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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查尔斯·巴里，英国建筑师，以设计英国议会大厦而闻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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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奥古斯塔斯·普金，英国建筑师、设计师、设计理论家，英国议会大厦重建时哥特风格的内饰设计系其作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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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斐迪南·滕尼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包括《共同体与社会》《霍布斯的生平与学说》《社会问题的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与批判》《社会学引论》《舆论的批评》《新时代的精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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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列夫·托尔斯泰，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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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奥斯卡·王尔德，英国作家、艺术家，唯美主义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道林·格雷的画像》《温夫人的扇子》《莎乐美》《认真的重要性》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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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第四章 备受质疑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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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版著作《梦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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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毕加索首次展出画作《阿维尼翁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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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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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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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列宁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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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华尔街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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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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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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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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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乔治·奥威尔出版小说《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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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1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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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史学家认为“现代”始于16世纪。在这个世纪，天主教在智识上的绝对权威被打破，欧洲人开始探寻对世界的新的解释及新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这种观点有大量理由可以支撑。同样，“现代”始于178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推翻法国君主的是“人民”意志坚决的行动，而非贵族的派系政治，这可以被视为欧洲民主政治的开端。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始于1900年。这个年份不仅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还可以说标志着对人类新认识的形成，这种认识通常被称为“现代主义”。在这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Sigmund Freud）出版了《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书。该书探索了此前从未涉足的领域，即每个人内心当中那些未知的、尚未揭晓的领域。七年之后，巴勃罗·毕加索[2]（Pablo Picasso）首次展出自己的画作《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该画作抛弃了所有对事物视觉表象的真实描写，是用抽象的、阐释性的绘画语言来描绘事物。叙事画成为上一个世纪的艺术，是上一个世纪描绘世界的方式。这些发展体现了20世纪早期知识界巨大的创作活力。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在后来集结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中）不无悲观地感叹道：“启蒙主义的玫瑰色红晕似乎在不可挽回地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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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弗洛伊德还是毕加索，都没有被他们所处的世界热情接纳。在1900年，欧洲的一些国家及地区已经步入工业社会，但这个社会仍然强烈质疑先锋思想。实际上，1900年的欧洲在诸多方面依旧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宗教和宗教仪式仍是所有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男性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依旧保有高于女性的巨大权力，社会差异——建立在社会等级观念之上——照旧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欧洲中产阶级仍然希望保留家仆，他们很少关注女性教育或是家仆的社会状况。非中产阶级占欧洲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上一个世纪得到改善，但失业、疾病和年迈带来的仍是贫穷和困苦。那些关注穷人福祉的欧洲中产阶级［例如英国的费边主义[3]者（the Fabians）］在报告中记录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金钱和物质上的匮乏。这种匮乏同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或是2000年左右的普通家庭的殷实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个别国家已经朝着国家提供社会保障迈出了步伐，但欧洲还没有出现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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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1800年相比，1900年阶级分化的程度依旧严重，但社会主义政治和具有自我意识及坚定政治主张的工人阶级政治在欧洲逐渐兴起。诞生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工人阶级，其历史是由中产阶级出身的思想家（如卡尔·马克思）和工人阶级出身的积极分子共同谱写的，这些积极分子在工作场所开展的日常斗争逐渐发展成以社会理论为指导的、以整体的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斗争。这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主要由男性构成，而且主要来源于制造业。欧洲的钢铁厂、煤矿和船坞都是男人共同劳动的场所，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基于社会关系中团结互助理念的世界观。这些因工作关系而形成的团体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通常极端排斥女性，并且相当偏狭，但这为大部分人提供了政治代表的有效形式，使他们在这个原本残暴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了一些保护。21世纪的读者在阅读描述20世纪早期工作条件的文字时，看到的是一个危险、肮脏的世界。到20世纪末，造就欧洲工业革命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大量产业都在欧洲停工，搬迁到世界其他地区。但在20世纪初，欧洲仍雄居世界制造业的首位，美国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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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产业工人组织工会的行为（大部分农场工人仍旧没有组成工会，同城里的工人相比，他们几乎没有政治力量）并没有受到欧洲富人的欢迎。虽然阶级分化明显，但这个世纪欧洲动荡、血腥的政治过于复杂，不能简单地从阶级分化或是阶级斗争的层面来认识。这是20世纪欧洲政治斗争的诸多重要特征之一。尽管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从富人（或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模式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致，但20世纪令无数人民遭受浩劫和苦难的欧洲政治剧变不但是争取阶级政治透明化的斗争，而且还是文化斗争。E·J·霍布斯鲍姆指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造成了空前的死亡和破坏。虽然在过去的1000年内，欧洲的版图一直都在变化，但20世纪欧洲各国边界变化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自称可以追溯至查理曼大帝的奥匈帝国，一批新的国家出现在欧洲版图上。1939—1945年间，欧洲很多地区遭受外部势力的占领，纳粹德国权力的终结使得另一外来势力——苏联——能够取而代之，控制欧洲相当大的一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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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欧洲文化的不断变化，以及1900年之后新的世界观受到如此多质疑和关注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有必要提醒自己，新思想及其引发激烈的抵制和捍卫行为的能力，在欧洲并非什么新现象。我们在上文中看到，宗教改革在欧洲引发了100多年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在欧洲造成了高度戒备革命思想入侵的政治氛围，这种戒备在程度上堪比对法国举兵入侵的警惕。人们现在通常将过去的欧洲描绘成一个安宁、稳定的欧洲，直到法西斯主义将这片安宁打破。但在欧洲众多地区，这种安宁往往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憧憬。例如，粗略浏览18世纪晚期西班牙画家戈雅[4]（Goya）的画作，我们既能看到田园美景，又能看到死亡和残暴——如戈雅的一幅画作的名称所示，在这个世界里，“理性”着实是在酣睡。启蒙运动让大部分欧洲人“敢于认知”（康德语），但是敢于认知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和平与和谐。19世纪大部分叙事小说，无论是英国的、俄国的，还是法国的，都欣然接受了“新事物”这一概念。不过这个世纪所探讨的“新事物”主要是物质方面的——但有一个例外至关重要，即小说探讨了性别角色变化的可能性。19世纪的男性和女性作家都认识到男女关系的问题，以及在一个希望将所有阶级的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的世界中，女性能够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当然，如上文所述，对众多工人阶级女性而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物质条件迫使她们在公共的工作场所或是别人家里劳动。但社会观念（而且深深印在了无数人的思想之中）认为，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如果没有女人，家庭就会变得一团乱麻。人们普遍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屋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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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别关系同20世纪的动荡联系在一起，乍看之下似乎毫无道理，而且显然偏离关注经济和政治制度运作的历史正统。强调性别关系并不是说在20世纪的历史中，更传统的因素不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是表明在所有欧洲社会中，性别关系的歧见导致了对社会变革和“新事物”的发展（及其结果）的普遍不安。罗伯特·休斯[5]（Robert Hughes）将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抽象艺术称为“新艺术的震撼”，对众多人而言，同样震撼的是19世纪后期关于“新女性”的思潮。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Jane Eyre，1847）中，简高声反抗自己被桎梏在家中，表达了对比家庭更广阔的天地和社会世界的渴望。简最终还是接受了家庭生活。（“读者们，我嫁给了他”成为简的结局，和她同一时期的众多女性的结局也跟她大致相同。）但其他简之类的女性没有——或是没能——做出同样的决定。“新女性”——阿诺德·本涅特[6]（Arnold Bennett）、D·H·劳伦斯[7]（D.H. Lawrence）和H·G·威尔斯[8]（H.G. Wells）等男作家所惧怕的女性——开始质疑婚姻生活是女性的全部和女性所有社会存在的终结的观念。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性别政治成为文化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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