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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第四章 备受质疑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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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版著作《梦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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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毕加索首次展出画作《阿维尼翁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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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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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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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列宁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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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华尔街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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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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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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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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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乔治·奥威尔出版小说《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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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1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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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史学家认为“现代”始于16世纪。在这个世纪，天主教在智识上的绝对权威被打破，欧洲人开始探寻对世界的新的解释及新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这种观点有大量理由可以支撑。同样，“现代”始于178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推翻法国君主的是“人民”意志坚决的行动，而非贵族的派系政治，这可以被视为欧洲民主政治的开端。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始于1900年。这个年份不仅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还可以说标志着对人类新认识的形成，这种认识通常被称为“现代主义”。在这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Sigmund Freud）出版了《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书。该书探索了此前从未涉足的领域，即每个人内心当中那些未知的、尚未揭晓的领域。七年之后，巴勃罗·毕加索[2]（Pablo Picasso）首次展出自己的画作《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该画作抛弃了所有对事物视觉表象的真实描写，是用抽象的、阐释性的绘画语言来描绘事物。叙事画成为上一个世纪的艺术，是上一个世纪描绘世界的方式。这些发展体现了20世纪早期知识界巨大的创作活力。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在后来集结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中）不无悲观地感叹道：“启蒙主义的玫瑰色红晕似乎在不可挽回地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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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弗洛伊德还是毕加索，都没有被他们所处的世界热情接纳。在1900年，欧洲的一些国家及地区已经步入工业社会，但这个社会仍然强烈质疑先锋思想。实际上，1900年的欧洲在诸多方面依旧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宗教和宗教仪式仍是所有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男性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依旧保有高于女性的巨大权力，社会差异——建立在社会等级观念之上——照旧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欧洲中产阶级仍然希望保留家仆，他们很少关注女性教育或是家仆的社会状况。非中产阶级占欧洲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上一个世纪得到改善，但失业、疾病和年迈带来的仍是贫穷和困苦。那些关注穷人福祉的欧洲中产阶级［例如英国的费边主义[3]者（the Fabians）］在报告中记录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金钱和物质上的匮乏。这种匮乏同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或是2000年左右的普通家庭的殷实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个别国家已经朝着国家提供社会保障迈出了步伐，但欧洲还没有出现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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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1800年相比，1900年阶级分化的程度依旧严重，但社会主义政治和具有自我意识及坚定政治主张的工人阶级政治在欧洲逐渐兴起。诞生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工人阶级，其历史是由中产阶级出身的思想家（如卡尔·马克思）和工人阶级出身的积极分子共同谱写的，这些积极分子在工作场所开展的日常斗争逐渐发展成以社会理论为指导的、以整体的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斗争。这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主要由男性构成，而且主要来源于制造业。欧洲的钢铁厂、煤矿和船坞都是男人共同劳动的场所，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基于社会关系中团结互助理念的世界观。这些因工作关系而形成的团体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通常极端排斥女性，并且相当偏狭，但这为大部分人提供了政治代表的有效形式，使他们在这个原本残暴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了一些保护。21世纪的读者在阅读描述20世纪早期工作条件的文字时，看到的是一个危险、肮脏的世界。到20世纪末，造就欧洲工业革命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大量产业都在欧洲停工，搬迁到世界其他地区。但在20世纪初，欧洲仍雄居世界制造业的首位，美国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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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产业工人组织工会的行为（大部分农场工人仍旧没有组成工会，同城里的工人相比，他们几乎没有政治力量）并没有受到欧洲富人的欢迎。虽然阶级分化明显，但这个世纪欧洲动荡、血腥的政治过于复杂，不能简单地从阶级分化或是阶级斗争的层面来认识。这是20世纪欧洲政治斗争的诸多重要特征之一。尽管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从富人（或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模式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致，但20世纪令无数人民遭受浩劫和苦难的欧洲政治剧变不但是争取阶级政治透明化的斗争，而且还是文化斗争。E·J·霍布斯鲍姆指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造成了空前的死亡和破坏。虽然在过去的1000年内，欧洲的版图一直都在变化，但20世纪欧洲各国边界变化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自称可以追溯至查理曼大帝的奥匈帝国，一批新的国家出现在欧洲版图上。1939—1945年间，欧洲很多地区遭受外部势力的占领，纳粹德国权力的终结使得另一外来势力——苏联——能够取而代之，控制欧洲相当大的一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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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欧洲文化的不断变化，以及1900年之后新的世界观受到如此多质疑和关注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有必要提醒自己，新思想及其引发激烈的抵制和捍卫行为的能力，在欧洲并非什么新现象。我们在上文中看到，宗教改革在欧洲引发了100多年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在欧洲造成了高度戒备革命思想入侵的政治氛围，这种戒备在程度上堪比对法国举兵入侵的警惕。人们现在通常将过去的欧洲描绘成一个安宁、稳定的欧洲，直到法西斯主义将这片安宁打破。但在欧洲众多地区，这种安宁往往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憧憬。例如，粗略浏览18世纪晚期西班牙画家戈雅[4]（Goya）的画作，我们既能看到田园美景，又能看到死亡和残暴——如戈雅的一幅画作的名称所示，在这个世界里，“理性”着实是在酣睡。启蒙运动让大部分欧洲人“敢于认知”（康德语），但是敢于认知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和平与和谐。19世纪大部分叙事小说，无论是英国的、俄国的，还是法国的，都欣然接受了“新事物”这一概念。不过这个世纪所探讨的“新事物”主要是物质方面的——但有一个例外至关重要，即小说探讨了性别角色变化的可能性。19世纪的男性和女性作家都认识到男女关系的问题，以及在一个希望将所有阶级的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的世界中，女性能够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当然，如上文所述，对众多工人阶级女性而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物质条件迫使她们在公共的工作场所或是别人家里劳动。但社会观念（而且深深印在了无数人的思想之中）认为，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如果没有女人，家庭就会变得一团乱麻。人们普遍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屋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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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别关系同20世纪的动荡联系在一起，乍看之下似乎毫无道理，而且显然偏离关注经济和政治制度运作的历史正统。强调性别关系并不是说在20世纪的历史中，更传统的因素不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是表明在所有欧洲社会中，性别关系的歧见导致了对社会变革和“新事物”的发展（及其结果）的普遍不安。罗伯特·休斯[5]（Robert Hughes）将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抽象艺术称为“新艺术的震撼”，对众多人而言，同样震撼的是19世纪后期关于“新女性”的思潮。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Jane Eyre，1847）中，简高声反抗自己被桎梏在家中，表达了对比家庭更广阔的天地和社会世界的渴望。简最终还是接受了家庭生活。（“读者们，我嫁给了他”成为简的结局，和她同一时期的众多女性的结局也跟她大致相同。）但其他简之类的女性没有——或是没能——做出同样的决定。“新女性”——阿诺德·本涅特[6]（Arnold Bennett）、D·H·劳伦斯[7]（D.H. Lawrence）和H·G·威尔斯[8]（H.G. Wells）等男作家所惧怕的女性——开始质疑婚姻生活是女性的全部和女性所有社会存在的终结的观念。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性别政治成为文化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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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被称为布卢姆茨伯里派（the Bloomsbury Group）的一群作家、思想家的生平及友谊。尽管这个群体备受嘲讽（尤其是受到乔治·奥威尔讥讽），但其中两名成员对20世纪的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9]（Virginia Woolf）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0]（John Maynard Keynes）。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现在的我们在内，无数人的生活都受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直接影响。也许伍尔夫的影响没有这么广泛，但尽管如此，她的思想在构建20世纪文化和认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布卢姆茨伯里派由一个朋友圈组成（除伍尔夫和凯恩斯之外），包括画家邓肯·格兰特[11]（Duncan Grant）、伍尔夫的姐姐瓦内萨·贝尔[12]（Vanessa Bell）、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13]（Lytton Strachey）和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14]（Roger Fry），还有诸多其他名气或大或小的人物。但这个群体的核心是弗吉尼亚和瓦内萨两姐妹以及她们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15]（Leonard Woolf）和克莱夫·贝尔[16]（Clive Bell）。所有这些人都参与入20世纪早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视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行为为疯狂；伦纳德和弗吉尼亚夫妇是最早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译成英语的人；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参与制定了《凡尔赛和约》（the Versailles Treaty），极力反对对德国施加惩罚性的赔偿条款；罗杰·弗莱是将现代主义和抽象艺术引介到英国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他成员——如里顿·斯特拉奇——则将他们的审视目光投向了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宗教虔诚和（对世界的）确定性：斯特拉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Eminent Victorians）一书中表明，19世纪英国那些表面光鲜、伟大的人物其实只是时代的产物。过去——尤其是在弗莱和斯特拉奇的作品中——并非一个圣地，国家也不是不加辨别地一味捍卫和颂扬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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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如何看待20世纪早期的文化和20世纪早期的英国，在布卢姆茨伯里派中盛行的态度是：拒绝接受传统社会生活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和观念。这种态度在他们的政治主张——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和社会态度上都有所体现。这个群体所接受的一些观念，在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实际上，在泛欧洲关系网和团体之中都可以找到这些观念的身影，其中包括对国家的含义和作用的质疑，以及对性别的严格定义的质疑。对上帝的信仰很少成为欧洲先锋派世界观的一部分。其不同形式的反教权主义（法国），或是反英国国教（英国）的行为并没有为传统的宗教形式提供支持。宗教、性别和国家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可以不加区别地接受的事物，而是应该受到批判性的对待，多数情况下被视为认知的障碍，毫无疑问会产生严重后果。凯恩斯认识到，1918年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只会造成长期的悲惨后果。伍尔夫坚决维护女性的权利，不单只是获得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是远离正统的、主流的男性价值观的束缚。但是，他们在言辞上或是作品中都主张性取向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在欧洲文化史上，第一次有一群人向男性和女性的生理会产生必然的社会后果和性别认同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再次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性别模糊和性倒错都是欧洲文化史的组成部分。但在布卢姆茨伯里的这些资产阶级名人家的会客厅里及苏塞克斯的乡间出现的，是一种有意识地打破生理性别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的实践。布卢姆茨伯里派有时被充满敌意的评论者称为“布卢姆茨伯里鸡奸客”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群体大部分成员关于性的政治主张同传统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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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对历史的著述向我们充分展示，历史写作会对历史做出错误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史学家想要呈现的真相，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真相。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欧洲和美国的女性主义史学家关注的是被忽视的女性历史。如希拉·罗博瑟姆[17]（Sheila Rowbotham）的名作《隐匿于历史》的书名所示，女性被“隐匿于历史”。同样，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的历史受到的关注，也不如更符合主流社会观念的群体和个人多。在这种语境下，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行为界定为20世纪早期英国或欧洲唯一离经叛道的行为会让人产生误解。事实并非如此，在整个19世纪，欧洲所有主要城市中都存在一种鲜明的不拘传统的文化[18]（bohemian culture）。这种文化汲取了后浪漫主义时期关于人类关系，尤其是创意生活的价值观。“不拘传统”的生活的产生是19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布卢姆茨伯里派是这部分历史在20世纪的延续。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历史有其特殊之处，即其历史及思想同当时的主流思想和事件有着确切的联系。不拘传统的文化通常游离于传统社会之外，而对于身处这种文化之中的人而言，这正是其吸引力所在。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又十分关心自己圈子之外的世界，介入20世纪一些主要观念的争辩及社会运动。其中有三个观念值得特别关注：性别角色，殖民主义和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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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三个基尼》（Three Guineas，1938）探讨了男性在教育和利益方面享有的优先权，她的小说刻画了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和物质世界之外的主观世界，二者都为她赢得了盛名。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其他男性成员还反对传统对男性的预设，尤其是认为中上层青年男子应该统率他人并规避想象和艺术世界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布卢姆茨伯里派所做的并不比数个世纪以来其他富有的年轻男子多：诗人雪莱（Shelley）[19]和拜伦厌恶自己阶层的期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个为情感辩护的世界。但布卢姆茨伯里派对男性性别角色抵制时，正处于男性气质及其表象在帝国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和维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之时。1910年访问无畏号战舰的骗局（the Dreadnought Hoax），是布卢姆茨伯里派最广为人知的集体举动之一。在这次骗局中，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精心伪装，脸上涂上黑色涂料，身着飘逸长袍，以阿比西尼亚[20]代表团的身份访问无畏号战舰。这次伪装天衣无缝，圆满成功。代表团受到了热情款待，在无畏号战舰上也受到了相应的礼遇。这次骗局结合了“颠覆的所有可能形式：嘲弄帝国、渗入国防、讽刺官僚程序、张扬性倒错和性别模糊”1。骗局完全获得了参与者想要的效果：对社会等级制度的虚伪进行了嘲弄，让这种等级制度的维护者显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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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访问无畏号战舰的骗局还有另一种解读，即这次骗局是一群具有激进思想的上层人士玩弄了另一群更具传统观念的上层人士。伪装行为涉及对一门非洲语言的戏仿（以致于在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中阿比西尼亚人总是同一门被描述为Bunga-Bunga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更多地体现了欺骗者对阿比西尼亚人——而非受骗者——的不敬。无论我们如何解读这次骗局，它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英国发生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无畏号战舰骗局中的冲突本身并不严重，但这些冲突的起因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伍尔夫认识到了较量的重要性。例如，她在1908年写道：“《每日电讯报》在讨论婚姻的神圣性。这个国家所有被抛弃的妻子和丈夫都在疑惑，婚姻仪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上帝的真言。这种愚蠢的做法真是令人难以置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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