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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此处指的是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但同样有可能是矿井的矿工——认为女人的定位是家庭，养家糊口是男人的责任。“家庭薪资”的观念在19世纪的欧洲深入人心，这个观念在200多年之后才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同样，欧洲各地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男性并不希望女性参与工业革命。女性应该而且确实是在操持家务，或是通常在别人家当仆人。工业革命在欧洲北部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城市工人阶级，这些人居住在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尔、里昂和汉堡等新兴的大城市。但构成这个新阶级的，是那些曾经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的后代，他们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居住地点和雇佣形式的变化而彻底改变。男人和女人纷纷前往新兴城市工作，因为他们在这些城市里能找到的工作同在土地上劳作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这些工作不受季节限制。农业耕种一直以来都有较长的农闲期，这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但工厂有瓦斯照明，不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一年到头都可以工作，影响工作的是时钟，而非季节。这种新的工作安排为工人提供了全年获得收入的希望（虽然由于市场整体上未加调控、变化不定，希望有时也会落空），因此远比摇摆于充裕和拮据之间的生活方式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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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初，英国的棉纺织工厂已经证明了组织工厂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到1833年，有150万工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棉纺织厂。正如当时所描述的那样，“金字棉”，是工业革命的基础。19世纪上半叶，针对棉纺织工厂的工厂条件，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合称《工厂法》（Factory Acts）。《工厂法》还影响到其他行业（如采矿业），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哪个行业像棉纺织业那样雇用那么多工人，给英格兰西北部的城镇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棉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一步发展，例如爱尔兰的酿酒业，但即便这些行业都在不断发展，欧洲大部分地区仍然以农业社会为主，直到20世纪之后才逐渐进入工业社会。工业化所带来的除了城市令人不堪忍受的肮脏之外，还有社会新秩序的形成和一个有组织、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一词本身存在一定问题，似乎在暗示19世纪之前，欧洲的大部分人口既没有工作，也不属于某个阶层。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19世纪出现的工人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阶级是有组织的，并非简单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而是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城市贫民那样，不仅是做出反应，还试图改造和引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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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劳工群体就有了组织起来，争取提高收入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尝试。在英国，这种尝试遭到当权者的极力阻挠。1799年和1800年颁布的《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阻碍了随后几十年工会的成长。这种打压行为后来发展到极其残酷的地步：1813年，17名被指控为勒德分子[17]（Luddites）的示威者在约克接受审讯后被处决；1834年，在多塞特郡一个名为托尔帕德尔砝码[18]的小村庄里，有6名工人因为试图成立一个由农业工人组成的工会而被流放澳大利亚。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技术革新和工业领域的重组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诸多政府和当权者都拒绝承认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到1850年，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已经发生，而且在继续发生变化，适合农业大国的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新的经济形式和对很多人而言的新的生活方式。1800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社会团体之间相互结盟，顺应时代要求的社会组织思想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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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形成的新联盟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由工业社会新兴阶级组成的联盟，包括中产阶级改革者、激进派和工人阶级。慈善并非19世纪的发明，整个欧洲长久以来都有以各种方式资助穷人、流浪汉和病患的传统。但是，19世纪城市贫民的生活极其悲惨，同城里的富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的阶级划分。在西欧，人们得出结论，个人的慈善行为和关怀已经不足以解决城市的贫困和匮乏问题。乡村的贫困问题不如城镇明显，同样也不像城镇的那样容易冲击富人的生活。19世纪爆发的严重饥荒——其中1846—1850年发生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造成的灾难最为严重——可以归咎于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和自然灾害，但伦敦或是曼彻斯特的疾病、拥挤和贫穷则不能用这样的原因来解释。事实上，曼彻斯特提供了一个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应对和解决19世纪城市贫穷问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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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9]（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以描述19世纪上半叶的曼彻斯特而闻名。前者是唯一神教会[20]牧师之妻，后者是社会主义思想家（不过他本人的生活来源却是制造业的利润）。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关注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生活条件——或是所谓的“饥饿的四十年代”，并对其做出了热情回应。在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恩格斯描述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场景，那里距离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会客厅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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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这些最多包括两间屋子、一间阁楼有时再加上一间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20个人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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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恩格斯的描写充满了同情，但他笔下的“人”没有姓名，没有身份：他们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尽管他们应该得到帮助。而对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而言，居住在肮脏简陋的破屋里的这些人有自己的名字、故事和过去。她在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中描写了社会对贫穷和匮乏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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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弗兰肯斯坦的行为代表了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的行为。那个怪物具有诸多人类的特性，但没有被赋予灵魂，不能分辨是非。这些人觉醒了，让我们烦恼，让我们恐惧；我们也成为他们的仇敌。然后，在我们的权力战胜他们的悲哀时刻，他们用谴责的目光默默地凝视着我们。我们为什么把他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强大但又缺乏内心安宁和幸福的怪物？约翰·巴顿变成一个宪章派，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人们眼中的狂人和空想家。啊！但是充满空想也是不错的。它体现了灵魂的存在，一个不完全是肉体的生命，一个为他人利益——如果不是为自己——向前看的生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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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玛丽·巴顿》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刻画了，他因家庭需要和孩子被饥饿折磨至死而被迫杀人。评论家们指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自己既无法证明约翰·巴顿是完全无辜的，也不能接受社会暴力作为改变导致贫穷的社会关系的手段。但她明白，而且在《玛丽·巴顿》和另一部反映“英国状况”的小说《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中，描述了富人的财富和穷人的贫穷之间的关系。她在《玛丽·巴顿》中指出，即使是在艰难时期，富人的马车照旧行驶在大街上，富人的孩子依然不用沿街乞讨。如上文选段所示，她也同样意识到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她提到制造充满力量却又缺乏良知的人造人的弗兰肯斯坦，表明她希望读者不单只是停留在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实际痛苦上，而是还要思考其原因。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上文选段中将弗兰肯斯坦［怪物——或是玛丽·雪莱小说中所称的创造物（Creature）——的制造者］同怪物本身合二为一。这种融合相当精妙，因为它表明弗兰肯斯坦自身和他的创造物都没有良知：那些创造了工业社会的剥削和人类苦难的人和体制本身，都不具备良知和人文关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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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的结尾中，都努力寻求个体的人之间，以及阶级之间的妥协。恩格斯就没有这样的诉求。我们在二者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20世纪政治的发展。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描述约翰·巴顿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时，她所指的并非这个概念后来的含义（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相关的含义），而是指其较早的一些含义，同建立相互帮助的共同体的主张相关，像新拉克纳工厂的创办人罗伯特·欧文[22]（Robert Owen，1771—1858）在作品中所提倡的一样。盖斯凯尔主张维持社会等级。她无意消除社会差异，但她确实希望结束这种贫民和无权势者没有机会获得足够支持，或是没有希望获得教育和安全保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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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成为19世纪欧洲各国社会改革者的诉求，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他们对穷人、病人、老人和弱者肩负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在整个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力量和权威与日俱增的传统，它提倡社会改革，愿意接受向富人征税来救济穷人的做法。小说并非这种现象产生的唯一因素。恩格斯是最早如实记录城市贫困的作者之一（尽管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直到1892年才在英国出版），其他作者如亨利·梅休[23]（Henry Mayhew，1812—1887）在1851年出版的《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London Poor）中也同样对城市贫民的境况做了描述，触目惊心。（例如，据估计1850年伦敦的妓院数量超过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总和。8）到19世纪末，英国同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已经形成救助贫困者的国家制度——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而且也力不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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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欧洲，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对公民负责，恩格斯于1844年提出的主张仍彰显活力，广受欢迎。因此，在那些逐渐形成不同程度政府干预的国家，也存在力量强大的组织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它们所提倡的解决方案远比建立基本福利国家要激进。社会主义者、劳工组织和共产主义者的这些观念都是来自和社会改革者相同的经历，但理论传统不同。恩格斯不仅出于对人类的同情，还受到了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他的合作伙伴伟大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更是如此。马克思受到两大影响。其一，经济学家李嘉图[24]（Ricardo，1772—1823）。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年）一书中指出，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其二，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25]（Georg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马克思称其著作《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是“其哲学的真正起源和奥秘所在”9。该观点反驳了仅仅将马克思同后来在东欧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相关联的看法。他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坚信社会不仅可以被认识，还可以被改造。在某种重要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康德定义的启蒙时期价值观——“敢于认知”（‘dare to know’），提出我们一旦获得知识，就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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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借鉴黑格尔的基础上，就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关系起初显得一成不变，由一方掌控权力和另一方缺失权力来界定，但实际上，这种关系极不稳定。在主人和奴隶之间存在一种黑格尔所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奴隶通过劳动改变世界，从而改变自己同主人的关系。这种观点承认人类关系（包括集体关系和个体关系）是动态的，这种动态关系成为马克思社会理论和社会论著的核心。但需要强调的是，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人关注社会变化的动态性。令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如此激进的，是他在1846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提出的理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句话概括了马克思在当时语境下的观点。他在同一章中更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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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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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最坚定地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也无法反驳，在19世纪，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在欧洲随处可见。工厂烟囱林立，从前的村庄变成了城镇和城市，欧洲出现了大都市和国际化大都会的概念。新的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大大加速了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和新技术一样，工厂生产的组织形式使生产出现了机械化和程序化的特征。个体手工业者仍然存在，但购买其产品——例如服装或家具——的人只剩下富人。到20世纪末，“手工制作”一词表明该物品特殊、稀少，而且很可能比较昂贵。因此，无论在马克思还是在恩格斯关于19世纪新“机器时代”的论述中，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二者都准确认识到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存在争议的是，马克思“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可用的、准确的。这仍然是一切社会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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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劳动被用来创造资产阶级的财富。初看之下，该理论生动、真实地描述了19世纪（及20世纪）的社会关系。粗略浏览一下19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看到一小部分个人从工业生产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大部分人却生活在不同程度的贫困和匮乏之中。在这个世纪，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社会健康状况逐渐改善，如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延长等），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依然毫无保障、悲惨不堪。疾病和失业——几乎一夜之间——就能摧毁个人仅有的一点快乐。一些数据（例如，1899—1902年布尔战争期间，很多英国男子参加征兵体检，结果都不合格）极具说服力，表明这个国家整体的健康水平极低。同样发人深思的是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 sisters）［最著名的是安妮[27]（Anne，1820—1849）、夏洛蒂[28]（Charlotte，1816—1855）和艾米丽[29]（Emily，1818—1848）］一家人的健康状况。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七个孩子，没有一个人的寿命超过40岁。尽管这个家庭因其成员的著作获得永恒的声誉，但家庭成员早逝的经历并不罕见。夺走勃朗特家孩子生命的疾病（肺结核和各种形式的水媒传染病），直到20世纪公共卫生水平提高以后才逐渐消失。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表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将在这个新的社会世界中变得“一无所有”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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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思认为的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并没有促成无产阶级的胜利，尽管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胜利即使不是必然，也是有可能的。其一，虽然“无产阶级”一词相当准确地描述了绝大部分人同有偿劳动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不为薪酬工作，就没有饭吃），但是在任何社会，不同工人之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巨大差异。正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社会中存在“中产阶级”工人、“专业技术工人”和技艺精湛的手工劳动者。从事有偿劳动的工人具有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动机。社会学术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义根本不同（尽管二者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相近），但这两组概念都涵盖了一个人群，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反映了马克思所假设的政治。19、20世纪聚集大量财富的工厂主在慈善方面并没有多少投入［尽管也有例外，如英国的朗特里家族（Rowntree family）］，而且整体而言，欧洲各地的富人都在维护能够保护他们财富的政府政策。但在其他社会群体中，有一部分人致力于社会的整体进步（既有著名的医院改革者，也有无名的乡村教师），还有一部分人坚信工会的存在以及穷人对政治选举权的享有。欧洲各国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了各种程度的社会利他主义，这对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穷人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某些欧洲国家，由于人们积极质疑将极少数人的特权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苦难之上的社会分工，无产阶级接管政权如果不是变得不可能，至少是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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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另一个因素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参与激进的社会运动的意愿。自19世纪末以降，诸多欧洲国家成立了活跃的共产党组织，这些组织在诸如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和1918年德国革命示威等历史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出于各种历史原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没有被动员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无产阶级严重的“错误意识”使得他们倾向于选择资产阶级民主，而非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个例外，它是马克思理论的产物，但又通过不同的政治理解来实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尤其是列宁（Lenin，1870—1924）和托洛茨基[30]（Trotsky，1879—1940），坚决通过纪律严明和中央集权的政党来推进历史变革，又大大加速了这一历史过程。到19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激进的社会变革的重要群体。但在英国，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上，尤其是所谓的“威斯敏斯特民主体系”，即通过少数政党进行竞争的自由选举来管理国家。英国的工人阶级愿意参与威斯敏斯特民主体系，其结果是工党的建立，以及1924年拉姆齐·麦克唐纳[31]（Ramsay MacDonald）领导的第一届工党政府的最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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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政治变革以及政治机构的模式在西方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西方政治的最终组织形式，但该模式在整个19世纪饱受激烈争议，然后才逐渐形成的。在1800年的英国，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参与选举，选举权本质上受到财产限制，而且仅限于男性。到1900年，几乎所有英国男性都能参与选举，虽然选举权直到1929年才向女性全面开放。（人们通常认为女性的童年和童稚期比男性的持续时间更长：在英国，自1919年起，年满30岁的妇女获得选举权，自1929年起，年满21岁的妇女获得选举权。）因此，到19世纪末，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关系，这些关系涉及政治过程中同意，以及此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某些阶级（乃至某个性别）的参与。马克思预言的革命没有发生，而且同19世纪末相比，20世纪的英国从诸多方面来看，发生真正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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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包含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诸多因素。琳达·科利[32]（Linda Colley）等研究18世纪的史学家提出，英国人［1707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之后，英国本土可以说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了］在18世纪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民族认同11。支持这一“民族建构”观点的人认为，在18、19世纪的英国，君主和帝国等民族性的各种象征，逐渐成为共同身份认同的组织结构。激进的社会群体——以及激进的知识分子——共同存在，为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机构提供了相当程度的社会支持。例如，尽管维多利亚女王长时期深居简出，但她仍备受爱戴，尤其是因为她承认——并且经常向自己的子女指出——君主有责任同自己的臣民建立关系。她的孙女、俄国末代沙皇的皇后却多少有些愚蠢，没有接受她的忠告。以《英国宪制》（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闻名的19世纪政治学家沃尔特·白芝浩[33]（Walter Bagehot，1826—1877）提到，“民族建构”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现象。这种建构民族认同的意识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建造的各种建筑物上都有所体现，所有这些建筑物都显示了特定民族的特定天赋。获得荣耀的不仅只有国家，几乎所有规模不等的城市中心都建造了某种建筑来展示其财富和荣耀。英格兰北部宏伟的市政厅就是一个地方及其人民自豪感的有形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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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和地方的这些象征并非只是为了实现象征性功能而设计的。它们还体现了19世纪的另一重大社会特征：官僚体制的成长以及国家对日常生活干涉的增多。如果我们回到1800年，会发现有序高效的政府很少干涉大多数人的生活。当时存在一套复杂的行政体系来履行政府职能：蓄养军队、征收赋税、处理海外财产的文件，这些职能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并且涉及大量工作和专门知识。但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大多数公民而言，很少有法律规定生活或是参与日常生活需要书面证明。例如，家长可以不用送子女上学或是对孩子辍学负责。成年人可以不用出示参与有偿劳动的书面证明或是税务系统的书面证明。房屋的购买或是租赁通常通过口头协定的方式完成，在房屋收回或是裁员之类的情况下，大多数公民完全没有获得法律赔偿的权利。作为个人，1800年的欧洲公民还不具备已然是现在一大特征的“文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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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个人文件看似无休止的需求，至少部分是根源于19世纪新设立的大量机构。工业社会需要有文化的工人，社会革新者奋力争取更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住房，这些不同需求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政府投入。但这种政府投入是有偿的——因此出现了新的税收体系，而且还需要管理——因而产生了对权利及资格的书面证明的需求。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北部的深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随之跟进，既扩大了政府对公民的投入，同时公民对政府承担起更多的义务。这种对个人生活的社会控制，被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福柯[34]（Michel Foucault，1926—1984）称为“监视”（surveillance），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官僚制度的“铁的牢笼”（‘iron cage’）。在福柯看来，19世纪的典型建筑是全景监狱（panopticon），这实际上是其所处社会的缩影。这种监狱的设计最初是由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35]（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的。在边沁倡导的监狱里，从中央瞭望塔可以看到所有囚室，有效确保了建筑中所有人能够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这种建筑设计并非只是用于监狱，它也同样适用于医院、学校和车间。在这些建筑中，各种人的生活都可以被评估并解释：更容易客观秩序和稳定，原本具有潜在的骚乱和威胁的群体可以成为一个温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可控的臣服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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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社会理论家看来，这种秩序结构是19世纪主流思想的有形体现。在这些主流思想中，对社会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关注同对社会失范和社会崩解的担忧并存。这两种传统在整个19世纪普遍存在：既有社会革新者，又有惧怕社会动荡和自己权威被推翻的从政者和君主。当然，这种恐惧并非毫无根据：法国人在1870年再次推翻他们的君主，但在随后的血腥屠杀中，成千上万的公社社员被杀害或是放逐。随着中央集权政府日渐强大（对日常生活的干预也日益增多），它对挑战自己权威的报复变得越来越致命。在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年，和平抗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现在这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政府学会了利用新的形式来保护自己，这种新形式就是警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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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世纪，“警察”成为一种重要的新职业。数个世纪以来，政府就已经拥有各种形式的警察制度，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但19世纪出现的警察制度的范围及能力与以往有所不同。英国同其他欧洲强国，尤其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一样，成功地治理着庞大的帝国，尽管这一时期还没有电话和无线通信。这个世纪的欧洲强国利用政治和社会控制体系以及专门的军事技能，来维护它们在所征服领土的统治，殖民地的臣民没有精锐的军备，大多都是文盲，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最初的贸易关系（例如英国同印度的关系）到19世纪逐渐演变成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对欧洲强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从属关系。同19世纪其他欧洲殖民大国一样，英国也出于自身利益干涉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并用统治者“改善”被统治者状况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基督教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将基督教福音书带给殖民地国家，而这些国家原本就已经拥有自己复杂的宗教体系。各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出现了价值观和思想的交流，这种交流往往——但也有例外——是单向的，并且是通过不同程度的严厉措施实现的。但到20世纪初，英国的殖民地纷纷要求将国家和土地还给自己。20、21世纪的去殖民化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且尚未完成，但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这种殖民关系在每个阶段都受到质疑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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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及其他欧洲帝国的缔造，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一部分，结合了一个古老的历史事件（帝国的创建）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关系的新形式。因此，尽管从臣服民族攫取财富已不是什么新的历史现象，但是19世纪新殖民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最终被卷入宗主国的经济。欧洲帝国的殖民地不只提供了原材料（甚至在奴隶贸易的流散关系中还提供了劳动力），而且成为欧洲产品的市场。19世纪形成了全球市场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国家变得“贫穷”，不是因为缺少人力资源或是物质资源，而是因为无法获得西方的技术，尤其是制造能力。世世代代自给自足的社会和文化的物质关系被颠覆，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文化观念（例如，男人是最主要的贸易从事者，所有社会都是按照父权制核心家庭组织起来的），以及这些社会本身治理一个工业社会所需的基本技能（读写技能）的缺失，这些社会和文化只能在新的全球经济关系中占据低下的地位。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版图。同样，这反映的不是贸易关系的延伸——因为全球贸易关系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而是这些关系的规模和本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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