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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詹宁斯质疑那些他口中的“易洛魁吹鼓手们”怎么可以和我刚刚做过的那样，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表述；富兰克林曾多次重复自己“对‘无知蛮人’的蔑视……但人们即便是在逻辑和证据面前，也还是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这种论点令人困惑，这就像是在宣称因为欧洲裔美国人曾辱骂并压迫非洲裔美国人，所以他们就没有受到后者的文化影响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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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和具体行为很难对文化影响加以确定。不过，文化影响依然是存在的。1630年，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率领一支在当时可谓最大规模的准殖民队伍（总数约700人）从英国出发，抵达马萨诸塞，并在当地建立了波士顿市。远征军人在旅途之时，极为虔诚的温斯罗普解释了自己设想中的新殖民地：“山巅之城”。管辖这座城市的，将是清教徒的上帝设下的原则。而原则之一是，天神平等地爱着每一个人，但他并没有意愿让他们在社会中发挥同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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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以最为圣洁睿智的天意，安排了人类的境遇，在各个时代，都必须有一些富人、一些穷人，一些人位高权重，其他人平庸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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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温斯罗普理想中的社区既不是机会均等之地，也不是抹平社会等级之地；穷人“平庸”的环境“在各个时代”都是上帝规划的一部分，无法得到大幅改动（如果穷人被甩下得太远，富人应当伸出援手）。这种社会理想是对宗教权威而非民主自决的忠实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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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之大相径庭。清教徒没有能创造出温斯罗普设想中的有序社会，相反地却发明了颇为尖锐、可谓极端民主化的新英格兰镇民大会（New England town meeting）；达特茅斯学院的科林·卡洛维（Colin Calloway）认为，这种管理制度“更多展示的是阿尔冈琴政府以共识治理的属性，而非清教徒政府以天命治理的属性”。在我看来，要说周边印第安人的范例和这种变化毫无瓜葛，似乎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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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接受原住民社群曾经对美国文化产生影响这一观点，诸多引人入胜的新问题也就随之展开。首先，原住民社群也有可能施加了某种不良影响［这也正是为什么该话题像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抱怨的那样，未必是“虔诚”或是“浪漫原始主义”的］。人们可以把视角投向美国东南部。正如泰勒提到的那样，当地“殖民社群维系了一种比在欧洲的压迫性还要强的奴隶制”，而“奴隶主们依靠印第安人为他们抓俘逃亡者”。在这里，作为密西西比社群后裔的原住民群体的等级制度和独裁统治也比东北部阿尔冈琴语与易洛魁语使用群体的社会生态要严苛得多。和加莱记载的一样，此间的原住民社群与奴隶交易制度实现了全面合作；他们会把战俘送给殖民者，以供后者将其贩售到海外。相比之下，东北部的温达特（休伦）人和豪德诺索尼人在对待俘虏的时候，要么直接杀掉，要么在更为常见的情况下会收养起来，非自愿的奴役虽然也有发生，但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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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上，奴隶制社会与非奴隶制社会的分界线在弗吉尼亚较为明显，并在大致上勾勒出了后来将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各州分别开来的梅森—迪克逊线（Mason-Dixon line）。这种重复模式无疑和地理环境有关；东南部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更有利于烟草与棉花等种植作物的生长。南部殖民者对奴隶制的偏爱，大概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种族、阶级和宗教背景。但人们难道能对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不同印第安社群完全不闻不问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当代美国的种族冲突在多大程度上（至少部分如此）是哥伦布之前数百年就已形成的文化差异演变而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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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令人困惑的是，历史学家准备对这些关联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这种迟疑的态度或许有一部分源于一场遗留至今的长期学术斗争；学院派和活动人士就豪德诺索尼人在美国宪法中所起到的作用争执不休。这场斗争让双方都耿耿于怀。这一部分或许是因为人们不愿相信，作为美国最基本特色的自由文化可能拥有这么多不同的祖先。想想I·伯纳德·科恩（I. Bernard Cohen）吧，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研究了美国宪法制定者们的思想，并宣称启蒙时期哲学家的自由观源于牛顿物理学，虽然这些哲人的著作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谈及自由的实例大多来自于原住民社群。那些组织起反英茶党聚会，还身穿“莫霍克人”服装的波士顿殖民者更是如此。在其他人研读欧洲知识分子的著作与历史的时候，印第安自由的图景对16世纪美国东北部产生的影响却被移除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了。出于与其波士顿同道一致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韩国、90年代中国，以及本世纪初乌克兰的抗议人士其实都化着“美洲原住民”的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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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平等自由的观念如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深入人心，世所共知，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领悟它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之剧。如果说从英国到孟加拉，从瑞典到索韦托，地球上每一处都珍视自由，也不过只是些许夸张而已；大家都是豪德诺索尼人及其邻人的孩子。现在让我向非印第安读者略作解释：想象一下与一名来自1491年的豪德诺索尼人相遇的情景。与自家的先祖相比，人们在对方那些旋涡文身、不对称发型和俗丽长袍之下，至少是在某些特定方面辨识出这是一名和自己相似得多的个体，难道算是无法思量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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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作家，西方现代小说的先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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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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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即《海华沙之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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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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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托马斯·潘恩（1737~1809），美国思想家、革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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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法国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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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此处引用的是傅雷译本的书名。徐志摩译本将此书的书名直译为《赣第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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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附录A 负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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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试图写作或者甚至谈及有关美洲初始居民的人，都会迅速遭遇术语陷阱。往往越是试图合乎逻辑、敏感细致，想要把作者和读者解救出来，越是会让双方深陷泥沼无法自拔。此间的困难之处大体分为两种：单个印第安群体的名称，以及用于区分这些群体的社会类别的名称。在前者之中，最为知名的正是“印第安人”（Indians），它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荒谬的名称，以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社会科学家曾想将其改为“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或者有时也可以称为“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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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革用意虽好，却未竟全功。从字面意义上说，这个替代名和初始名同样有问题。“美洲原住民”本意指的是哥伦布到访前的美洲居民及其后裔。不过它实际上却另有所指：正如活动人士拉塞尔·米恩斯抱怨的那样，“任何一个生于西半球的人都算是美洲原住民了。”更糟的是，这个称谓还招致了全新的乱局。“印第安人”不适用于因纽特人、阿留申人以及极北地区的其余群体；他们在文化、语言甚至外貌上都迥异于其南邻，以至于研究人员一般认为，他们必然是在一波比其他美洲居民晚得多（但还是要比哥伦布到访早上好几百年）的移民潮中来到此地的。但他们也都是美洲原住民，而这消除了对学者和土著居民自己有用的一个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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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谈之中，我打过交道的原住民（无一例外地）用的都是“印第安人”这个词，而不是“美洲原住民”。某一天，我在和一名有着土著血统的玻利维亚研究生交谈时，提了一句“美洲原住民”。“Aquí somos indios,”她解释道，“Los ‘americanos nativos’ viven solamente en los Estados Unidos.”意即：我们这儿都是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只住在美国。“我憎恶美洲原住民这个术语，”米恩斯于1998年宣布道。言而有信的米恩斯参与了一个名为美洲印第安人运动（the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的土著权益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重要一员。“我们是作为美洲印第安人而被奴役的，我们是作为美洲印第安人而被殖民的，我们将作为美洲印第安人而获取我们的自由，之后我们将随心所欲地择名自称。”他如此写道。（与此同时，英国人普遍使用“红色印第安人”的称谓以将美洲原住民与“东印度人”区分开来，这也是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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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讲，“印第安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与美洲最初居民的自我认知都相去甚远。就像10世纪加洛林帝国的居民并没有自称为“欧洲人”一样，同时期的西半球居民也未曾从“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或是任何其他半球集体性质的实体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相反地，他们都将自己视为其所属群体的一分子，譬如说，从属于万帕诺亚格邦联的帕图西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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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当下的情况也是如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拉塞尔·桑顿（Russell Thornton）颇为慷慨地给我寄来了一些个人著作的副本，还附上了自己的履历，他在履历上对自己的定性是一个“切诺基族的注册成员”，而不是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或是土著人。当我向桑顿提及此事时，他回答说，美洲形形色色的不同族群唯一共享的经历，就是他们都曾遭受欧洲人入侵的荼毒。“‘印第安人’和‘美洲原住民’作为一种类别的存在，都归结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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