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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01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被称为布卢姆茨伯里派（the Bloomsbury Group）的一群作家、思想家的生平及友谊。尽管这个群体备受嘲讽（尤其是受到乔治·奥威尔讥讽），但其中两名成员对20世纪的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9]（Virginia Woolf）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0]（John Maynard Keynes）。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现在的我们在内，无数人的生活都受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直接影响。也许伍尔夫的影响没有这么广泛，但尽管如此，她的思想在构建20世纪文化和认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布卢姆茨伯里派由一个朋友圈组成（除伍尔夫和凯恩斯之外），包括画家邓肯·格兰特[11]（Duncan Grant）、伍尔夫的姐姐瓦内萨·贝尔[12]（Vanessa Bell）、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13]（Lytton Strachey）和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14]（Roger Fry），还有诸多其他名气或大或小的人物。但这个群体的核心是弗吉尼亚和瓦内萨两姐妹以及她们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15]（Leonard Woolf）和克莱夫·贝尔[16]（Clive Bell）。所有这些人都参与入20世纪早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视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行为为疯狂；伦纳德和弗吉尼亚夫妇是最早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译成英语的人；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参与制定了《凡尔赛和约》（the Versailles Treaty），极力反对对德国施加惩罚性的赔偿条款；罗杰·弗莱是将现代主义和抽象艺术引介到英国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他成员——如里顿·斯特拉奇——则将他们的审视目光投向了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宗教虔诚和（对世界的）确定性：斯特拉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Eminent Victorians）一书中表明，19世纪英国那些表面光鲜、伟大的人物其实只是时代的产物。过去——尤其是在弗莱和斯特拉奇的作品中——并非一个圣地，国家也不是不加辨别地一味捍卫和颂扬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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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03 因此，关于如何看待20世纪早期的文化和20世纪早期的英国，在布卢姆茨伯里派中盛行的态度是：拒绝接受传统社会生活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和观念。这种态度在他们的政治主张——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和社会态度上都有所体现。这个群体所接受的一些观念，在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实际上，在泛欧洲关系网和团体之中都可以找到这些观念的身影，其中包括对国家的含义和作用的质疑，以及对性别的严格定义的质疑。对上帝的信仰很少成为欧洲先锋派世界观的一部分。其不同形式的反教权主义（法国），或是反英国国教（英国）的行为并没有为传统的宗教形式提供支持。宗教、性别和国家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可以不加区别地接受的事物，而是应该受到批判性的对待，多数情况下被视为认知的障碍，毫无疑问会产生严重后果。凯恩斯认识到，1918年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只会造成长期的悲惨后果。伍尔夫坚决维护女性的权利，不单只是获得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是远离正统的、主流的男性价值观的束缚。但是，他们在言辞上或是作品中都主张性取向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在欧洲文化史上，第一次有一群人向男性和女性的生理会产生必然的社会后果和性别认同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再次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性别模糊和性倒错都是欧洲文化史的组成部分。但在布卢姆茨伯里的这些资产阶级名人家的会客厅里及苏塞克斯的乡间出现的，是一种有意识地打破生理性别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的实践。布卢姆茨伯里派有时被充满敌意的评论者称为“布卢姆茨伯里鸡奸客”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群体大部分成员关于性的政治主张同传统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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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05 近年对历史的著述向我们充分展示，历史写作会对历史做出错误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史学家想要呈现的真相，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真相。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欧洲和美国的女性主义史学家关注的是被忽视的女性历史。如希拉·罗博瑟姆[17]（Sheila Rowbotham）的名作《隐匿于历史》的书名所示，女性被“隐匿于历史”。同样，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的历史受到的关注，也不如更符合主流社会观念的群体和个人多。在这种语境下，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行为界定为20世纪早期英国或欧洲唯一离经叛道的行为会让人产生误解。事实并非如此，在整个19世纪，欧洲所有主要城市中都存在一种鲜明的不拘传统的文化[18]（bohemian culture）。这种文化汲取了后浪漫主义时期关于人类关系，尤其是创意生活的价值观。“不拘传统”的生活的产生是19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布卢姆茨伯里派是这部分历史在20世纪的延续。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历史有其特殊之处，即其历史及思想同当时的主流思想和事件有着确切的联系。不拘传统的文化通常游离于传统社会之外，而对于身处这种文化之中的人而言，这正是其吸引力所在。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又十分关心自己圈子之外的世界，介入20世纪一些主要观念的争辩及社会运动。其中有三个观念值得特别关注：性别角色，殖民主义和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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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07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三个基尼》（Three Guineas，1938）探讨了男性在教育和利益方面享有的优先权，她的小说刻画了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和物质世界之外的主观世界，二者都为她赢得了盛名。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其他男性成员还反对传统对男性的预设，尤其是认为中上层青年男子应该统率他人并规避想象和艺术世界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布卢姆茨伯里派所做的并不比数个世纪以来其他富有的年轻男子多：诗人雪莱（Shelley）[19]和拜伦厌恶自己阶层的期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个为情感辩护的世界。但布卢姆茨伯里派对男性性别角色抵制时，正处于男性气质及其表象在帝国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和维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之时。1910年访问无畏号战舰的骗局（the Dreadnought Hoax），是布卢姆茨伯里派最广为人知的集体举动之一。在这次骗局中，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精心伪装，脸上涂上黑色涂料，身着飘逸长袍，以阿比西尼亚[20]代表团的身份访问无畏号战舰。这次伪装天衣无缝，圆满成功。代表团受到了热情款待，在无畏号战舰上也受到了相应的礼遇。这次骗局结合了“颠覆的所有可能形式：嘲弄帝国、渗入国防、讽刺官僚程序、张扬性倒错和性别模糊”1。骗局完全获得了参与者想要的效果：对社会等级制度的虚伪进行了嘲弄，让这种等级制度的维护者显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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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09 但对访问无畏号战舰的骗局还有另一种解读，即这次骗局是一群具有激进思想的上层人士玩弄了另一群更具传统观念的上层人士。伪装行为涉及对一门非洲语言的戏仿（以致于在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中阿比西尼亚人总是同一门被描述为Bunga-Bunga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更多地体现了欺骗者对阿比西尼亚人——而非受骗者——的不敬。无论我们如何解读这次骗局，它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英国发生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无畏号战舰骗局中的冲突本身并不严重，但这些冲突的起因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伍尔夫认识到了较量的重要性。例如，她在1908年写道：“《每日电讯报》在讨论婚姻的神圣性。这个国家所有被抛弃的妻子和丈夫都在疑惑，婚姻仪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上帝的真言。这种愚蠢的做法真是令人难以置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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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1 伍尔夫在这些争辩中相当明确地表现了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支持后来被界定为“现代”：容许性别模糊（实际上是反对强势的性别确定论），开明对待其他社会团体的思想和影响，拒绝不加辨别地效忠国家、国教和君主。这一立场的对立方则认为，任何背离无条件热爱国家的行为准则、拒绝接受所有传统权威的行为都和背信弃义相差无几。伍尔夫和其他一些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如画家邓肯·格兰特和批评家罗杰·弗莱）所关注的主要还是现代审美，他们是用笔和画布在斗争。尽管伍尔夫在她的信札和日记（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表现了自己对金钱（的有无）在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地位的真实把握，但她很少参与公开、激进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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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3 这些问题——国家和社会问题，以及国与国关系的问题——弗吉尼亚的丈夫伦纳德和两人的朋友凯恩斯进行了探讨。在同弗吉尼亚结婚之前，伦纳德·伍尔夫曾在锡兰[21]担任民政官。这段经历使得他同另一名年轻的公职人员——乔治·奥威尔——一样，对帝国和殖民主义产生了怀疑。两人都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因为他们都无法忍受自己身处其中的权力体系。他们都认识到帝国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在这一点上伍尔夫的认识比奥威尔更加强烈），但二者又都认为英国人带给殖民地的价值观也有其可取之处。在这一方面，伍尔夫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者。他含蓄而非明确地提出：“进步”和“解放”之类的事是有的，而且同沦为殖民地之前相比，殖民地能够从英国殖民统治的某些方面获得更公正、更人道的解决争端的方式。政府——这里是指英国政府——并非一无是处，其对人类事务的干预也不应该一概受到讥讽。事实上，布卢姆茨伯里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凯恩斯也持这种观点。其政府投资经济的主张是大多数西方社会经济政策的基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受到保守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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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英国的文化出现了分化，无论在社会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上，布卢姆茨伯里派都坚定地站在了现代一方。史学家乔治·丹吉菲尔德[22]（George Dangerfield）（在他1935年出版的同名作品中）认为，这种分化是“自由主义英格兰的奇异消亡”。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出当时的传统观念在1914年之前消失有什么“奇异”之处，但丹吉菲尔德的作品让我们多少了解到变革的可能性。当时一部分人认可变革，另一部分人抵制变革。然而，在1914年，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突然转向现实：文化不再是不同观点的问题，而是战争的问题，并且这场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世纪的走向。E·J·霍布斯鲍姆就战争的爆发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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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7 它就像一场雷雨，打破了紧密的云层，洗净了空气。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浅薄和轻浮即将结束，令人生厌的19世纪改良运动中的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安宁与和平秩序即将破灭。这种安宁与和平秩序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同“官员苍白的虚伪”一起，遭到尼采[23]（Nietzsche）的批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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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9 尼采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化根源所做的预言性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19世纪社会进步理论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它使我们不仅能够从1914年欧洲的协约联盟或是魏玛德国的经济崩溃的角度，还能够从个人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所做的阐释的角度，来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物质层面上的解释都指向了各种形式的竞争——1914年之前欧洲列强之间殖民地的争夺、商业领域的较量以及海上霸权的角逐，纵容军事行为的“空头支票”——1914年德国支援奥匈帝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致使有效外交无法实现的秘密外交体系。所有这些都是战争为何在这一刻爆发的重要原因，而且都相当令人信服。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即战争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一种社会和文化需求，认可并实现颠覆分子和激进分子强烈批判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整个欧洲弥漫着极大的战争热情，这种热情存在于所有阶级之中。人们将战争视为解决欧洲竞争问题的方法、热情地欢迎战争，马克斯·韦伯就是其中的一员；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24]（Wittgenstein）毫不迟疑地奔赴了战场。就这样，在1914年的8月，英国、法国和俄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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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1 人们对战争充满热情，并抱有那种建立在“战争会在圣诞前结束”的假设。然而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战争的损失和残暴几乎立即就显现出来，触目惊心。保罗·福塞尔[25]（Paul Fussell）在《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一书中提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反映出战争的影响迅速产生：1914年10月11日，英国军队将征兵的身高要求从5英尺8英寸（1914年8月）降至5英尺5英寸。随着索姆河战役、伊普尔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等一系列无谓的战役的继续，参战各方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英国损失共计37万人，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军队有一半人年龄不足19岁。但英国和法国战后仍是一个完好无损的国家，不像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以这样或那样的革命方式失去了它们的君主和此前的政体。俄国军队指挥官的无能促成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战争留给德国的不仅是失败，还有政治混乱和政治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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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3 这是1919年聚集在凡尔赛决议德国和奥匈帝国未来的一帮人所为。会议基本上是由法国、英国和美国（1917年参战）主宰会议，决定对德国的和平条款，重新瓜分曾属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部分领土。梅纳德·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也参与了会议，但最终对与会者和会议结果深感厌恶，愤然离职，随后出版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这本书迅速获得成功，凯恩斯在书中提出了两点：和约的制定者是其偏见和文化的囚徒，他们所制定的和约不仅会破坏德国经济，还会影响整个欧洲的经济。他在评论法国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时，刻画了一幅无法理解任何自身经历之外的事物的领导人的肖像，这些人对世界的认识极其有限，不能想象传统之外的其他可能。凯恩斯将伍德罗·威尔逊描述成一个“又聋又瞎的堂吉诃德”，他的“愚钝在一群欧洲人中尤其值得注意”4。美国新增的巨大财富并没有造就强大的认知能力。相反，这个国家只是物质上富有，而理性思维上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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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5 在20世纪发生的另一次大战（1939-1945年）中，凯恩斯又回到英国政府担任公职。但他在对凡尔赛会议的与会者进行描述时，体现的是文化造就人的思想，要防止受到社会规范和传统限制的人制定影响广泛的重要决定，难如登天。在凡尔赛会议进行之时，欧洲各国的社会学家、作家和评论家也在思索现代世界的本质，并且是在被1914年的战争打破的新框架下进行的思索。此时，弗洛伊德已经完成其部分伟大作品，毕加索也已经展出过自己的画作。整体而言，在人文艺术领域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即同过去的彻底决裂必然会带来各种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全新的一代诗人和作家［其中包括罗伯特·格雷夫斯[26]（Robert Graves）、艾萨克·罗森伯格[27]（Isaac Rosenberg）、西格夫里·萨松[28]（Siegfried Sassoon）和威尔弗雷德·欧文[29]（Wilfred Owen）］，他们对战争触目惊心的现实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但在诸多方面和这些做出激烈回应的人同样重要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30]（George Simmel，1858—1918）和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31]（Georg Lukács，1885—1971）等学者。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形象地再现了战壕里的恐怖和当权者对屠杀和死亡的漠视。尽管这种回应激烈而持久，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它是反对人类苦难的怒号，是曾经出现过并且仍将继续出现的一种传统这一点尤为可悲。齐美尔和卢卡奇等学者［以及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32]（James Joyce，1882—1941）、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33]（Marcel Proust，1871—1992）和美国的辛克莱·刘易斯[34]（1885-1951）等小说家］所做的，是辨识他们所界定的20世纪“新”世界的特定特征，并尝试以各种不同方式（虚构的或纪实的）对其进行分析。这些作者在不同语境下以不同方式承认，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记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异化”。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及其同时代的齐美尔，进一步探讨并完善了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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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7 在20世纪最初20年出版作品的所有作者中，可以说是齐美尔定义了身处现代资本主义中心的人们的孤独，这一点后来被众多作者和作家视为20世纪的明确特征。金钱对一切人类关系的主宰以及人们对金钱的算计，即马克思所描述的“金钱关系”（‘cash nexus’），导致人类的生活变得孤独，甚至是唯我。在欧洲的各种知识分子圈子内，无论是在布达佩斯、巴黎、维也纳，还是在柏林，这些思想及其内涵都是先锋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更多的是集中在人员的伤亡和如何防止类似灾难重演上，这些思想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直接，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知识界对社会学这门新学科的接纳程度不及欧洲大陆。但弗吉尼亚·伍尔夫显然认识到了金钱（的有无）在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地位，诗人T·S·艾略特[35]（T.S. Eliot）（这位美国诗人长期居住在英国）在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文明价值观的崩解和当代生活的无望。艾略特在后来的作品［如1948年出版的《试论文化的定义》（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拓展了他的主题，即现代世界的商业和市场压力摧毁了“高雅”文化这一主题。当然，在当时，20世纪的“文化战争”已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又一次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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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9 一战结束后，欧洲（在科学、艺术、建筑和设计诸多领域）关于现代的自信日渐强烈，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现代”认知与一战期间释放出来的大规模合法暴力并无关联——人们通常将关于现代的自信同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现代”人（创立国际联盟的那些人以及推动世界和平和谅解的千万民众）不需要用战争来解决他们的困难，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懂得如何理性地规划城市、改善饮食、减少生理上的痛苦和治理城市。战争的可怕需求大大推动了19世纪医学的发展：整形外科、创伤的心理疗法、输血技术，尤其还有性病的防控。英国军队教授士兵如何使用避孕套：这是战争中学会的一课，这一课在和平时期也不能丢掉。1918年战胜而归的英国士兵（表面上是返回“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家”，实际上并非如此）带回来的是平民生活中的一个深刻教训，避孕套的使用是20世纪20和30年代英国人口下降的关键因素。一如既往，迎接士兵们的是高涨的爱国热情，但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城市生活的某些特征变得司空见惯的世界：广告宣传、大众娱乐，以及女性“解放”的思想（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正如史学家所经常指出的，战争再次成为社会变革的引擎：家仆数量急剧下降是战争带给英国的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工人的额外需求是通过雇用女性来解决的：在战争爆发前，工人阶级出身的单身女性除了在富人家充当仆人之外别无选择，现在，她们在劳动力市场有了相对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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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1 对多数欧洲国家及众多欧洲人而言，一战刚结束后的几年，是重建时期，相对和平。德国建立民主政府，英国选出第一届工党政府，法国和意大利迈开走向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的步伐。在英国，中断这种国内和平的并非英国同列强的关系，而是国内的阶级政治关系。在1926年，英国工会试图迫使政府做出让步，改善其成员的极度贫穷状况：当时的矿井和铁路仍归私人所有，在工会组织各行业工人进行为期一周的总罢工时，它们顽固地站在了政府一边。矿工的境遇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这次罢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工会丧失了人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以恢复。“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富人、权势者，取得对工会的持久胜利，确定了接下来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的阶级划分。对英国的一些社会群体而言，20世纪20、30年代是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的时期：私家车的时代来临，在城市周边建设城郊住宅区的时代开启，这里的住宅售价相对低廉，家庭生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但和这种物质条件的逐渐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工业地区——英国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威尔士的矿区——的持续贫穷。如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中所描述的，这些地区并没有像英国其他地区一样获得有限的繁荣，令人生厌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等政府社会福利政策，让救济金领取者备感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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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3 英格兰和苏格兰制造业地区的繁荣程度下降，部分是因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经济竞争，美国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科学管理生产体系的国家，这套体系被称为“泰罗制”（Taylorism），因其创建者F·W·泰罗[36]（F.W. Taylor）而得名。泰罗将人体比作机器，对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进行研究，确定了其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泰罗制从此同大规模生产关联，尤其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37]（Henry Ford）的工厂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后来被称为福特主义。工人被分成了小组，每组工人只控制和参与一小部分生产过程。在福特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厂和美国各地的工厂里，工人生产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可谓惊人。没有几家欧洲工厂的生产力能够与之匹敌，也没有几个欧洲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拥有巨大的内部市场。美国的国内生产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依托了巨大的内部市场。然而，作为一个异常成功的经济体，美国同时还受到生产过度和资金匮乏问题的深深困扰，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the Wall Street Crash）——股价暴跌，美国和欧洲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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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5 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连同数以千计的人自杀、成千上万工人失业的凄惨画面，标志着滋生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条件开始形成。到1929年，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已经息息相关：美元贬值给欧洲和美国带来同样的灾难性后果。在德国，德国马克一再贬值，恶性通货膨胀让储户的钱顷刻蒸发，投资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战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度呈现经济复苏，开始踏上繁荣之路，现在突然陷入大规模贫困和动荡。然而，尽管这次危机来势凶猛、影响深远，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美国经济主要由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开始走向复苏。政府支出开始慢慢恢复信心，世界市场似乎也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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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7 尽管如此，经济体系曾一度陷入混乱，欧洲和美国都看到了一个经济体系同与之休戚相关的社会体系崩解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预言危机将永远伴随其左右）现在看上去显然不是一种稳定和可靠的世界组织方式。就在欧洲人逐渐适应驾驭自然、确保效率的观念之时，世界上出现了另一种不确定性。但与对自然的不确定不同，关于这种新的不确定性，人们并未认识到他们对确保其可靠性无能为力。到1929年，欧洲有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是一种稳定和可靠的经济制度，必然会引发各种危机。确保所有人物质富足、消除资本主义种种危机——这些危机似乎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的唯一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施计划经济。批判者认为，“自由”市场无一例外会让最弱势的群体遭受无尽的苦难，无法确保到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一部分——虽然不是所有——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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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9 社会主义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于1917年出现在俄国。尽管其初期爆发的饥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但到1930年，这个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经济管理计划。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政府制定经济决策，而且这些决策至少名义上是以公民利益为出发点的。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众多欧洲人眼中，俄国代表了未来的希望，即一种有利于穷人和弱者的工业社会管理方式。和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其社会世界能够以可预见的方式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思想。对众多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热情的人而言，计划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核心理念。这种理念还同现代主义的诸多价值观相符：住房作为“居住的机器”的理念、为保持健康而做的身体训练，以及家务劳动中机器的使用都间接体现了一种观点，即世界以及个人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不应是随意或是偶然的，而应是由理性决定，并相应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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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1 艺术、建筑和小说领域的各种现代主义主题，就这样同社会的理性组织和身体的计划管理观念交织在一起。例如，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计划”生育和规划婴幼儿保育问题的观念。诸多此类观念受到各种群体的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计划”的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念，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虽说算不上是公然对抗，但这部分人的利益的确受到公有制的严重损害。到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所看到的众多思潮既表现出对现代的极大热情，又流露出对现代政治的无限担忧，因为现代主义［无论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还是毕加索的画作，或是伍尔夫的小说，抑或包豪斯[38]（the Bauhaus）的建筑风格］从一开始就被认为同社会进步关联，是对传统观念尤其是传统民族观念和性别观念的挑战。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性：它承认（往往是间接地）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无论在何种民族语境下，它所建立的生活方式都是相似的。如二战结束后的那些年所示，工业资本主义能够消除诸多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但是，与此同时，伴随工业资本主义而来的还有机器对人的控制、对地方性的侵蚀，以及官僚主义组织方式的“铁笼”（借用韦伯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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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3 民族和文化失控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德国的希特勒（Hitler）、意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和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上台的具体原因不一，文化根源各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个欧洲法西斯领导人中，只有西班牙的佛朗哥在上台时（并且在掌权期间）提出了重视宗教思想的诉求。实际上，一战之后，欧洲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世俗性：基督教的上帝在英国1914—1918年的战争宣传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尽管并没有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时，利害攸关的问题都是世俗问题。此时，社会已经不单是“现代的”，还是世俗的。但在众多人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逐渐形成的新社会问题重重：现代显然魅力无穷，但它同时又似乎打破了人们世世代代都习以为常的社会壁垒和等级。现代隐含一种能够控制世界和自我的意思，似乎没有给自发性、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以及存在差异的男女性特质留下什么空间。如果机器接手世界上的体力劳动，公共领域也鼓励女性参与，那么这个现代大都会留给男性的空间是什么呢？针对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给出了不同答案。好莱坞在西部片中重塑了英勇男人的形象，当时一部极为热门的电影《金刚》（King Kong）讲述了城市受到女人和野兽的联合威胁：大自然的报复。英国奥登[39]（Auden）一代的诗人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40]（Christopher Caudwell）所称的“垂死的文化”（‘dying culture’）的典型代表，他们远离一切形式的传统行为和权威。未来似乎既是规划好的，又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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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5 法西斯主义挑战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崇尚男性强大的体力，这种力量只存在于某些种族和男性身上。民族——以及民族观念——成为新的组织符号。它不再是过去勉强运行的无能的体系，而是一个全新的高效组织，通过中央经济计划，能够生产商品、保证就业，以及提供可靠服务。现代左倾、激进的一面转向了右倾。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并不排斥现代，而是与之一致。但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别政治和艺术存在分歧；在这些方面，其文化观点旗帜鲜明。法西斯主义宣扬父权和核心家庭的宗法秩序。（这两种社会组织方式在欧洲都实际存在过，但自18世纪以降，家庭已经呈现多元模式，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种主张并非只是停留在幻想层面：纳粹德国禁止已婚女性从事高薪工作，并严格限制她们的职业范围，甚至在额外劳动力最紧缺的时候，德国也没有征用女性。这种状况直到1943年1月才有所改观，但仍有诸多例外5。那些在欧洲北部逐渐盛行的节育手段——避孕，以及有钱人能够承担的堕胎——被法律明文禁止。众人向往的理想家庭——一个强大的男人挣钱养活自己的妻儿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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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7 法西斯主义恢复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同样，它也重塑了国家。颂扬国家权力的光辉时代成为法西斯政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墨索里尼称颂罗马帝国的辉煌，希特勒赞颂一个神话般无所不能的德国的诞生，只有其种族的优越品质才能抵御布尔什维主义、犹太主义和现代主义。国家——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抵制现代的文化堡垒：“堕落的”现代艺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怀疑主义倾向严重的社会科学，以及一切同不明确区分性别的观念相关的事物，都被贴上了危险和可疑的标签。那些没有选举法西斯独裁者上台的欧洲国家，明显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文化堡垒的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仿都铎式建筑风格在英国的受欢迎程度远远大于现代建筑风格，创作侦探小说的女作家歌颂了一成不变的英格兰乡村生活，大多对女侦探进行了谴责——马普尔小姐[41]（Miss Marple）例外。尽管如此，文化依然在朝着特征鲜明的现代发展，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至关重要，远远高于其他一切价值取向。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为了迎娶沃利斯·辛普森[42]（Wallis Simpson）宣布退位，他在谈及自己的决定时使用的措辞是个人的自我实现，是同“自己所爱的女人”在一起的权利。他没有谈及涉及离婚的宗教问题［不像20世纪50年代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所做的那样］，但他维护的是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的众多臣民都深深地祝福他，不单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还因为到1936年，英国已经出现了强调个人有权追求幸福的价值观。不论是通过个人关系，还是通过参与逐渐形成的消费社会，个人都有权追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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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9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粗暴地中断了这种文化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生活方式。战争给成千上万人口带来了灾难和悲剧。军事占领、强制移民，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将军队和平民都卷入了战争。苏联损失的兵力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强国，但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希特勒的军队，标志着战争发生了伟大转折。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美国加入战争，确保了美国资源（人力、装备及原材料）的供给，英国、美国和苏联短暂地结成同盟。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同荷兰部分地区、德国及法国一样，惨遭轰炸，经济破产。战后的当务之急是进行重建，确保这场战争结束后，军人和平民得到的交待要胜过一战的结束。1945—1950年，广大民众要求工党政府实施能够建立有效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到1950年，这一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自由党上议院议员贝弗里奇勋爵[43]（Lord Beveridge）“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措施也已经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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