伪造天堂中的人类与文化》(Amazonia
:Man and Culture in a Counterfeit Paradise)中得到了展开和进一步的阐释。这部出版于1971年的作品,或许是在亚马孙研究领域里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梅格斯指出,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对土壤精华的提取。她说,由于可供提取的土壤精华有限,亚马孙河流域的农民面临着固有的生态局限。他们唯一能够长期采取的农耕方式就是“刀耕火种”(slash-and-burn),有时也被称为“轮歇”(swidden)。农民用斧子和砍刀清理出小片田地,烧掉谷壳和垃圾,随后再进行播种。火烬为土壤迅速带来养分,从而创造了农作物的生长之机。随着农作物的生长,还林工作也将快速进行,先是野草,而后是生长迅猛的热带树木。在森林最终重新遮盖田地之前的几年期间,农民可以依靠农耕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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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对我说,在诸多生态局限面前,刀耕火种是极好的应对方式。农民能获取几次收成,土壤也不至于长期裸露在降水和阳光之下,从而遭受永久性的损害。进行轮歇耕种的农民从一片田地转进到另一片田地,居住在林地之中,而不会破坏自己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这是一种灵活而平衡的和谐状态。时至今日,雅诺马马人在环形院落里依然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绝大多数雅诺马马人其实聚居于南美洲的另一条巨型河系奥里诺科河周边,但他们同样也被视为亚马孙河流域的象征。)几乎裸体游走于树下,细心培育那些临时花园的雅诺马马人,往往被视作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远祖差异极小。梅格斯对我说,他们的长期存在并未对森林造成损害,而这正是刀耕火种能使人类群体在热带地区刚性的生态局限中得以持续生存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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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种学领域的明星,雅诺马马人通常被描绘为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以及一片荒原林地千年不变的忠实子民。近年来的研究使人们对这幅图景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对其乡土而言,雅诺马马人是相对的新来者,许多人都是为了躲避欧洲人给南部地区带来的疾病与残暴,在17世纪期间才迁居此地的。一些学者相信,他们最初的社会形态比现在要大得多,在物质生活上也先进得多,而其往往被描绘为田园诗一般“自然”的存在形式,事实上不过是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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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对我说,这片地域之所以需要刀耕火种的农作方式,同时也是因为当地有着遭受“大型厄尔尼诺现象”(每三五百年出现一次的超强厄尔尼诺气候变化现象)侵袭的倾向。她说,在考古记录中,“我们设法收集到了与这些大型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严重旱灾的信息。它们削减了粮食供应。1998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是一个较小的例子:它经历了旱灾、森林火灾,以及由树不开花导致的资源减少。”当年在北部罗赖马州爆发了波及范围极广的森林火灾,以至于巴西为此向联合国请求了援助。梅格斯说,在历史上,“那些在某一地区经营数百年之久、发展臻于完善的群体也无法(在旱灾中)幸存下来,于是它们就解体了。据我们的观察,在过去的2000年里,这样的情况至少出现了四次。”换句话说,任何试图超越刀耕火种方式,进行永久性耕作的印第安人都会被一次大型厄尔尼诺现象打回刀耕火种的现实。她说,刀耕火种“规避了风险,这也包括发展本身所蕴含的风险。这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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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承认,轮歇耕作存在一个主要的缺陷,即其产量不足以支撑一个复杂社会的运行。集约化更强的农耕方式或许能产出必要的盈余,但却难以持续;犁过的土地裸露在各种元素下,最快在十年内就能被破坏掉。生态学家说,即便采取刀耕火种的方式,森林也需要长达百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到此前的状态。而欧洲的农耕方式将不仅成为大型厄尔尼诺现象的牺牲品,也会给林地土壤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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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梅格斯对我说,卡尔瓦哈尔对自己目睹的情景产生了误解。如若不然,也有可能他所有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亚马孙人的那些)都是杜撰的。陷于绿色陷阱中的印第安村落不可能发展到他报告中提到的那样的规模;事实上,梅格斯曾一度提出,他们的人口上限是1 000人。这些村庄也不可能像他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从首领、社会阶层到专业劳工(譬如说,塔帕若斯河上的军乐队)一应俱全的复杂社会。这也正是为什么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中美洲与安第斯地区各处都发现了复杂社会的遗址,而在亚马孙河流域只发现了狩猎者–采集者以及刀耕火种者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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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说:“关于亚马孙人的基本原则是,这些人花了很长时间来学习、体验并获益于他们对环境的认识。过度开发环境的群体都灭亡了。而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群体来说,这些知识通过禁忌和其他形式,与其意识形态以及行为举止都合为一体了。”她解释道,在自身文化就其环境而言达到最佳状态下,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的生活在至少两千年里变化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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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援引马拉若为例。马拉若岛的面积超过新泽西州的两倍,好似戳在亚马孙河口的巨型塞子。这座地势低矮、通常泥泞不堪的岛屿,系亚马孙河与海洋撞击而成。这次撞击迫使该河去除溶解了的沉积物。每到雨季,整座岛屿的一大部分都会浸入水中。甚至在干燥的夏季,迷阵似的沿海地带往往也会像冰山一样一块块分裂开来,落入水中。然而尽管环境是如此不容乐观,从公元800年到1400年间,马拉若人还是在此创立了一个复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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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岛屿出土的陶器(其中有些陶器的规模颇为可观),长期以来一直因其对动物的涂绘和雕刻而闻名,华丽精美的涂绘和雕刻遍地皆是,有如林地一般。这些制作精良的陶器表明,马拉若是当时亚马孙河流域唯一的大规模社会。20世纪40年代末,梅格斯和她的丈夫,考古学家克利福德·J·埃文斯(Clifford J. Evans)决定更多地了解此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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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梅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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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颇具雄心的决定。考古学家出于传统,往往会规避热带森林,因为当地的气候破坏了全部的木材、衣物和有机物;除去陶器和石头,可供挖掘的东西屈指可数。基本上由淤积泥沙组成、规模大得惊人的亚马孙盆地,几乎没有什么石头,因此考古学家就连石头也找不到。(由于距此最近的矿床位于数千英里之外河流上游的安第斯地区,亚马孙河流域的居民没有金属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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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和埃文斯很快在马拉若注意到了一桩怪事:马拉若文化最早的踪迹,也正是其最为详细的印记。随着世纪的更替,陶器质量出现了无情的滑坡。设计变得越发粗糙,表现的主题越来越少,技术工人的水平也不断下降。在最初的岁月里,一些墓地比其他墓地更精美,这是社会分层的一则例证。然而后来,全部逝者都得到了同样平淡无奇的对待。在其历史的早期阶段,马拉若人必定对周边的低劣文明嗤之以鼻。但随着森林如同《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37]里的描述一样,将文明一层层地剥除,他们也逐渐变得与其邻邦毫无分别了。梅格斯对我说,在哥伦布到访的100年前,马拉若遭到了一次大型厄尔尼诺现象的侵袭,随后亡于某昔日弱国之手。马拉若的历史是一部衰落的历史,没有兴起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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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梅格斯在一篇刊发于《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风格颇为大胆的文章里,将其意义宣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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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类及其文化必须遵从的力量。这种决定因素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时间、地点(森林内)、心理或种族无关。它的拉平效应似乎是难以逃脱的。甚至连当代人在南美洲热带森林地区植入文明的努力也都遭遇了失败,或是在外部世界的不断援助下得到勉强的维系。简言之,热带森林的环境潜力,只能使文明进化到(刀耕火种的)水平;进一步的本土进化是不可能的。任何进化更为深入并试图在热带森林里发展壮大的文明,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拉低到刀耕火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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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说,当地之所以不可能超越刀耕火种的文明程度,原因在于“文化的环境局限之法则”。她将这条法则总结为(她在原文中将其用斜体标注,以示其重要性):“某一文化能够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其环境的农业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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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若是如何(哪怕只是暂时地)规避这种环境制约的呢?为什么没有其发展初期超越生态局限的迹象,却只留下了它随后崩溃的记载呢?三年后,梅格斯和埃文斯在一篇影响力甚巨的专著中给出了答案。他们说,马拉若社会其实并不属于亚马孙河流域。实际上,作为安第斯地区某个更先进文化的失败分支,马拉若与瓦里或蒂亚瓦纳科有着亲缘关系。该文明被困于亚马孙河流域湿润的沙漠地区,奋力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它蹒跚地走了几步,就死在半途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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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天堂》一书是梅格斯20余年研究的结晶。但这不是此书产生极高影响力的唯一原因。梅格斯关于生态局限的思想发表于第一个地球日出台后的一年以内,并且因此得到了新近开始追捧生态运动的读者的共鸣。从那时起,数不清的拯救雨林运动使人们理解了教训所在:热带森林地区的开发将把森林及其开发者一同毁掉。梅格斯的见解现已见诸于生态学教科书,并成为拯救雨林运动的源泉之一,而该项运动是近代历史上罕见的、人类确实试图吸取往日教训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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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伪造天堂》的主题扩散到了自然科学和政治运动的范畴,梅格斯的观点对考古学界的影响却逐渐式微。她在史密森尼博物院的杰出岗位上,为了环境局限法则而鼓呼。但她的主要成就或许是(在无意间)阻止大众对有关亚马孙河流域历史的新观点产生认识;这些新观点的拥护者认为,关乎当地往昔的见解将对保障其未来的努力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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