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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的命运当然是一种对人类的谴责和警告。但如果考古学家的观点无误的话，那么它不能视为荒野丰饶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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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鸽的饮食以坚果（橡子、山毛榉坚果、榛子、栗子等等的统称）为中心，它们同时也极为钟爱玉米。所有这些都是北美洲东部印第安人的重要食物。因此，候鸽和美洲原住民是生态上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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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对关系的预期后果会是什么呢？亚特兰大的顾问考古学家托马斯·W·诺伊曼（Thomas W. Neumann）问道。诺伊曼指出，印第安人同时还在与梅花鹿、浣熊、松鼠以及火鸡争夺着坚果和玉米。不足为奇的是，正如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所记载的那样，他们积极地捕猎所有这些动物。和诺伊曼的记述一样，印第安人的目标实际上是怀孕或正在照料幼鹿的母鹿，而如今的猎人接到的指示是放过这些母鹿。他们每年春季赶在野生火鸡孵蛋之前（如果他们等到小鸡孵化完成再下手，那么幼禽很可能会得以活命，因为它们会追随任何一只母鸡）对其进行猎捕。此间的要旨是清除印第安人在树生坚果上的竞争者。诺伊曼对我说，这种模式相当一致，以至于印第安人一定是在刻意减少梅花鹿、浣熊和火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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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候鸽对坚果和玉米的食欲大得惊人，可以想见，印第安人势必也会捕猎候鸽并希望控制其数量。因此，各个考古遗址也就应该会有大量的候鸽残骨。但恰恰相反的是，诺伊曼对我说，“它们几乎就没在那里出现，就像是人们根本没吃过它们一样。”正如塞内卡人的捕猎展示的那样，大批栖息于同一地点的鸽子是极易捕获的。“如果它们这么容易捕猎，而人们又会尽量减少劳动，将回报最大化，那么考古遗址里应该全都是这些玩意儿才对。可事实不是这样。”对诺伊曼而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当地并没有那么多候鸽。“是这么回事，欧洲人到访的影响改变了当地的生态动力学，导致了候鸽的猛增。”奥杜邦目睹的鸟群是“种群爆发现象，即生态系统受到极大干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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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曼的观点激发了卡霍基亚遗址研究者威廉·I·伍兹和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环境历史学家贝恩德·赫尔曼的兴趣。二人完成了卡霍基亚及周边地区的6个有关饮食情况的考古学研究报告。所有这些地方都和奥杜邦当年目睹庞大鸽窝的场所相去不远。这些研究报告检验了居民的食物垃圾，并发现候鸽的踪迹甚为罕见。鉴于卡霍基亚人摄入了“几乎所有其他的动物蛋白质来源”，赫尔曼和伍兹写道，“可以断定，当地并没有可观数量的候鸽供人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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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考古学家批评这种结论，因为候鸽骨很难保存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们的缺席与印第安人究竟吃没吃这个物种完全无关。但6个卡霍基亚遗址项目全部都发现了大量鸟骨，甚至还有些极小的鱼骨；某个项目发现了72种鸟类的9 053块骨头。“他们发现了少数候鸽骨，但只有那么一点。”伍兹告诉我。“你看，他们是饥肠辘辘的、对获取蛋白质极为感兴趣的人。对候鸽骨缺乏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缺乏候鸽。在1492年以前，这是一个稀有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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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鸽只不过是一种更大现象的一个案例。在博物学家欧内斯特·汤普逊·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的眼中，哥伦布时期的北美洲有着6 000万头野牛，3 000万到4 000万头麋鹿，1 000万头驼鹿，1 000万头黑尾鹿，以及多达200万只山羊。6 000万头野牛！一想到这幅场景，连人们自己的想象力都会退避三舍。野牛能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狂奔几个小时，还能用上它们巨大而长着角、活像攻城木似的头骨。成年野牛的体重可达一吨。6 000万头野牛要比60万磅高速冲过平原的愤怒的哺乳动物还要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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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的估算是在1929年做出的，至今仍被广为引用。自那时起，生态学家开始运用更为复杂的理论工具来得出新的、数量更低的估算；2002年，动物行为学家戴利·洛特（Dale Lott）将“原始美洲”的野牛数量估为2 400万头到2 700万头之间。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依然接受西顿的基本观点，即第一批殖民者眼中的美洲是一片荒野，荒野上有声如奔雷的兽群，有树木高耸、直入云天的森林，还有鱼类充盈的湖泊。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要求做出警告。他们说，第一批殖民者眼中的美洲的确充斥着各种猎物。但这两块大陆并非一直如此。事实上，这个伊甸园一般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人疏忽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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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时代的西半球彻底地覆盖着人类的印痕。在如今美国大陆多达三分之二的地域里，农业都得到了开发，而美国西南部的大片地区也修筑起了经过灌溉的梯田。在中西部和东南部的玉米地里，数以千计的土墩点缀了大地。东海岸的森林向内收拢，岸边建起了农场。在西北部几乎每一条临洋的小溪里，都有扩展开来的鲑鱼网。而且，几乎到处都是印第安人用火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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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正如这些残存的北美原住民玉米地的照片（摄于20世纪20年代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所展示的那样，印第安人对美洲生态系统的影响带有改造性质，精细而持久。这些被遗弃的牧场已经有数百年没有长出玉米来了，但是这片土地初始居民的手工制品却依然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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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鲁的科尔卡大峡谷，这样的农业梯田仍然覆盖着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它们是美洲原住民在经营其山河方面的持久成功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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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皮斯科（利马南部的海滨城镇）附近的大型印第安灌溉系统如今已惨遭地产开发商屠戮。这幅照片摄于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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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兰德河以南，印第安人已经把墨西哥盆地和尤卡坦半岛转化成为了适宜农耕的人工环境。安第斯地区的西部地表上，满是梯田、运河和多石的高速公路。台田和堤道则覆盖了贝尼地区。农业向南一直延伸到阿根廷和智利中部。至于辽阔的亚马孙森林，印第安人将其四分之一左右的面积转化成了农场和农业森林，又把一度由密林覆盖的安第斯地区转化成为草类和灌木丛的乐园（对燃料供给颇感忧虑的印加人建设的是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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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对动物的数量产生了影响。伍兹对我说，伴随着卡霍基亚的发展，它的玉米地也出现一日千里的趋势。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农民并不喜欢野牛群踩踏其农田。他们也不想让梅花鹿、驼鹿或是候鸽把玉米吃掉。于是他们群起捕猎，直到其家园四周这些动物的数量短缺为止。与此同时，他们也试图鼓励这些物种在更远的地方自由繁衍，因为它们在那里会派上用场。“最终的结果，是避免与这种动物产生亲密接触。”伍兹对我说。“比如说，野牛的总量可能下降了不少，但他们还是希望这些野牛能在几天旅程之外的大草原上繁衍，以供他们捕猎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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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毒将印第安人清除出这片土地的时候，这一整套社会与政治制度都崩溃了。16世纪初，埃尔南多·德·索托的探险队在美国东南部转战四年，看到了成群的民众，却显然没看见哪怕是一头野牛。（没有任何描述野牛的记载，而他们如果目睹过这样一种猛兽，编年史家也不太可能一字不提。）100多年后，法国探险家拉萨尔[148]划独木舟沿密西西比河而下。据19世纪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的记述，在德·索托曾经发现繁荣都市的地方，拉萨尔遭遇的是“没有任何人类踪迹的孤寂之地”。法国人在每一处都碰到了野牛，“牛群在河边的大草原上吃草。”据卡尔加里大学野牛研究者瓦列里乌斯·盖斯特所说，印第安人死去后，这些毛发蓬松的生物极大地扩展了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群体数量。在他看来，“后哥伦布时代野牛的兴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减少了印第安人狩猎活动的欧亚病毒”造成的。势如奔雷的大量牛群是病态的表现，如此表现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出现过，也不大可能再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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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其他物种也是如此。“如果这里一直都有这么多驼鹿，那么（考古）遗址里应该塞满了驼鹿骨才对。”犹他州立大学的野生动物生态学家查尔斯·凯对我说。“但考古学家会告诉你，那儿根本就没有驼鹿。”他说，在黄石国家公园周边的贝冢里，驼鹿最初大量出现是在大约500年前，也就是大规模传染病盛行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大学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的地理学家威廉·S·普雷斯顿（William S. Preston）认为，直到欧洲人产生接触以前，加利福尼亚温暖的海岸线上一直人口稠密。而哥伦布之后，一切天翻地覆。印第安人口崩盘了。蛤蜊和贻贝的数量激增，而且也越长越大。猎物在整片土地上泛滥成灾。1579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驶入旧金山的港口，看到了一片充盈之地。“体型庞大的鹿成群结队，似无穷尽。”他宣布道。他怎么会知道在仅仅一个世纪以前，这条海岸线上还人头攒动，而鹿也颇为罕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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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这些主张都得到了热情的赞许。凯对驼鹿的研究招致了尤其猛烈的攻击。驼鹿体型硕大，印第安人或许会在驼鹿倒地之后就地屠宰，而这意味着驼鹿的残骸会极少出现在贝冢里。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家和考古学家一致认为，美洲原住民的毁灭也导致了由其经营的生态系统的毁灭。在整个东部森林里，首批欧洲人观察到的开阔、像公园一般的地貌迅速成形。由于这些欧洲人并没有以这片土地此前的居住者同样的水平和频率来焚烧森林，森林越长越密。无人照料的玉米地上长满了杂草，之后是灌木和树木。我的先祖比林顿的曾孙或许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梭罗赞美的那片无法逾越的黑色森林，是比林顿从未见过的。当然，再后来，欧洲人把新英格兰地区的树几乎全部砍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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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来者向西迁徙的时候，一波病毒和随后的一波生态干扰赶在了他们的前面。前者的来势之迅猛令人触目惊心，后者有时要花一个多世纪才能平息下来，而且余波不断。“人们没有在16世纪和17世纪遭遇到原始森林，”历史学家斯蒂芬·派恩写道。“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产物。”换言之，欧洲人一点也没有毁掉原始荒野，而是血腥地创造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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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00年，西半球已经遍地都是人造的荒原。德尼万曾写道，如果“原始森林”指的是未遭人类存在玷污的林地的话，那么这种林地在19世纪时要比17世纪时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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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口灾难的产物，这种新建的荒野固然很美。但它是建在印第安人坟墓之上的，而且和玛雅地区的神庙一样，都是历史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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