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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已知的文字体系都是利用工具在平面上进行绘制或是雕刻的。相比之下，奇普却是由三维立体的绳结构成的。虽然西班牙编年史反复描述了奇普卡玛雅查阅奇普的情景，但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还是无法想象，外表如此奇异的东西居然有可能是文字记录。相反地，他们怀疑奇普必然是方便记忆的字符（个人化的记忆辅助工具，譬如念珠），顶多也不过是某种纺织品算盘而已。后面这种观点在1923年得到了支持。科学史学家L·利兰·洛克（L. Leland Locke）当年证实，绝大多数奇普的绳结模式记载了数值计算的结果；换言之，这些绳结是计数器。洛克说，奇普是分等级的、十进制的数组，代表个位的绳结位于每根绳子的最底层，而代表十位、百位、千位等等其他较高层级的绳结则依次位于更高的层级。“这个谜团已经得到了破解，”考古学家查尔斯·W·米德（Charles W.Mead）狂喜道：“我们现在知道奇普在史前时期的作用了……它不过是一种记录数字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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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评估，绝大多数安第斯学家都将印加视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书面语言的主要文明。“印加人没有文字，”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考古学家莱恩·费根在《金玉之国》（Kingdoms of Gold,Kingdoms of Jade）（该书是他1991年出版的对美洲原住民诸文化的调查著作）中如此写道，“奇普系统仅仅是一种存储精确信息的方式，一种前哥伦布时代的电脑内存，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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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甚至在费根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刻，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怀疑这种结论了。问题是，洛克的规则只破译了大约80%百的奇普，剩余的奇普依然无解。康奈尔大学的考古学家罗伯特·阿谢尔（Robert Ascher）认为，这些余下的奇普“显然与计数无关”。1981年，阿谢尔与其妻、数学家玛西娅·阿谢尔（Marcia Ascher）出版了一本震动业界的著作，该书宣称，这些“反常的”奇普或许是一种早期的文字；阿谢尔告诉我，在印加文化毁于一旦的年代，这种文字却正在“快速发展成为某种极有趣味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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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谢尔夫妇的观点逐渐得到了认同。“如今，绝大多数研究奇普的严肃学者都相信，这些奇普不只是记忆辅助工具，而且其作用或许比这要大得多。”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古安第斯文本专家盖伦·布罗考（Galen Brokaw）告诉我。布罗考承认，这种关于奇普的观点看起来或许是荒唐可笑的，因为那些认为塔万廷苏尤是个识文断字的帝国的科学家，也坦承没有人能够读懂它留下来的文献。“没有任何一根叙事性的奇普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破译，”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加里·尤顿（Gary Urton）承认道。按他的描述，这种现状是“极其令人沮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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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纺织品学者近期发现的刺激下，尤顿对奇普密码发动了最持久而深入的袭击。在2003年出版的《印加奇普的符号》（Signs of the Inka Khipu）中，尤顿首次系统地将奇普按其语法要素进行了分解，并开始运用该目录建立了一个奇普的关系数据库，以帮助辨识绳结排列的规律。尤顿告诉我，就像楔形符号一样，奇普的起源或许与洛克的设想无异，的确是某种计数器。但到了皮萨罗到访的时候，它们已经迥异于全球任何其他文字，演变成了某种三维的二进制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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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谢尔夫妇的工作主要与奇普绳结相关。但在1997年的某次会议上，华盛顿纺织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威廉·J·康克林（William J. Conklin）指出，这些绳结可能只是奇普系统的一部分。作为首个深入调查奇普的纺织品专家，康克林在一次采访中解释道：“当我开始看这些奇普的时候……我看到了复杂的纺织、合股和颜色编码，每条绳子的制作都很复杂。我意识到，90%的信息是在绳结系成之前就已经被放进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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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尤顿认为，编纺的特性本身，迫使奇普的制造者们创立了一系列二元选择模型，包括原材料的种类（棉制还是毛制）、绳线纺织与合股的方向（他按照线头的“斜面”，将此描述为“S”向或是“Z”向）、垂带系在主轴上的方向（正向或是反向），以及每个绳结自身主轴的方向（S还是Z）等等。因此，每个绳结都是他口中的“七位的二进制数组”；当然，这个术语并不精确，因为奇普绳结的颜色至少有24种之多。每一种编码都是26×24种可能的“独特信息单元”中的任意一种；这些信息单元的总数达1 536种，稍多于苏美尔人的楔形符号数量（约1 000~1 500个），而且是埃及和玛雅象形文字符号规模（约600~800个）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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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尤顿的观点无误的话，那么奇普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它是全世界仅有的三维的书面文献（布莱叶盲文是对书面记录的翻译），也是唯一一种“就像如今的计算机语言一样，是主要作为二进制代码创立的”编码信息系统。此外，它也可能属于为数极少的“会意文字”的一种。会意文字与英语、汉语和玛雅语不同的是，它不是口语的表示方法。“符号系统并不需要复制语言才能交流叙事。”西密歇根大学的安第斯文化历史学家凯瑟琳·朱利安（Catherine Julien）对我解释说,“人们将最终从奇普中发现什么尚不明确，但那种它一定表现了言语的观念必须遭到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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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研究人员都接受尤顿的二进制理论。布罗考在一次采访中宣称，“它与奇普明显展现出的十进制码完全无法相符。”他说，除此之外，民族志数据也不支持尤顿的观点。但布罗考对尤顿关于奇普的其他工作显示出了比这要高得多的热情。2005年，尤顿协同哈佛大学数学家兼织布专家凯莉·J·布拉钦(Carrie J. Brezine）一道，凭借全新的奇普数据库，辨识出了七根似乎代表了某种财务记录排序的奇普。这些奇普是人们50年前在普鲁楚柯（Puruchuco，某个位于如今利马附近的印加行政中心）的一名奇普卡玛雅的家里找到的；它们似乎是分层制成的，低层奇普的数值之和等同于更高层级奇普的数值。引人入胜的是，一些顶层的奇普绳结似乎并非数字。尤顿和布罗考认为，这些异常的绳结极有可能表明了这七根奇普的发源地普鲁楚柯城。如果尤顿和布罗考的观点无误的话，那么这些绳结就将成为奇普“文字”中最先被人类破译的“词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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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的最基本方式之一。无论身处何方，这一流程在本质上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人们读出一系列符号，并用双眼接受信息；重点和语境都是通过改变符号的大小与形式而在视觉上完成的（用斜体或黑体显示，增大或减小字体，把文字散布于每页纸上）。所有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都有着共同的阅读体验，即坐在椅子里，把书本放在大腿上，左右（欧洲）或是上下（亚洲）摇晃着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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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塔万廷苏尤只存在了短短数百年，人们普遍认为，印加奇普是建立在其他年代更早、同样在当地发展起来的文字形式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尤顿的观点准确的话，那么这些文化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留下来的书本是扎得很松的一捆捆绳子；从某种程度上，这些绳子的实用性要高于卷纸或是书本，因为它们更不容易遭受水害和外部压力的损害。人们既能通过触觉进行阅读（用指尖触碰绳结），又能通过视觉进行阅读（观看绳结的颜色）。一个句子或一段话开头的字母和词语的选择并不会对句尾或段末的字母和词语选择构成物理限制，然而奇普制造者在开始打绳结的时候做出的选择是无法在半途反悔的。因此，每条奇普垂带都在线头处提供了颇多信息，而这些信息会在线的下方逐渐得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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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欧洲人眼中是多么反常，这种文字形式都深深扎根于安第斯文化之中。绳结通讯不过是这些社群对纺织品技术一个方面的探索而已（请见第三章）。麻省理工大学的海瑟·莱赫曼（Heather Lechtman）认为，在这些社群里，布料“是最重要的地位的载体，是进行宗教、政治和科学等领域信息沟通的必要材料。”相似地，尤顿告诉我，二元对立的观念是该地区民众的一大特点，其社会体系“二元结构的程度异乎寻常”，城镇人口被分为“上半”族和“下半”族，诗歌也被分为二元的部分。他说，在这种环境里，“奇普会是尽人皆知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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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尤顿和其他奇普研究专家一直在致力于搜寻一块印加帝国的罗塞塔石碑，这将是殖民时代解译现存奇普的记录。1996年，出身于那不勒斯贵族世家的业余历史学家克莱拉·米奇内利（Clara Miccinelli）引发了一场轰动。她宣称在自家档案里发现了一根奇普及其西班牙语译稿（该奇普记载的是一首民歌）。但鉴于这根奇普的制作方式与其他现存的奇普有所不同，而这根奇普的译稿同时也指称，皮萨罗用掺入砒霜后的葡萄酒毒死了多名印加将军，从而征服了印加帝国，很多美国学者怀疑该译稿的真实性。迄今为止，被这些质疑激怒了的米奇内利拒绝让非意大利研究人员查阅这些文献，不过她还是允许一个澳大利亚的实验室使用质谱仪评估其年代。（发表于2000年的评估结果显示，该奇普是15世纪的产物。）布罗考认为，由于这场争议，大多数研究人员至少是目前对这些意大利文献采取了“战略性忽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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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学界更普遍接受的是1996年在秘鲁亚马孙地区某墓穴中发现的32根奇普；根据尤顿的初步破译，它们是前西班牙时代末期当地的某次人口普查记录。在自己于2001年获得的麦克阿瑟奖的帮助下，尤顿一直在秘鲁文献中探寻含有更多叙事性内容的材料，以与其他奇普进行比对；朱利安认为，这一进程“有取得成果的机会”。她说，如果尤顿的探索及与之相似的努力能够成功，“我们也许就能第一次听到印加人自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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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她觉得这种话语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那些惯于冲突和布料的人的话语，那些认为全球的石块都充满了灵性的人的话语，那些从未见过比美洲驼更大的动物的人的话语，那些把世界分为互补的两半，更多从上下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南北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人的话语，那些通过自己的手指了解世界的信息的人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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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洋气。”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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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路易·布莱叶（Louis Braille，1809~1852），盲文点字符号的发明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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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附录C 作为例外的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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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没有人怀疑，欧洲细菌和病毒曾对美洲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诸如疟疾和黄热病等非洲病毒在抵达的时候，也导致了相同的后果。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美洲有没有让西班牙征服者也付出相应的致死性感染的代价。很久以前，候选提名者就已浮出水面：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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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的病原体是梅毒密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后者形状酷似蠕虫，是一种在显微镜载片上呈螺旋状活动的细菌。这种病毒的发病有四种不同的形式，梅毒研究学家对这四种形式是否由梅毒密螺旋体的不同亚种导致而意见不一；他们同时也在梅毒密螺旋体究竟是一个单独的物种，还是一对有着些许不同、每个都会引发不同症状的物种上无法取得一致看法。非性病性梅毒是一种感染的方式，它会在口腔内及周边部位造成唇疱疹似的小幅损害；这种感染方式主要影响的是中东地区。第二种称为雅司病，见于全球各国的热带区域，感染伤口和擦伤处，并会导致持久疼痛。这两种病毒都不会扩散至骨骼或是神经，也极少会致死。而作为第三种形式的梅毒，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主要通过性接触进行传播，使患者的生殖器官发疹疼痛，之后就骤然消失，让患者的苦痛得到缓解，然而却悄无声息地（往往是致命地）感染其心脏、骨骼和大脑。（第四种形式品他病主要见于中美洲，是轻度的皮肤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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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有记载的欧洲梅毒疫情爆发于1494年末或1495年初。此前一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五万名从欧洲各地招募来的流浪雇佣兵，进攻自己希望占据的那不勒斯。（他之所以使用雇佣军，是因为16世纪初，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资源都不足以支撑起一支常规军。）查尔斯八世在征服全城几个月后发现，诸多意大利小国正在大股西班牙部队的协助下，抱成一团反抗他。1495年春，惊恐失措的国王陛下可耻地率部逃离。大军压境和法军撤离都伴随着劫掠、妄杀和大规模的强奸。在沿途，梅毒密螺旋体卷入了查理八世逃亡的雇佣兵队伍。流行病最有可能的传染源是来犯的西班牙部队，而遭到双方侵犯的妇女促进了病毒的传播。不管怎么说，查尔斯八世的军队都在撤离过程中分崩离析了，并在沿途留下了一群群染上性病的士兵。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为有效的在大范围内传播梅毒的手段了。在一年之内，欧洲各地的城市就都开始驱逐身患梅毒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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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像其首次疫情的时机所表明的那样，由哥伦布从美洲带来的吗？对此肯定和否定的说法各自都可以得到三种主要论据的支持。第一种支持肯定态度的论据，是病毒的致命性；早期记录显示，当时的梅毒比现在还要恐怖。患者身体各处都长满了橡子大小的绿色疖子，里面尽是散发着恶臭的液体。一名16世纪的观察者发现，患者病痛难忍，“就好像他们是躺在烈火中一样”。梅毒的致死率极高。这种高死亡率符合梅毒密螺旋体对欧洲而言是全新事物这一观念。正统达尔文主义理论预测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绝大多数传染病的影响都会有所缓和；多数致命品种杀死寄主的速度太快，使其无法扩散到其他宿主体内。因此，当时致死率高、毒性极强的梅毒表现无异于任何一种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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