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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在史密森尼博物院考古学家贝蒂·J·梅格斯（Betty J. Meggers）的书作《亚马孙河流域：伪造天堂中的人类与文化》（Amazonia:Man and Culture in a Counterfeit Paradise）中得到了展开和进一步的阐释。这部出版于1971年的作品，或许是在亚马孙研究领域里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梅格斯指出，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对土壤精华的提取。她说，由于可供提取的土壤精华有限，亚马孙河流域的农民面临着固有的生态局限。他们唯一能够长期采取的农耕方式就是“刀耕火种”（slash-and-burn），有时也被称为“轮歇”（swidden）。农民用斧子和砍刀清理出小片田地，烧掉谷壳和垃圾，随后再进行播种。火烬为土壤迅速带来养分，从而创造了农作物的生长之机。随着农作物的生长，还林工作也将快速进行，先是野草，而后是生长迅猛的热带树木。在森林最终重新遮盖田地之前的几年期间，农民可以依靠农耕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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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对我说，在诸多生态局限面前，刀耕火种是极好的应对方式。农民能获取几次收成，土壤也不至于长期裸露在降水和阳光之下，从而遭受永久性的损害。进行轮歇耕种的农民从一片田地转进到另一片田地，居住在林地之中，而不会破坏自己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这是一种灵活而平衡的和谐状态。时至今日，雅诺马马人在环形院落里依然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绝大多数雅诺马马人其实聚居于南美洲的另一条巨型河系奥里诺科河周边，但他们同样也被视为亚马孙河流域的象征。）几乎裸体游走于树下，细心培育那些临时花园的雅诺马马人，往往被视作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远祖差异极小。梅格斯对我说，他们的长期存在并未对森林造成损害，而这正是刀耕火种能使人类群体在热带地区刚性的生态局限中得以持续生存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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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种学领域的明星，雅诺马马人通常被描绘为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以及一片荒原林地千年不变的忠实子民。近年来的研究使人们对这幅图景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对其乡土而言，雅诺马马人是相对的新来者，许多人都是为了躲避欧洲人给南部地区带来的疾病与残暴，在17世纪期间才迁居此地的。一些学者相信，他们最初的社会形态比现在要大得多，在物质生活上也先进得多，而其往往被描绘为田园诗一般“自然”的存在形式，事实上不过是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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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对我说，这片地域之所以需要刀耕火种的农作方式，同时也是因为当地有着遭受“大型厄尔尼诺现象”（每三五百年出现一次的超强厄尔尼诺气候变化现象）侵袭的倾向。她说，在考古记录中，“我们设法收集到了与这些大型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严重旱灾的信息。它们削减了粮食供应。1998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是一个较小的例子：它经历了旱灾、森林火灾，以及由树不开花导致的资源减少。”当年在北部罗赖马州爆发了波及范围极广的森林火灾，以至于巴西为此向联合国请求了援助。梅格斯说，在历史上，“那些在某一地区经营数百年之久、发展臻于完善的群体也无法（在旱灾中）幸存下来，于是它们就解体了。据我们的观察，在过去的2000年里，这样的情况至少出现了四次。”换句话说，任何试图超越刀耕火种方式，进行永久性耕作的印第安人都会被一次大型厄尔尼诺现象打回刀耕火种的现实。她说，刀耕火种“规避了风险，这也包括发展本身所蕴含的风险。这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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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承认，轮歇耕作存在一个主要的缺陷，即其产量不足以支撑一个复杂社会的运行。集约化更强的农耕方式或许能产出必要的盈余，但却难以持续；犁过的土地裸露在各种元素下，最快在十年内就能被破坏掉。生态学家说，即便采取刀耕火种的方式，森林也需要长达百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到此前的状态。而欧洲的农耕方式将不仅成为大型厄尔尼诺现象的牺牲品，也会给林地土壤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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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梅格斯对我说，卡尔瓦哈尔对自己目睹的情景产生了误解。如若不然，也有可能他所有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亚马孙人的那些）都是杜撰的。陷于绿色陷阱中的印第安村落不可能发展到他报告中提到的那样的规模；事实上，梅格斯曾一度提出，他们的人口上限是1 000人。这些村庄也不可能像他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从首领、社会阶层到专业劳工（譬如说，塔帕若斯河上的军乐队）一应俱全的复杂社会。这也正是为什么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中美洲与安第斯地区各处都发现了复杂社会的遗址，而在亚马孙河流域只发现了狩猎者–采集者以及刀耕火种者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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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说：“关于亚马孙人的基本原则是，这些人花了很长时间来学习、体验并获益于他们对环境的认识。过度开发环境的群体都灭亡了。而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群体来说，这些知识通过禁忌和其他形式，与其意识形态以及行为举止都合为一体了。”她解释道，在自身文化就其环境而言达到最佳状态下，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的生活在至少两千年里变化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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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援引马拉若为例。马拉若岛的面积超过新泽西州的两倍，好似戳在亚马孙河口的巨型塞子。这座地势低矮、通常泥泞不堪的岛屿，系亚马孙河与海洋撞击而成。这次撞击迫使该河去除溶解了的沉积物。每到雨季，整座岛屿的一大部分都会浸入水中。甚至在干燥的夏季，迷阵似的沿海地带往往也会像冰山一样一块块分裂开来，落入水中。然而尽管环境是如此不容乐观，从公元800年到1400年间，马拉若人还是在此创立了一个复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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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岛屿出土的陶器（其中有些陶器的规模颇为可观），长期以来一直因其对动物的涂绘和雕刻而闻名，华丽精美的涂绘和雕刻遍地皆是，有如林地一般。这些制作精良的陶器表明，马拉若是当时亚马孙河流域唯一的大规模社会。20世纪40年代末，梅格斯和她的丈夫，考古学家克利福德·J·埃文斯（Clifford J. Evans）决定更多地了解此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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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梅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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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颇具雄心的决定。考古学家出于传统，往往会规避热带森林，因为当地的气候破坏了全部的木材、衣物和有机物；除去陶器和石头，可供挖掘的东西屈指可数。基本上由淤积泥沙组成、规模大得惊人的亚马孙盆地，几乎没有什么石头，因此考古学家就连石头也找不到。（由于距此最近的矿床位于数千英里之外河流上游的安第斯地区，亚马孙河流域的居民没有金属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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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和埃文斯很快在马拉若注意到了一桩怪事：马拉若文化最早的踪迹，也正是其最为详细的印记。随着世纪的更替，陶器质量出现了无情的滑坡。设计变得越发粗糙，表现的主题越来越少，技术工人的水平也不断下降。在最初的岁月里，一些墓地比其他墓地更精美，这是社会分层的一则例证。然而后来，全部逝者都得到了同样平淡无奇的对待。在其历史的早期阶段，马拉若人必定对周边的低劣文明嗤之以鼻。但随着森林如同《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37]里的描述一样，将文明一层层地剥除，他们也逐渐变得与其邻邦毫无分别了。梅格斯对我说，在哥伦布到访的100年前，马拉若遭到了一次大型厄尔尼诺现象的侵袭，随后亡于某昔日弱国之手。马拉若的历史是一部衰落的历史，没有兴起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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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梅格斯在一篇刊发于《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风格颇为大胆的文章里，将其意义宣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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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类及其文化必须遵从的力量。这种决定因素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时间、地点（森林内）、心理或种族无关。它的拉平效应似乎是难以逃脱的。甚至连当代人在南美洲热带森林地区植入文明的努力也都遭遇了失败，或是在外部世界的不断援助下得到勉强的维系。简言之，热带森林的环境潜力，只能使文明进化到（刀耕火种的）水平；进一步的本土进化是不可能的。任何进化更为深入并试图在热带森林里发展壮大的文明，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拉低到刀耕火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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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说，当地之所以不可能超越刀耕火种的文明程度，原因在于“文化的环境局限之法则”。她将这条法则总结为（她在原文中将其用斜体标注，以示其重要性）：“某一文化能够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其环境的农业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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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若是如何（哪怕只是暂时地）规避这种环境制约的呢？为什么没有其发展初期超越生态局限的迹象，却只留下了它随后崩溃的记载呢？三年后，梅格斯和埃文斯在一篇影响力甚巨的专著中给出了答案。他们说，马拉若社会其实并不属于亚马孙河流域。实际上，作为安第斯地区某个更先进文化的失败分支，马拉若与瓦里或蒂亚瓦纳科有着亲缘关系。该文明被困于亚马孙河流域湿润的沙漠地区，奋力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它蹒跚地走了几步，就死在半途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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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天堂》一书是梅格斯20余年研究的结晶。但这不是此书产生极高影响力的唯一原因。梅格斯关于生态局限的思想发表于第一个地球日出台后的一年以内，并且因此得到了新近开始追捧生态运动的读者的共鸣。从那时起，数不清的拯救雨林运动使人们理解了教训所在：热带森林地区的开发将把森林及其开发者一同毁掉。梅格斯的见解现已见诸于生态学教科书，并成为拯救雨林运动的源泉之一，而该项运动是近代历史上罕见的、人类确实试图吸取往日教训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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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伪造天堂》的主题扩散到了自然科学和政治运动的范畴，梅格斯的观点对考古学界的影响却逐渐式微。她在史密森尼博物院的杰出岗位上，为了环境局限法则而鼓呼。但她的主要成就或许是（在无意间）阻止大众对有关亚马孙河流域历史的新观点产生认识；这些新观点的拥护者认为，关乎当地往昔的见解将对保障其未来的努力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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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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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卓品塔达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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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巴西作家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曾在19世纪末写道：“人们在首次遭遇亚马孙地区时，涌上心头的不是敬慕或热情，而主要是失望。”正如今天的生态旅游宣传册一样，达·库尼亚所处时代对亚马孙河流域的记述颂扬了其广袤的空间，而对其极度平坦的特性却鲜有涉及；亚马孙地区头2 900英里（约4 667公里）的垂直落差仅500英尺。达·库尼亚抱怨道：“就好像这地方缺少垂直线似的。观察者过几个小时就会屈服于单调得不自然的疲劳之中。”河水每年都会泛滥，这不算什么灾害，而是一种季节性的现象。旱季期间只有一英里宽的河道，到了雨季就会涨到30英里宽。五个月后，水流慢慢退去，留下一层厚厚的沉积物。从空中俯视，河水就像污浊的金属从一片绿色中渗出来似的，在大多数拥有欧洲血统的人们眼中象征着荒野和自然奇观、颇为浪漫的峭壁、峡谷和高地，在这片绿色中踪影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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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孙下游城市圣塔伦周边的地域是一个例外。在该城的西边，塔帕若斯河从南端汇入亚马孙河，造出了一个在高水位时宽达15英里、长达100英里的内陆海湾。洪水会上涨到一定的高度，将低洼岛屿陷入齐膝深的水中，只有岛上的树林还孑然而立，活像河心的奇迹。城里的渔夫骑单车驶向小舟，并在作业期间把单车吊挂在离岸的树上。海湾上林立着高度足以投下阴影的陡岸。几乎500年前，印第安人就是聚集在这些山坡的顶部，挥舞着棕榈叶来嘲弄奥雷利亚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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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之相对的河流北端，是一列从北部圭亚那地盾地区延伸而下直到水边的砂岩岭。它们高度达到500英尺甚至更高，如同古老的墓碑一般直抵苍穹。远古时期的象形文字遍布于山丘上的众多岩洞里。这些岩画描绘的手、星星、青蛙和人像，与胡安·米罗（Joan Miró）[138]红黄棕色块相互叠加的画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90年代，其中的一个岩洞，即潘卓品塔达岩洞（Caverna da Pedra Pintada，又称Painted Rock Cave）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