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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0. 人造的（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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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首皆是千株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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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约两亿年前，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还被捆扎在地质学家称为盘古大陆（Pangaea）的同一个陆地板块上。后来，盘古大陆分崩离析，使各个大陆像驳船一样在海底漂移。在数百万年里，盘古大陆的不同碎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络。进化使其物种走上了彼此不同的轨迹，各地动植物之间的差异之大，使颇为震惊的哥伦布留下了这样的评论：“此间所有树木都与本土不同，有如日夜之异，这里的水果、牧草、岩石和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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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是第一个目睹欧美两大洲之间的生物鸿沟的人。他也是最后一批目睹其纯粹形式的人之一：用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话来说，他的到访启动了将盘古大陆各个裂缝连接在一起的进程。自从1492年开始，随着人们将全世界的生物体都烩成一锅乱炖，各大半球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因此，作为非洲作物的香蕉和咖啡成了中美洲主要出口的农产品；中美洲驯化的玉米和亚马孙河流域驯化的木薯则投桃报李，成了非洲热带地区的主粮。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山坡上长满了原产于亚马孙地区的橡胶树；中美洲的辣椒和番茄是泰国和意大利烹饪的中坚力量；安第斯地区的土豆引领爱尔兰经历了欢宴和饥荒；而中东土生土长的苹果更是从玛瑙斯、马尼拉到曼哈顿，在各地的市场里都有销售。1972年，克罗斯比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哥伦布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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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盘古大陆的各个裂缝连接在一起的努力，哥伦布引发了一场自冰河时期以来规模最大的生态爆炸。一些物种在惊骇之下从此衰落（其中最突出的物种智人主要是由于病毒的缘故，在哥伦布到访后的150年里规模下降了五分之一）。其他物种踉踉跄跄地撞入新的生态系统里，并被转化成为环境霸主，也就是在画册里被科学家称为“生态释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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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释放现象中，生物体逃离自己的家园，空降到一个此前从未接触过的生态环境里。绝大多数逃亡者会很快死去，无法在新的环境里继续繁衍兴旺。多数幸存者会找到一处僻静的所在，安顿下来，不声不响地融入当地物种的生活之中。但总有那么少数几个生物体会觉察到自己处于一个天敌甚少或全无的环境里，于是就像发现商场的保安摄像头坏了以后，满怀希望却有所迟疑的少年犯一样，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在其本来的生态系统内，这些物种和所有生命体一样，都无法脱离缩短其寿数，并使其生活困顿不已的寄生虫、微生物、病毒与捕食性昆虫。在来到新的生态系统之后，这些物种突然之间一身轻松，于是也就能一跃而出，去漫山遍野地占据整片山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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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把一种名为葛根（kuzu）的矮藤植物的根部碾磨成可以把汤调浓、而且据说还有治疗作用的白色粉末；他们还把这个物种种在高速公路路肩上，作为预防侵蚀的地被植物。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间资源保护队种下了数百万株葛根幼苗，用于治理水土流失（这是尘暴区时期人们的一大恐惧）。这种被重新命名为“kudzu”的藤类植物避免了规模惊人的水土流失，以至于美国东南部各村当时会庆祝葛根节并选举出葛根皇后。人们像收获干草一样收获葛根，随后把它喂给牛吃；企业家销售葛根麦片粥、葛根狗粮和葛根番茄酱。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地区从昏睡状态中突然醒来，发现葛根正在蚕食他们的生活。失去天敌的葛根长势极为凶猛，以至于这些非美国南方人开玩笑说，他们每到傍晚都必须关窗才能把它挡在外面。更糟的是，这些植物在美国往往长得要比在日本的葛根更大；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葛根以其根部和藤部组成的稠密垫席吞噬了一座座的农场，攀爬上了数以英里计的电话线，还像绿色的克里斯托（Christo）[145]作品一样裹住了树木、谷仓和房屋。其根部深深地扎入地下，以至于移动整株植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1996年，据美国联邦政府估算，葛根吞噬了700万英亩（约283.3万公顷）的农田。如今的数字比这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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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布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俯首皆是千株葛根。在整个半球里，各种生态系统好似冬季的冰一样，纷纷裂开掀起。这种生物界的大喧嚣回荡在殖民时代的各份文稿之中。詹姆斯敦的殖民者不再抱怨其印第安邻居，转而抱怨他们自己不小心带来的老鼠所造成的破坏。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外来入侵物种都是如此明显的害虫。在欧洲和会计师一样顺从而体面的苜蓿和蓝草到了美国就摇身一变，成为生物界的匈奴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大片领域，以至于第一批进入肯塔基的英国殖民者发现，这两个物种已在当地恭候多时了。通常不被视为杂草的桃树也在东南部疯狂繁殖扩散；到了18世纪，农民开始担心南北卡罗来纳州会成为“一片茫茫桃树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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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受到的影响尤甚。苦苣和菠菜逃离了殖民者的花园，深入秘鲁海岸上不可逾越的6英尺高的灌木丛中；在比这里海拔高出数千英尺的地方，薄荷长满了安第斯地区的峡谷。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草原上，人在旅途的查尔斯·达尔文发现，方圆数百英里内的作物都被独霸此间的野生洋蓟扼杀了。他观察到：“在大型苗圃所在的起伏的平原上，现在没有什么能够存活了。”野生桃树也曾在南美洲肆虐生长。达尔文发现，桃木已经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柴火的主要来源”。某些入侵的外来物种会相互抵消。秘鲁苦苣成灾的趋势，或许遭到了同时期的鼠灾的阻止。对于这次鼠疫，16世纪作家加西拉索·德拉·维嘉（Garcilaso de la Vega）报告说，老鼠“繁殖无度，侵占土地，毁坏庄稼”。[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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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物种突然失去其猎食者的时候，与生态释放效应相似的现象就有可能出现。20世纪20年代机械化捕鱼的出现，致使从缅因湾到大浅滩范围内的鳕鱼数量急剧减少。而在鳕鱼消失之后，鳕鱼捕食的海胆失去了天敌。于是不久，海湾底部就布满了多刺的海胆。海胆以大海藻为食。随着海胆数量的激增，整个地区的海藻床消失殆尽，留下了一片鱼类学家所谓的“海胆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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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区，鳕鱼处于生态系统的最高点。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这种鱼类是“基石”物种：按照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的定义，基石物种“影响到很多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繁荣”。基石物种极大地影响着其生态系统。威尔逊解释道，如果将其移除，则将“导致（生态）社群成分出现相对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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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哥伦布出现的时候，印第安人在整个半球的绝大多数地方还都是基石物种。美洲原住民数千年如一日地经营着他们的环境，每年都会焚烧矮树丛，清理并重新种植森林，修筑运河，抬高田地，猎杀野牛，捕捞鲑鱼，耕种玉米、木薯，维系东部农业复合体。正如卡霍基亚遗址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也犯过错误。但总体而言，他们以稳定、灵活，而且颇具弹性的方式更改了其山河的面貌。一些栽培地已经被耕种了数千年之久；而正是在这数千年里，美索不达米亚、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的农民毁掉了他们的土地。即便是秘鲁等地的大规模转变（梯田灌溉系统在这些地区成片出现）也完成得相当出色。但所有这些努力都需要严密而持续的人力监管。在16世纪，传染病将这些人类老板一扫而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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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以后的美洲山河被清空了，或者按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詹宁斯的表述就是“守了寡”。突然解除了管制的生态系统受到极大震动，就像地震中的茶杯一样。困扰它们的不只是外来入侵的苦苣和鼠类，在美洲原住民消失之后，受其钳制的原生物种也随之得到解脱，并喷涌而出。被第一批新英格兰地区殖民者认定为原始而持久的森林，实际上正在经历剧变和物种剧减。这些变革极具灾难性，其后果也无法挽回，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想到过去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了。这是错误的：虽然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但这里的山河和人类依旧。他们都有需要人们留心的教训，这些教训既关乎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也关乎我们为地球构建的精神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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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四只鸟中就有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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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鸽在饮水的时候，会把头部埋入水面以下，直到水没过眼睛为止。它们在走路的时候，头部会笨拙地扭动着巡视左右。候鸽是态度恶劣的贪吃佬；如果在饭后发现自己喜欢的食物，它们会吐掉此前吃过的东西，然后继续开吃。它们在狼吞虎咽的过程中，有时会发出悦耳的、能被人们错认为小女孩叫声的吱吱声。它们终日胡吃海塞山毛榉坚果和橡子，以至于有时会从树枝上掉下来，在落地时摔得七零八落。但它们在空中犹如天使一般：它们高速划空而行，姿态优雅，并曾因此得到“蓝色流星”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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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有粮食或坚果可吃的地方时，它们会组成一条长长的线性掩护，不断向前行进，头部在地上发出啄啄的敲击声。不管是橡子、山毛榉坚果、栗子，还是草莓、越橘、黑莓，更不用提小麦、燕麦和玉米，这些食物统统顺着候鸽闪着彩虹般颜色、由羽毛覆盖的咽部汩汩而下。为了抢到吃的，位于后端的候鸽通常会拍翅飞过自己的同类，来到队伍的最前沿。而后，队伍尾部的候鸽又超越了这些鸟。环保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回忆道，一行行鸟类呈旋涡状持续前进，“就像嗡嗡响的轮子一样旋转着，声音在很远以外都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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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鸽成群飞行，其数以十亿计，鸟群倾盆而下的排泄物足以迫使人们留在室内。少年时的缪尔曾目睹一群鸟类“在几分钟里就把数千英亩的橡子横扫一空”的情景。鸽子屡屡破坏农田，以至于在1703年时，魁北克主教正式把该物种逐出了教会。110年以后，艺术家兼博物学家约翰·J·奥杜邦（John J.Audubon）目睹一群群鸟从头顶飞过，延绵不绝，前后达三日之多。奥杜邦后来写道，“空气里都是鸽子，正午的亮光就像是被日食遮暗了一样。”他在到访这群鸽子的栖息地时发现，在几英里以内，它们留下的“粪便几乎都有两英尺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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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鸽子数以千计地到来，在每一处着陆，一只停留在另一只的上方，直到树枝上结成了大桶一般的鸟群。到处都有树枝承受不住重量，断开落地，消灭了下面的几百只鸟，从而使在每一根树枝上栖息的鸟类数量得到限制。这是一幅骚动和混乱的景象。我发现（在众多翅膀一起扑闪的时候）讲话，甚至对离我最近的人大声喊叫，都是相当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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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权威鸟类学著作的作者阿莉·W·肖尔格（Arlie W. Schorger）认为，在奥杜邦的年代，北美每4只鸟中就有一只是候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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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期，豪德诺索尼人把鸽子围在当中，大排盛宴，以庆祝鸽子在此筑巢。十几岁时被塞内卡人（豪德诺索尼部族的6个组成民族之一）俘获的霍雷肖·琼斯（Horatio Jones）于1782年前后参与了一次杰纳西河附近的大型猎鸽活动。在低矮的树枝上垒窝的鸟类吃得太饱，脑子又太蠢，无法逃开。男人用竿子把这些鸟敲下来，或是推翻它们栖息的树木。儿童拧断鸟的脖子，而妇女用罐子炖鸟肉，在火上熏烤鸟肉，或是将其晒干，保存在仓库里。塞内卡人有时一次能吃上五六只脖子被拴到一起的乳鸽。“那是一个欢乐的季节，”琼斯后来回忆道，“连营地里最凶恶的狗都饱餐了一顿鸽肉。”在豪德诺索尼人的传说里，鸟类代表着大自然的慷慨，是上苍为了养育人类而赐予凡间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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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印第安人也将鸽子视为地球丰饶的一个象征；某位商人兼鸽子爱好者说，这是“慷慨的大自然在对生命和活力的极度狂喜中，准备的活生生的、令人血脉贲张、兴奋心悸的丰收的生动示例”。殖民者把这种鸟烤来吃，拿它们和咸肉一起炖，还将其制成馅饼；他们拔其羽毛以填充床垫，将其放入大桶腌制作为冬日佳肴，同时也用鸽子来喂家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乡间猎人设网捕捉了数以万计的鸽子，并把这些活鸟送给城市里的狩猎俱乐部，作为打靶的练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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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候鸽突如其来一般地消失了，最后一只名为玛莎的候鸽（以玛莎·华盛顿[147]之名命名）死于1914年9月1日。候鸽依然是大自然恩惠的象征，不过如今，它同时也代表了对这种恩惠的浪费。1947年，环保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有记载的最大的候鸽巢穴附近为候鸽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猎人在此屠杀了150万只鸟。纪念碑上的铭文写道：“此物种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和轻率而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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