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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本书交替使用“印第安人”和“美洲原住民”这两种称呼，而后者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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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诸君注意的是，我把这些称谓作为文化类别和地理类别，而非种族类别进行使用。“印第安人”之于西半球，正如“欧洲人”（而非“白种人”或是“高加索人”）之于欧洲。种族类别必然问题重重，因为它们表面上看是由生物学决定的标识（也就是说，它们本应当构建于肤色等遗传物理特性之上），但实际上却与文化息息相关。19世纪美国南部施行的恶名昭彰的“一滴血”原则就是一例。该原则宣称，即便是外表已与白种人毫无二致的男性和女性，如果其任何祖先是非洲裔，那么他们自己也就是黑人。人们倘若避免以种族为基础进行分类（就像我试图做到的那样），也就能更容易规避这种矛盾和模棱两可之处，偶尔为之的华丽辞藻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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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具体的印第安族群（譬如说万帕诺亚格或是玛雅）的时候，我采用的是一条简单的经验：我试图以这些群体成员自己首选的名字来称呼它们。这种貌似谦恭的方法有时却被攻击为居高临下的作风。这种观点认为，毕竟，美国民众惯用的是诸如“法国人”（French）、“德国人”（German）之类的英语标签，而不是français和Deutsch等原文称谓。因此，若要强调以“适当的”名字来称呼印第安人，那么其实是将其置于某种极为脆弱的特殊类别里。但这种异议难称深思熟虑的产物。尽管英语使用群体的确惯用“德国人”（Germans）而非Deutscher，“法国人”（French people）而非les français，但他们也会倾向于避免如“德国佬”（Kraut）或“青蛙佬”（Frog）等侮辱性的称谓。很多印第安群体的常见名字都带有类似的侮辱性质，或是由这种带侮辱性的说法衍生而来的。不足为奇的是，它们都在逐渐地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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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种以人们偏好的名字称呼对方的“简单”经验，比它看上去要复杂一些。比如说，极北地区是一片彼此相关的社群的聚居之地，这些社群的居民被统称为“爱斯基摩人”（Eskimo），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术语在多数极北地区原住民的居住国加拿大被“因纽特”（Inuit）所取代。当时有人投诉说，“爱斯基摩人”源于阿尔冈琴语里某个含有贬义的名词，其意为“吃生肉的人”。外界并不清楚这为什么会令人反感，因为生肉的确是北部地区民众饮食的上上之选，就像日本人喜食带生鱼片的寿司一样。而且无论如何，语言学家相信，“爱斯基摩人”实际上源于阿尔冈琴语对“穿雪靴的渔民”或者“说外语的人”的称呼，而这两种意思看上去都没有特别的贬义。对当代议题而言，更糟的是，“因纽特”还是一个北极地区亚族群（subgroup）的名字，该亚族群并不包括阿留申群岛的阿留提克人（Aleutiiq）和拉布拉多半岛的因努人（Innu）。就好象这还不够似的，阿拉斯加的伊努皮爱克人（Inupiat，属于因纽特亚族群，但与其加拿大表亲不讲同一种语言）通常抵制“因纽特”这种叫法。他们更钟意的名字是“阿拉斯加原住民”（Alaska Native），有时也较喜被称为“爱斯基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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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原住民语言有着不同的罗马拼音方案，而这也会造成误解。前印加帝国范围内各语种的统称Runa Simi（克丘亚语）本身就有若干种罗马拼音方案；我在本书中试图采用的是秘鲁克丘亚语言学院（Academia Mayor de la Lengua Quechua）1995年颁布的拼音方案，该方案的影响力看来正在缓慢扩大。而对于被归为“玛雅”语的30多种语言来说，选择就更为棘手了。例如，在第八章开头被杀的统治者的名字可以译为Toh-Chak-Ich’ak、Chak Toh Ich’ak和Chak Tok Ich’aak；其头衔“君主”（lord）的拼音方式有ahau、ahaw、ajau、ajaw，甚至还包括axaw。1989年，危地马拉文化和体育部发布了一部玛雅语的标准拼写法。不幸的是，墨西哥的玛雅语标准拼写法与此不同。事实上，该国有若干种玛雅语拼写法。不同的墨西哥机构发布了不同的官方拼写法，其中多数都基于阿尔弗雷多·瓦雷拉·巴斯克斯（Alfredo Barrera Vásquez）的经典著作《玛雅大辞典》（Diccionario Maya Cordemex），而所有的拼写法都致力于“帮助拯救这些语言，使其幸免于灭绝”。在本书中，我对此束手无策，我对玛雅名字的拼写，取决于它们在我发现的最具权威性的最新资料（即金石学家西蒙·马丁与尼古拉·格鲁伯的《玛雅国王与王后的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Maya Kings and Queens）中的呈现形式。（这并不是说我没有犯过错误，或是一直都能遵守自己的规则。尽管我本人尽力加以避免，但我还是很确信自己有过一些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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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的问题，也就是分类的问题，也同样复杂。譬如“文明”，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说，“这是单词中的硝石，往往会触发爆炸性的争论”。当文化不被认作文明的时候，就会引发争论；它们难道因此就是“不文明的”了吗？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提出了几十种不同的定义，并对文字的存在是否不可或缺而争论不休。如果文字的确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或许在中美洲之外，就没有印第安文明的存在了。然而美洲的其他部分充斥着如果位于任何别的地方，都会被描述为某个文明的产物的遗迹（蒂亚瓦纳科、马拉若和卡霍基亚）。在我看来，这种差别是毫无意义的。和克罗斯比一样，我使用文明一词“并非作为道德评论，而只是作为对定居于城市、乡村、部落的群体，以及与这些群体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结构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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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有时会试图通过用“复杂社会”（complex society）的说法取而代之，以避免陷入这种争论。但这其实于事无补，因为它暗示着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生活十分简单。100年前，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就已表明事实与此相反；他探寻了西北部海岸印第安群体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模式。尽管如此，“复杂社会”这种术语依然能够产生一定的共鸣。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成员的生活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业品；这既包括为大众消费者标准化流程制成的产品，也包括为精英阶层定制的产品。与这种增长并行的，是技术基础设施规模和种类的发展。我正是在这种物质意义上使用“复杂”（complex）和“精密”（sophisticated）等词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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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更倾向于使用“王”（king）与“族”（nation）等词，而非“酋长”（chief）和“部落”（tribe）。后二者所指的主要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社群，而前两者所指的则是更大规模的、以某个共同群体身份为基础的社群。但在实际操作中，“酋长”和“部落”在历史上就是人们用来贬讽被更大社群征服的边疆文化的。在教科书里，作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英勇监护者的罗马帝国皇帝，击退的总是“日耳曼部落”的“蛮族酋长”。可是这些“部落”的统治者都住在庞大的宫殿里，管辖着颇为可观的疆域，而且还需遵从成文的法典。勃艮第“部落”在5世纪时甚至还征服了罗马，并扶植了傀儡皇帝进行统治。（此人最终被另一个“部落”所杀，该“部落”随后扶植了自己的傀儡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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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世纪到6世纪的欧洲地图描绘的往往是诸如“凯尔特王国”、“伦巴第王国”等等实体，各国边界由实线标注，我们如今会将其与国家边界联系起来。但西半球那些与其规模和技术先进程度都相当（甚至还超出欧洲水平）的实体，却通常被称为“酋邦”（chiefdoms）或是“部落”，以暗示它们与欧洲各国有所不同，规模也较之为小。就连它们之间的边界也很模糊，仿佛是在表明其组织之松散与定义之含混。“‘部落’和‘酋邦’并不是中立的科学术语。”考古学家爱丽丝·贝克·基欧（Alice Beck Kehoe）宣称。“它们的政治意味是相当浓厚的。”我尽量避免了使用这些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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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试图在本书中使用的词汇，也正是欧洲或亚洲的历史学家会用来描述规模和复杂程度相似的社会与政治实体的词汇。这种方法的风险之一，在于它（举例说明）规避了库斯科宫廷与马德里宫廷的真正差异。但它也对实现本书的一个宏大目标有所帮助。这个目标是要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研究人员日渐清晰的认识，即西半球在人类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和东半球发挥的作用同样有趣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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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说明一下：我在整部书中都采用了“公元前”（B.C.）和“公元”（A.D.）的欧洲术语。很多研究人员都以种族偏见为由，反对使用这种年代划分。实际上，在讨论文化传统与基督教毫无关联的群体的时候，大谈“基督诞生以前的年代”的确有些奇怪。但是并没有什么合理的替代用语。有些历史学家用的是B.C.E.，意为“公元前”（before the Common era），但由于这里的“公元”（Common Era）不过是一个重新命名的基督教历法，它依然会使历史事件与基督教产生关联（这也正是B.C.和A.D.被反对的主要理由）。人们大可以转而使用一种中立的历法，譬如天文学家采用的儒略日体系（作为欧洲第一种与中美洲长纪年历同样精密的历法，它至少不会被零使绊）。但这似乎也并无意义；为了辨识其信息内容，读者必须把儒略日回译为他们所熟悉的A.D.和B.C.年代才行。为了方便起见，还是省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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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附录B 说话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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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加帝国的全部文字记录都是在当地被征服以后完成的，西班牙人当然从未体验过帝国的全盛岁月。鉴于很多编年史家都试图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绝大多数学者（我在本书中也是这么做的）会采用他们的报告，尽管其中问题重重。出于明显的原因，印加历史学家从来不喜欢被迫完全依靠征服之后，由非土著群体写就的文字材料，但这样的情况似乎很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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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近来开始相信，印加人的确曾有过某种文字；事实上，印加人留下的文本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馆里都有展出，只是它们通常没有被视为文字而已。我在这里所指的是被称为奇普（khipu，通常拼写为quipu）的绳结。作为塔万廷苏尤最引人入胜的遗迹之一，它们由一条主绳[直径通常在三分之一英寸到二分之一英寸之间（约0.85~1.27厘米）]以及系挂在主绳上的“垂带”细绳（通常超过100条，偶尔可多达1 500条）组成。这些垂带有时还会附带系着一些绳子，每条绳子上面都用三种方式之一打着绳结。其结果，按曼彻斯特大学的数学史学家乔治·格威吉斯·约瑟夫冷淡的总结就是，“活像是一条破破烂烂的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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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殖民时期的记载，Runa Simi语中的奇普卡玛雅（khipukamayuq），即“绳结保管者”，会像布莱叶[156]那样，用双眼查看和以手指触摸来辨别绳结所记载的意思，有时还摆上黑色和白色的石子进行辅助。例如，1542年，西班牙殖民地总督克里斯托瓦尔·威卡·德·卡斯特罗（CristÓbal Vaca de Castro）为了汇编印加帝国的历史，就曾召集奇普卡玛雅来“解读”这些绳子。西班牙抄写员记载了他们的证词，却没有留下任何奇普；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把这些绳子给毁掉了。后来，当奇普对一些事件的记录与西班牙人自己的追述产生矛盾时，后者大为震怒，于1583年下令烧掉所有秘鲁的绳结，并将之称为偶像崇拜的产物。只有大约600根奇普幸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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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已知的文字体系都是利用工具在平面上进行绘制或是雕刻的。相比之下，奇普却是由三维立体的绳结构成的。虽然西班牙编年史反复描述了奇普卡玛雅查阅奇普的情景，但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还是无法想象，外表如此奇异的东西居然有可能是文字记录。相反地，他们怀疑奇普必然是方便记忆的字符（个人化的记忆辅助工具，譬如念珠），顶多也不过是某种纺织品算盘而已。后面这种观点在1923年得到了支持。科学史学家L·利兰·洛克（L. Leland Locke）当年证实，绝大多数奇普的绳结模式记载了数值计算的结果；换言之，这些绳结是计数器。洛克说，奇普是分等级的、十进制的数组，代表个位的绳结位于每根绳子的最底层，而代表十位、百位、千位等等其他较高层级的绳结则依次位于更高的层级。“这个谜团已经得到了破解，”考古学家查尔斯·W·米德（Charles W.Mead）狂喜道：“我们现在知道奇普在史前时期的作用了……它不过是一种记录数字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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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评估，绝大多数安第斯学家都将印加视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书面语言的主要文明。“印加人没有文字，”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考古学家莱恩·费根在《金玉之国》（Kingdoms of Gold,Kingdoms of Jade）（该书是他1991年出版的对美洲原住民诸文化的调查著作）中如此写道，“奇普系统仅仅是一种存储精确信息的方式，一种前哥伦布时代的电脑内存，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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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甚至在费根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刻，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怀疑这种结论了。问题是，洛克的规则只破译了大约80%百的奇普，剩余的奇普依然无解。康奈尔大学的考古学家罗伯特·阿谢尔（Robert Ascher）认为，这些余下的奇普“显然与计数无关”。1981年，阿谢尔与其妻、数学家玛西娅·阿谢尔（Marcia Ascher）出版了一本震动业界的著作，该书宣称，这些“反常的”奇普或许是一种早期的文字；阿谢尔告诉我，在印加文化毁于一旦的年代，这种文字却正在“快速发展成为某种极有趣味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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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谢尔夫妇的观点逐渐得到了认同。“如今，绝大多数研究奇普的严肃学者都相信，这些奇普不只是记忆辅助工具，而且其作用或许比这要大得多。”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古安第斯文本专家盖伦·布罗考（Galen Brokaw）告诉我。布罗考承认，这种关于奇普的观点看起来或许是荒唐可笑的，因为那些认为塔万廷苏尤是个识文断字的帝国的科学家，也坦承没有人能够读懂它留下来的文献。“没有任何一根叙事性的奇普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破译，”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加里·尤顿（Gary Urton）承认道。按他的描述，这种现状是“极其令人沮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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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纺织品学者近期发现的刺激下，尤顿对奇普密码发动了最持久而深入的袭击。在2003年出版的《印加奇普的符号》（Signs of the Inka Khipu）中，尤顿首次系统地将奇普按其语法要素进行了分解，并开始运用该目录建立了一个奇普的关系数据库，以帮助辨识绳结排列的规律。尤顿告诉我，就像楔形符号一样，奇普的起源或许与洛克的设想无异，的确是某种计数器。但到了皮萨罗到访的时候，它们已经迥异于全球任何其他文字，演变成了某种三维的二进制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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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谢尔夫妇的工作主要与奇普绳结相关。但在1997年的某次会议上，华盛顿纺织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威廉·J·康克林（William J. Conklin）指出，这些绳结可能只是奇普系统的一部分。作为首个深入调查奇普的纺织品专家，康克林在一次采访中解释道：“当我开始看这些奇普的时候……我看到了复杂的纺织、合股和颜色编码，每条绳子的制作都很复杂。我意识到，90%的信息是在绳结系成之前就已经被放进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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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尤顿认为，编纺的特性本身，迫使奇普的制造者们创立了一系列二元选择模型，包括原材料的种类（棉制还是毛制）、绳线纺织与合股的方向（他按照线头的“斜面”，将此描述为“S”向或是“Z”向）、垂带系在主轴上的方向（正向或是反向），以及每个绳结自身主轴的方向（S还是Z）等等。因此，每个绳结都是他口中的“七位的二进制数组”；当然，这个术语并不精确，因为奇普绳结的颜色至少有24种之多。每一种编码都是26×24种可能的“独特信息单元”中的任意一种；这些信息单元的总数达1 536种，稍多于苏美尔人的楔形符号数量（约1 000~1 500个），而且是埃及和玛雅象形文字符号规模（约600~800个）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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