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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聋人之间的对话的出现频率之高，以至于辩论参与者几乎都能把他们的台词背下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词语是没有分量的，因为环保主义者倾向于居住在伦敦、柏林或旧金山等大富之地，或者至少反映的是这些地区的观点。而发展观点的支持者通常来自圣保罗、里约热内卢或是巴西利亚，这些城市距亚马孙地区有数千英里之遥，其文化与亚马孙文化大相径庭的程度，与环保主义者的城市几乎不相上下。“你应该看看当我们告诉亚马孙河流域那里的人我们来自圣保罗的时候，人们脸上的表情。”埃德华多·内维斯对我说。“这就像是纽约人到了伊利诺伊南部，只是比那还糟。‘我的上帝，外星人入侵了！趁着他们还没把咱们都传染上，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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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环保主义者与开发商之间的冲突也不容忽视。这毕竟事关全球最大的森林。相似的争论也发生在全球成百上千个需要保护的其他地方。在错综复杂的个人动机的掩盖之下，这场争论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古老的争论之一，即风俗（nomos）与自然（physis）的争论。古希腊人将存在视为nomos（理性/秩序/技巧）与physis（非理性/混沌/自然）之间的竞争。从环境角度来看，将这片山河视为充满必要（但可能被人们在不经意间损毁）的原始状态的梭罗代表着physis。Physis说，就让大自然成为我们的向导吧；闪到一边去，环境会知道该如何保持健康的。Nomos则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整片山河都是由人工修筑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必要的固有特质，而只是偶然性和人类行为的反映罢了。Nomos说，没有任何一种生态状态是天生优于另一种生态状态的，所有生态状态都是人类选择的产物（甚至无人存在的生态状态也是如此，因为是我们选择不去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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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印第安人对其山河影响的规模，似乎会将我们推向nomos一边。1983年，克罗农在其划时代著作《土地的变迁》（Changes in the Land ）中展示了新英格兰乡间地带的历史。他在这部书中观察到，人们通常理解的荒野在美国东部根本不存在，而且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也根本未曾存在过。（几年以后，德尼万把相信此间曾有大片荒野的行为称为“处女地迷思”。）当克罗农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将这种未有荒野的历史场景公之于众的时候，环保主义者和生态学家攻击他，说他受到了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传染。一场学界骚动随之而兴，大小论文里的数百个相关脚注此起彼伏。这还促成了少数几本主要由生物学家撰写的攻击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书之一。另一本名为《伟大的新荒野辩论》（The Great New Wilderness Debate）的书出版于1998年，编者是两名哲学家，他们恳切地将自己描述为“欧美人士……的文化遗产是以其后殖民主义、全球霸权形式存在的父权制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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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像我这样，对学者们诚挚而晦涩的语言做出调整。尽管如此，这两名哲学家的关注还是可以理解的。在亚马孙的furo园里，我头顶上遮住天空的树木让我感觉到了举头三尺之力的存在，而这也是几乎每一个曾独自走过这片林地的人的直觉。这种力量似乎有着并不来源我的、属于它自己的规律和抗拒。然而认为这片森林是由人们塑造的观点，似乎并没有为任何其他的、超出人类所能的力量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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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大自然没有准则，并不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真正的担忧源于把荒野错误地与森林本身联系到一起的行为。相反地，这片山河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互动的舞台，是一种展示；和所有展示品一样，它并不完全受到其创作者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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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原住民视其所需地经营了这块大陆。当代各民族也必须做到同样的事情。如果他们想把尽可能多的地貌恢复到1491年的样子，那么他们就需要创造全球最大的花园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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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的目的各异，工具不同，但所有花园都是与自然力量合作的产物。其创建者极少会声称自己是在恢复或重建任何往昔的事物；而且，他们也从来无法完全掌控其作品。相反地，他们是在利用所有的最好的工具和能够汇聚的全部知识，全力以赴地去创造未来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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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在像这片土地的最初居民那样思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将目光投放在重建过去的环境上，而是要聚焦于塑造一个未来的人们可以安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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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克里斯托（1935~），保加利亚裔美国艺术家，大地艺术的代表人物，以“被包裹起来的德国议会大厦”、“被环绕的群岛”等作品闻名于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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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我在本书的姊妹篇《1493》中探讨了哥伦布交换及其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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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玛莎·华盛顿（1731~1802）系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之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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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即前文所述的热内–罗贝·卡瓦利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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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1．和平大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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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带领家人逃离纳粹铁蹄下的欧洲，乘船前往美国。纳博科夫是俄国一个贵族家庭的后裔，但他依然憎恨自己出生地无处不在的阶级限制的奴性。当卑微的美国曼哈顿码头海关的办事员未能对其贵族举止和血统心生畏惧的时候，他感到很满意。事实上，他还报告说，“当他们打开我的箱子，看见两副拳击手套的时候，两名办事员就把手套戴上，打起了拳击。另外一名办事员对我的蝴蝶收藏产生了兴趣，甚至还建议我把其中一种命名为‘队长’。打完拳击，有关蝴蝶的对话也结束之后，海关的人就让我关上箱子走人了。”他们直截了当，甚至有些无礼的行为，还有那种不言自明的、每个人都处于相同的社会层次的假定，都令他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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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并不是第一个对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不同感到吃惊的流亡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49]和很多其他人都把这种文化差异归结于前者的“民主精神”。正如各界广泛注意到的那样，这种精神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人皆可为尧舜的理念刺激了企业家自力更生的精神，但也可以导致外人眼中的政治无知主义。不过无论好坏，这种精神都被人们广泛认同为美洲给世界带来的伟大礼物之一。当伦敦和巴黎富足的证券经纪人自豪地保留自己的工人阶级口音的时候，当观众穿着运动装和运动鞋出现在斯卡拉大剧院的时候，当南非人和泰国人抱怨警察不会像重播的《警界双雄》（Starsky & Hutch）里演的那样，向犯罪嫌疑人宣读他们的权利的时候，当开罗的反政府示威者用埃及口音高唱《我们要战胜一切》（We Shall Overcome）的时候，无论它们是在哪里发生的，所有这些对社会和法律权威表达的蔑视都有着鲜明的美国基调。诚然，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自由的倡导者。但其中绝大多数的灵感都来自于美国的范例，或者可能应该说是美国原住民的范例，因为其源泉是美国原住民文化，特别是豪德诺索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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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塞内卡（Seneca）、卡尤加（Cayuga）、奥内达加（Onondaga）、奥奈达（Oneida）、莫霍克（Mohawk），1720年后又加上塔斯卡洛拉（Tuscarora），一共6个民族的松散军事联盟，豪德诺索尼是哥伦布到访之前200年内格兰德河以北最大的土著政体之一，也是哥伦布到访之后200年内格兰德河以北最大的土著政体。证据还不明朗，但易洛魁联盟（the Five Nations）的始祖，即周边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群体，或许是自从冰川褪去手指湖区（像猫爪痕一样分布在纽约州中部的11座深而窄的湖）以来一直久居故乡的。公元1000年左右，以玉米、豆类和南瓜为支柱的印第安农业在当地出现。手指湖区的民众此时已经合并为五大主要族群，他们开展农业，使整个地区的山丘都布满了农场。于是，像所有从觅食转为农耕的人类社会一样，这里的人口得到了增长。迅速兴起的各个文明彼此为敌。由于家族成员遭拐、遇袭、遇害的仇不得不报，每次暴力事件都会让人们以牙还牙，引发血腥的冲突。如此的血雨腥风造就了一名英雄人物，即和平使者德甘纳威达（Deganawi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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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德甘纳威达的生平知之甚少，以至于考古学家在此人究竟是否真实存在过，还是完全属于神话人物上意见不一。不同的传说对其背景的追述各自相异，但大多数传说都认为，德甘纳威达并非易洛魁联盟的族人。他是一名外族的萨满巫师，出生地在联盟以北甚远的某村，其母是处女。他与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决裂，乘坐一艘由白石制成的独木舟，从故乡漂流而下，徜徉于阿迪朗达克（Adirondack）森林与阿勒格尼森林之间，那里当时是一片暴力频仍、食人行为时有发生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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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甘纳威达身负和平的讯息。不过他无法顺利将其昭示天下，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严重的言语障碍（他或许是个结巴）。他设法联系上了奥内达加族的著名演说家阿炎瓦沙（Ayenwatha）。［此君以“海华沙”之名，成了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50]笔下令人费解的同名史诗[151]的主角。］德甘纳威达与其发言人阿炎瓦沙合力对抗了奥内达加人被称为图杜达霍（Tododaho）的强力领袖，后者是萨满巫师、战士、领袖。这名图杜达霍颇以暴力为荣，甚至将和平视为背叛。在随后的冲突中，图杜达霍杀害了阿炎瓦沙的三个女儿，险些阻碍了寻求和平的进程。在此事的其余版本里，阿炎瓦沙的三个女儿是在另外某个群体的一次突袭中遇害的。无论是什么情况，阿炎瓦沙都立誓不再让任何父母经历如此重创，并且重新投入到传播德甘纳威达思想的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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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风风雨雨，德甘纳威达和阿炎瓦沙劝服塞内卡、卡尤加、奥奈达与莫霍克终止争执，结成同盟。图杜达霍及其麾下的奥内达加族依然拒绝加入同盟。于是在一次和谈中，德甘纳威达取了一支箭，请图杜达霍掰断这支箭。后者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德甘纳威达又把五支箭捆在一处，让图杜达霍将其全部折断。他无能为力。德甘纳威达以同样的方式预言道，易洛魁联盟的成员各自都十分弱小，除非齐心协力，否则必将坠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