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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肯定这种殖民行为的一个理由是，殖民统治“启蒙”和教育了那些显然在所谓的文明进程中落后的人。就这样，被定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在这个世纪的英国和欧洲诞生了。这些理论因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1859年首次出版的《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而得名。该书研究了动物和人类的进化，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主要是因为它挑战了《圣经》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达尔文提出，人类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猿猴，对其观点持批判态度的人认为，他在嘲讽《圣经》中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但达尔文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那些只会对《圣经》进行字面解读的人。卡尔·马克思深受《物种起源》的影响，意欲将《资本论》（Das Kapital）的第二卷献给达尔文。马克思信服达尔文的学说，但达尔文却对马克思的理论抱有怀疑，因此谢绝了他的提议。同样，政治右派在著书解释非洲大部分地区，乃至任何生活贫困的地区的技术匮乏问题时，发现达尔文的著作极其有用：这些文化在智力上缺乏竞争力。社会生物学和遗传学是达尔文学说在知识领域的两个结晶，两个领域都随之开展了有价值的研究和理论工作。一些人认为达尔文的学说解释了白人在智识上具有优越性，将他的学说视为是对社会世界的深刻的“自然”解释。的确，对于深信这种阐释的人而言，技术上先进的社会不是通过社会关系（尤其是同知识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是通过公民在智力上的“自然”优越性来“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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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带给19世纪的是对人类进化的解释，这种解释挑战了《圣经》的教义，冒犯了那些深信人类生活和关系在本质上与历史发展无关的人。那些从“适者生存”的层面解读达尔文的人认为，所有形式的剥削或是征服都不是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而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根据这种看法，向贫困者提供社会援助毫无意义，更不用说挑战已有的传统社会关系了。现在美国某些地区的某些学校仍然禁止教授达尔文的学说，这说明达尔文在政治领域的影响依然深远：现在仍有人坚信《圣经》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解释是事实，尽管科学证据早已给出了相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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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是抵制科学及对文本进行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的最新体现，这不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毫无疑问将来也不会是。在整个19世纪，既可以看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可以看到对这种进步的强烈抵制。尝试捣毁威胁工人生计的机器是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重要特征：对技术采取行动的“勒德分子”就是因这些早期的尝试而出名（尽管有些有失公允），当然，这些尝试最终也以失败告终。19世纪中叶，约翰·罗斯金[36]（John Ruskin，1819—1900）等英国作家表达了他们对新的工业世界的厌恶。罗斯金在《时间与潮流》（Time and Tide，1867）一书中反对经济竞争，提倡某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威廉·莫里斯[37]（William Morris，1834—1896）、爱德华·伯恩-琼斯[38]（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及但丁·加百利·罗塞蒂[39]（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自称拉斐尔前派，主张回归从前的生产状态，大体上就是工匠制作手工产品的状态。19世纪英国的哥特复兴既是厌恶新技术结果的产物，也是对过去，尤其是对中世纪进行选择性阐释的产物。哥特复兴的结果之一就是建筑师查尔斯·巴里[40]（Charles Barry，1795—1860）和奥古斯塔斯·普金[41]（Auguste Pugin，1812—1852）按照哥特式风格重建议会大厦，使之呈现出现在的样子。在罗斯金、莫里斯、普金等人看来，工业和技术加速了共同体的消亡。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42]（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中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1893）中进一步探讨了个人在工业社会的社会世界中异化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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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过去不同程度的怀恋（尽管涂尔干和滕尼斯没有莫里斯和普金那么强烈），可能受到19世纪欧洲众多公民的反对，在这些人看来，这个世纪重新带来了和平、舒适和安定。19世纪存在诸多悖论，其中之一就是既有对过去的怀恋（可以说是比以往社会更甚，以往社会的变革没有这么迅速），又有对新秩序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广泛认识。新秩序的消极方面包括两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19世纪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跨文化叙事就是对一种破坏性的人类关系的描述。这种关系是19世纪女性和男性行为规范的产物，在这种行为规范下，女人和男人的社会行为应当遵循各自清晰明确的路线。列夫·托尔斯泰[43]（Leo Tolstoy，1828—1910）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含蓄地质疑了在19世纪的俄国离婚之困难（他完全可以包括同时期的其他国家），以及在人类复杂经验面前的刻板僵化的道德准则。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男性和女性作家都审视了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现实，并在作品中描述了社会世界往往会产生的可怕后果。在这个社会世界中，女性除了择偶之外几乎不能发挥个人能动性，男性应当严格遵守个人行为准则。19世纪关于性道德的主流社会规范——欧洲各国都遵循的道德规范，包括所谓的性行为的“双重标准”。在这种双重标准下，女性的性行为比男性受到更加严厉的约束，而且对女性而言，违反公认的性行为准则的后果要比男性严重得多。双重标准的各种预设的根源是异性性行为的规范。同性恋行为在19世纪被日益边缘化，并且遭受越来越多的打压，这一方面被禁止，另一方面也是这个世纪男性性别角色建构过程的一部分。作家奥斯卡·王尔德[44]（Oscar Wilde，1854—1900）因同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的同性恋关系，于1895年受到审判。19世纪英国对同性恋行为的憎恶显而易见，该事件只是诸多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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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维多利亚社会视为“堕落的”的女性，通常遭到社会的排斥，被社会所遗弃。但女性自身极力反对这种定性，新的技术世界大大改善了众多女性的状况。首先，医学提高了生产过程中母婴的存活几率。生产过程中疼痛的减轻、接生及治疗过程中杀菌剂的广泛使用，使母婴的死亡率得以下降。到19世纪末，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死于生产，以及她的两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夭折之类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购买制成品——食品、服装，家务劳动和家居办公对于众多女性来说开始变得不像从前那样耗费精力。同样，配备自来水和煤气照明的砖墙房屋，替代了一部分恩格斯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描述的19世纪上半叶条件恶劣的住所。到19世纪末，对女性劳动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家庭服务或是工厂劳动的范围。技术基础设施需要文职人员和销售人员来满足新产业和新的消费场所的需要。这些场所，不管是百货商店，还是酒店，或是剧院，通常都希望能够吸引女性，她们成为制造业的重要市场。到目前为止，都市给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全民都可以享有，不再只是富人和特权阶级的专利。到19世纪末，在公民权利存在明显歧视的方面，女性组织起来行动，获得了一些经验。19世纪女性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物权法的修订、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以及有组织的工会的代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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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技术创新和变革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可能超过了过去400年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组成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尽管教育支出使得子女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非经济资产，人们因此组合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但家庭成员的地位、分工没有本质的变化），或是人们背弃了传统的信念和行为方式，而是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伟大的文化和知识变革，虽然意义重大，但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及机器时代的到来和生产方式的重组深远。与此同时，社会的组织程度显著提高：自发和突发的社会事件变得令人反感，发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种现象的社会后果——非理性行为在现代社会的消失，将成为20世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新兴技术使然的一种新的共同文化与启蒙运动留下的那些社会观念相结合之际，非理性行为的消亡也将是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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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卫·休谟，苏格兰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英格兰史》《人性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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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亨利·卡门，现代西班牙学者。代表作品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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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跃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社团，其成员包括一些发明家、自然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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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珍妮·阿格罗（1947-），英国传记作家、评论家、编辑。主要著作包括《月光社成员：创造未来之人》、《大自然的雕刻师：托马斯·比维克传》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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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英国化学家，发现了氧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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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英国发明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式蒸汽机，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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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乔舒亚·威基伍德（1730-1795），英国企业家，被誉为“英国陶瓷制造业之父”，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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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J·霍布斯鲍姆（1917—2012），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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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科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包括《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宇宙：物质世界概要》《植物地理学论文集》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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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拜伦勋爵（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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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艾达·拜伦，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之女，对现代电脑与软件工程的影响深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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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玛丽·萨默维尔（1780—1872），苏格兰数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论物质科学的关联》、《物理地理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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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托马斯·马尔萨斯, 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品有《人口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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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威廉·戈德温（1756—1836）, 英国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政治正义论》《卡勒布·威廉斯》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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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芭芭拉·泰勒，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启蒙时期历史、性别研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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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P·汤普森（1924—1993），英国史学家、作家、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运动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辉格党人与猎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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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勒德分子, 指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为机器代替人力而被迫下岗的熟练工人。19世纪初，英格兰一位名叫内德·勒德（Ned Lud）的纺织工人，因新发明的织布机威胁到自己生计，便砸毁机器，抵制技术给工厂带来的改变。后来，“勒德分子”一词被用来指代害怕或者厌恶技术之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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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他们后来被称为托尔怕德尔受难者（Tolpuddle Martyr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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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英国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玛丽·巴顿》《南方与北方》《妻子与女儿》《夏洛蒂·勃朗特传》《克兰福德》《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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