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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1 伍尔夫在这些争辩中相当明确地表现了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支持后来被界定为“现代”：容许性别模糊（实际上是反对强势的性别确定论），开明对待其他社会团体的思想和影响，拒绝不加辨别地效忠国家、国教和君主。这一立场的对立方则认为，任何背离无条件热爱国家的行为准则、拒绝接受所有传统权威的行为都和背信弃义相差无几。伍尔夫和其他一些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如画家邓肯·格兰特和批评家罗杰·弗莱）所关注的主要还是现代审美，他们是用笔和画布在斗争。尽管伍尔夫在她的信札和日记（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表现了自己对金钱（的有无）在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地位的真实把握，但她很少参与公开、激进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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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3 这些问题——国家和社会问题，以及国与国关系的问题——弗吉尼亚的丈夫伦纳德和两人的朋友凯恩斯进行了探讨。在同弗吉尼亚结婚之前，伦纳德·伍尔夫曾在锡兰[21]担任民政官。这段经历使得他同另一名年轻的公职人员——乔治·奥威尔——一样，对帝国和殖民主义产生了怀疑。两人都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因为他们都无法忍受自己身处其中的权力体系。他们都认识到帝国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在这一点上伍尔夫的认识比奥威尔更加强烈），但二者又都认为英国人带给殖民地的价值观也有其可取之处。在这一方面，伍尔夫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者。他含蓄而非明确地提出：“进步”和“解放”之类的事是有的，而且同沦为殖民地之前相比，殖民地能够从英国殖民统治的某些方面获得更公正、更人道的解决争端的方式。政府——这里是指英国政府——并非一无是处，其对人类事务的干预也不应该一概受到讥讽。事实上，布卢姆茨伯里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凯恩斯也持这种观点。其政府投资经济的主张是大多数西方社会经济政策的基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受到保守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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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英国的文化出现了分化，无论在社会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上，布卢姆茨伯里派都坚定地站在了现代一方。史学家乔治·丹吉菲尔德[22]（George Dangerfield）（在他1935年出版的同名作品中）认为，这种分化是“自由主义英格兰的奇异消亡”。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出当时的传统观念在1914年之前消失有什么“奇异”之处，但丹吉菲尔德的作品让我们多少了解到变革的可能性。当时一部分人认可变革，另一部分人抵制变革。然而，在1914年，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突然转向现实：文化不再是不同观点的问题，而是战争的问题，并且这场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世纪的走向。E·J·霍布斯鲍姆就战争的爆发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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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7 它就像一场雷雨，打破了紧密的云层，洗净了空气。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浅薄和轻浮即将结束，令人生厌的19世纪改良运动中的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安宁与和平秩序即将破灭。这种安宁与和平秩序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同“官员苍白的虚伪”一起，遭到尼采[23]（Nietzsche）的批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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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19 尼采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化根源所做的预言性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19世纪社会进步理论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它使我们不仅能够从1914年欧洲的协约联盟或是魏玛德国的经济崩溃的角度，还能够从个人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所做的阐释的角度，来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物质层面上的解释都指向了各种形式的竞争——1914年之前欧洲列强之间殖民地的争夺、商业领域的较量以及海上霸权的角逐，纵容军事行为的“空头支票”——1914年德国支援奥匈帝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致使有效外交无法实现的秘密外交体系。所有这些都是战争为何在这一刻爆发的重要原因，而且都相当令人信服。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即战争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一种社会和文化需求，认可并实现颠覆分子和激进分子强烈批判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整个欧洲弥漫着极大的战争热情，这种热情存在于所有阶级之中。人们将战争视为解决欧洲竞争问题的方法、热情地欢迎战争，马克斯·韦伯就是其中的一员；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24]（Wittgenstein）毫不迟疑地奔赴了战场。就这样，在1914年的8月，英国、法国和俄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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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1 人们对战争充满热情，并抱有那种建立在“战争会在圣诞前结束”的假设。然而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战争的损失和残暴几乎立即就显现出来，触目惊心。保罗·福塞尔[25]（Paul Fussell）在《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一书中提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反映出战争的影响迅速产生：1914年10月11日，英国军队将征兵的身高要求从5英尺8英寸（1914年8月）降至5英尺5英寸。随着索姆河战役、伊普尔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等一系列无谓的战役的继续，参战各方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英国损失共计37万人，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军队有一半人年龄不足19岁。但英国和法国战后仍是一个完好无损的国家，不像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以这样或那样的革命方式失去了它们的君主和此前的政体。俄国军队指挥官的无能促成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战争留给德国的不仅是失败，还有政治混乱和政治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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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3 这是1919年聚集在凡尔赛决议德国和奥匈帝国未来的一帮人所为。会议基本上是由法国、英国和美国（1917年参战）主宰会议，决定对德国的和平条款，重新瓜分曾属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部分领土。梅纳德·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也参与了会议，但最终对与会者和会议结果深感厌恶，愤然离职，随后出版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这本书迅速获得成功，凯恩斯在书中提出了两点：和约的制定者是其偏见和文化的囚徒，他们所制定的和约不仅会破坏德国经济，还会影响整个欧洲的经济。他在评论法国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时，刻画了一幅无法理解任何自身经历之外的事物的领导人的肖像，这些人对世界的认识极其有限，不能想象传统之外的其他可能。凯恩斯将伍德罗·威尔逊描述成一个“又聋又瞎的堂吉诃德”，他的“愚钝在一群欧洲人中尤其值得注意”4。美国新增的巨大财富并没有造就强大的认知能力。相反，这个国家只是物质上富有，而理性思维上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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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5 在20世纪发生的另一次大战（1939-1945年）中，凯恩斯又回到英国政府担任公职。但他在对凡尔赛会议的与会者进行描述时，体现的是文化造就人的思想，要防止受到社会规范和传统限制的人制定影响广泛的重要决定，难如登天。在凡尔赛会议进行之时，欧洲各国的社会学家、作家和评论家也在思索现代世界的本质，并且是在被1914年的战争打破的新框架下进行的思索。此时，弗洛伊德已经完成其部分伟大作品，毕加索也已经展出过自己的画作。整体而言，在人文艺术领域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即同过去的彻底决裂必然会带来各种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全新的一代诗人和作家［其中包括罗伯特·格雷夫斯[26]（Robert Graves）、艾萨克·罗森伯格[27]（Isaac Rosenberg）、西格夫里·萨松[28]（Siegfried Sassoon）和威尔弗雷德·欧文[29]（Wilfred Owen）］，他们对战争触目惊心的现实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但在诸多方面和这些做出激烈回应的人同样重要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30]（George Simmel，1858—1918）和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31]（Georg Lukács，1885—1971）等学者。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形象地再现了战壕里的恐怖和当权者对屠杀和死亡的漠视。尽管这种回应激烈而持久，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它是反对人类苦难的怒号，是曾经出现过并且仍将继续出现的一种传统这一点尤为可悲。齐美尔和卢卡奇等学者［以及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32]（James Joyce，1882—1941）、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33]（Marcel Proust，1871—1992）和美国的辛克莱·刘易斯[34]（1885-1951）等小说家］所做的，是辨识他们所界定的20世纪“新”世界的特定特征，并尝试以各种不同方式（虚构的或纪实的）对其进行分析。这些作者在不同语境下以不同方式承认，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记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异化”。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及其同时代的齐美尔，进一步探讨并完善了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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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7 在20世纪最初20年出版作品的所有作者中，可以说是齐美尔定义了身处现代资本主义中心的人们的孤独，这一点后来被众多作者和作家视为20世纪的明确特征。金钱对一切人类关系的主宰以及人们对金钱的算计，即马克思所描述的“金钱关系”（‘cash nexus’），导致人类的生活变得孤独，甚至是唯我。在欧洲的各种知识分子圈子内，无论是在布达佩斯、巴黎、维也纳，还是在柏林，这些思想及其内涵都是先锋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更多的是集中在人员的伤亡和如何防止类似灾难重演上，这些思想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直接，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知识界对社会学这门新学科的接纳程度不及欧洲大陆。但弗吉尼亚·伍尔夫显然认识到了金钱（的有无）在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地位，诗人T·S·艾略特[35]（T.S. Eliot）（这位美国诗人长期居住在英国）在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文明价值观的崩解和当代生活的无望。艾略特在后来的作品［如1948年出版的《试论文化的定义》（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拓展了他的主题，即现代世界的商业和市场压力摧毁了“高雅”文化这一主题。当然，在当时，20世纪的“文化战争”已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又一次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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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29 一战结束后，欧洲（在科学、艺术、建筑和设计诸多领域）关于现代的自信日渐强烈，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现代”认知与一战期间释放出来的大规模合法暴力并无关联——人们通常将关于现代的自信同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现代”人（创立国际联盟的那些人以及推动世界和平和谅解的千万民众）不需要用战争来解决他们的困难，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懂得如何理性地规划城市、改善饮食、减少生理上的痛苦和治理城市。战争的可怕需求大大推动了19世纪医学的发展：整形外科、创伤的心理疗法、输血技术，尤其还有性病的防控。英国军队教授士兵如何使用避孕套：这是战争中学会的一课，这一课在和平时期也不能丢掉。1918年战胜而归的英国士兵（表面上是返回“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家”，实际上并非如此）带回来的是平民生活中的一个深刻教训，避孕套的使用是20世纪20和30年代英国人口下降的关键因素。一如既往，迎接士兵们的是高涨的爱国热情，但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城市生活的某些特征变得司空见惯的世界：广告宣传、大众娱乐，以及女性“解放”的思想（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正如史学家所经常指出的，战争再次成为社会变革的引擎：家仆数量急剧下降是战争带给英国的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工人的额外需求是通过雇用女性来解决的：在战争爆发前，工人阶级出身的单身女性除了在富人家充当仆人之外别无选择，现在，她们在劳动力市场有了相对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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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1 对多数欧洲国家及众多欧洲人而言，一战刚结束后的几年，是重建时期，相对和平。德国建立民主政府，英国选出第一届工党政府，法国和意大利迈开走向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的步伐。在英国，中断这种国内和平的并非英国同列强的关系，而是国内的阶级政治关系。在1926年，英国工会试图迫使政府做出让步，改善其成员的极度贫穷状况：当时的矿井和铁路仍归私人所有，在工会组织各行业工人进行为期一周的总罢工时，它们顽固地站在了政府一边。矿工的境遇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这次罢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工会丧失了人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以恢复。“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富人、权势者，取得对工会的持久胜利，确定了接下来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的阶级划分。对英国的一些社会群体而言，20世纪20、30年代是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的时期：私家车的时代来临，在城市周边建设城郊住宅区的时代开启，这里的住宅售价相对低廉，家庭生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但和这种物质条件的逐渐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工业地区——英国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威尔士的矿区——的持续贫穷。如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中所描述的，这些地区并没有像英国其他地区一样获得有限的繁荣，令人生厌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等政府社会福利政策，让救济金领取者备感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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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3 英格兰和苏格兰制造业地区的繁荣程度下降，部分是因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经济竞争，美国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科学管理生产体系的国家，这套体系被称为“泰罗制”（Taylorism），因其创建者F·W·泰罗[36]（F.W. Taylor）而得名。泰罗将人体比作机器，对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进行研究，确定了其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泰罗制从此同大规模生产关联，尤其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37]（Henry Ford）的工厂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后来被称为福特主义。工人被分成了小组，每组工人只控制和参与一小部分生产过程。在福特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厂和美国各地的工厂里，工人生产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可谓惊人。没有几家欧洲工厂的生产力能够与之匹敌，也没有几个欧洲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拥有巨大的内部市场。美国的国内生产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依托了巨大的内部市场。然而，作为一个异常成功的经济体，美国同时还受到生产过度和资金匮乏问题的深深困扰，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the Wall Street Crash）——股价暴跌，美国和欧洲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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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5 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连同数以千计的人自杀、成千上万工人失业的凄惨画面，标志着滋生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条件开始形成。到1929年，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已经息息相关：美元贬值给欧洲和美国带来同样的灾难性后果。在德国，德国马克一再贬值，恶性通货膨胀让储户的钱顷刻蒸发，投资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战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度呈现经济复苏，开始踏上繁荣之路，现在突然陷入大规模贫困和动荡。然而，尽管这次危机来势凶猛、影响深远，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美国经济主要由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开始走向复苏。政府支出开始慢慢恢复信心，世界市场似乎也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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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7 尽管如此，经济体系曾一度陷入混乱，欧洲和美国都看到了一个经济体系同与之休戚相关的社会体系崩解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预言危机将永远伴随其左右）现在看上去显然不是一种稳定和可靠的世界组织方式。就在欧洲人逐渐适应驾驭自然、确保效率的观念之时，世界上出现了另一种不确定性。但与对自然的不确定不同，关于这种新的不确定性，人们并未认识到他们对确保其可靠性无能为力。到1929年，欧洲有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是一种稳定和可靠的经济制度，必然会引发各种危机。确保所有人物质富足、消除资本主义种种危机——这些危机似乎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的唯一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施计划经济。批判者认为，“自由”市场无一例外会让最弱势的群体遭受无尽的苦难，无法确保到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一部分——虽然不是所有——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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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39 社会主义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于1917年出现在俄国。尽管其初期爆发的饥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但到1930年，这个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经济管理计划。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政府制定经济决策，而且这些决策至少名义上是以公民利益为出发点的。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众多欧洲人眼中，俄国代表了未来的希望，即一种有利于穷人和弱者的工业社会管理方式。和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其社会世界能够以可预见的方式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思想。对众多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热情的人而言，计划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核心理念。这种理念还同现代主义的诸多价值观相符：住房作为“居住的机器”的理念、为保持健康而做的身体训练，以及家务劳动中机器的使用都间接体现了一种观点，即世界以及个人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不应是随意或是偶然的，而应是由理性决定，并相应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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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1 艺术、建筑和小说领域的各种现代主义主题，就这样同社会的理性组织和身体的计划管理观念交织在一起。例如，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计划”生育和规划婴幼儿保育问题的观念。诸多此类观念受到各种群体的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计划”的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念，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虽说算不上是公然对抗，但这部分人的利益的确受到公有制的严重损害。到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所看到的众多思潮既表现出对现代的极大热情，又流露出对现代政治的无限担忧，因为现代主义［无论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还是毕加索的画作，或是伍尔夫的小说，抑或包豪斯[38]（the Bauhaus）的建筑风格］从一开始就被认为同社会进步关联，是对传统观念尤其是传统民族观念和性别观念的挑战。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性：它承认（往往是间接地）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无论在何种民族语境下，它所建立的生活方式都是相似的。如二战结束后的那些年所示，工业资本主义能够消除诸多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但是，与此同时，伴随工业资本主义而来的还有机器对人的控制、对地方性的侵蚀，以及官僚主义组织方式的“铁笼”（借用韦伯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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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3 民族和文化失控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德国的希特勒（Hitler）、意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和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上台的具体原因不一，文化根源各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个欧洲法西斯领导人中，只有西班牙的佛朗哥在上台时（并且在掌权期间）提出了重视宗教思想的诉求。实际上，一战之后，欧洲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世俗性：基督教的上帝在英国1914—1918年的战争宣传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尽管并没有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时，利害攸关的问题都是世俗问题。此时，社会已经不单是“现代的”，还是世俗的。但在众多人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逐渐形成的新社会问题重重：现代显然魅力无穷，但它同时又似乎打破了人们世世代代都习以为常的社会壁垒和等级。现代隐含一种能够控制世界和自我的意思，似乎没有给自发性、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以及存在差异的男女性特质留下什么空间。如果机器接手世界上的体力劳动，公共领域也鼓励女性参与，那么这个现代大都会留给男性的空间是什么呢？针对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给出了不同答案。好莱坞在西部片中重塑了英勇男人的形象，当时一部极为热门的电影《金刚》（King Kong）讲述了城市受到女人和野兽的联合威胁：大自然的报复。英国奥登[39]（Auden）一代的诗人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40]（Christopher Caudwell）所称的“垂死的文化”（‘dying culture’）的典型代表，他们远离一切形式的传统行为和权威。未来似乎既是规划好的，又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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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5 法西斯主义挑战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崇尚男性强大的体力，这种力量只存在于某些种族和男性身上。民族——以及民族观念——成为新的组织符号。它不再是过去勉强运行的无能的体系，而是一个全新的高效组织，通过中央经济计划，能够生产商品、保证就业，以及提供可靠服务。现代左倾、激进的一面转向了右倾。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并不排斥现代，而是与之一致。但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别政治和艺术存在分歧；在这些方面，其文化观点旗帜鲜明。法西斯主义宣扬父权和核心家庭的宗法秩序。（这两种社会组织方式在欧洲都实际存在过，但自18世纪以降，家庭已经呈现多元模式，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种主张并非只是停留在幻想层面：纳粹德国禁止已婚女性从事高薪工作，并严格限制她们的职业范围，甚至在额外劳动力最紧缺的时候，德国也没有征用女性。这种状况直到1943年1月才有所改观，但仍有诸多例外5。那些在欧洲北部逐渐盛行的节育手段——避孕，以及有钱人能够承担的堕胎——被法律明文禁止。众人向往的理想家庭——一个强大的男人挣钱养活自己的妻儿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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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7 法西斯主义恢复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同样，它也重塑了国家。颂扬国家权力的光辉时代成为法西斯政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墨索里尼称颂罗马帝国的辉煌，希特勒赞颂一个神话般无所不能的德国的诞生，只有其种族的优越品质才能抵御布尔什维主义、犹太主义和现代主义。国家——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抵制现代的文化堡垒：“堕落的”现代艺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怀疑主义倾向严重的社会科学，以及一切同不明确区分性别的观念相关的事物，都被贴上了危险和可疑的标签。那些没有选举法西斯独裁者上台的欧洲国家，明显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文化堡垒的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仿都铎式建筑风格在英国的受欢迎程度远远大于现代建筑风格，创作侦探小说的女作家歌颂了一成不变的英格兰乡村生活，大多对女侦探进行了谴责——马普尔小姐[41]（Miss Marple）例外。尽管如此，文化依然在朝着特征鲜明的现代发展，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至关重要，远远高于其他一切价值取向。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为了迎娶沃利斯·辛普森[42]（Wallis Simpson）宣布退位，他在谈及自己的决定时使用的措辞是个人的自我实现，是同“自己所爱的女人”在一起的权利。他没有谈及涉及离婚的宗教问题［不像20世纪50年代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所做的那样］，但他维护的是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的众多臣民都深深地祝福他，不单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还因为到1936年，英国已经出现了强调个人有权追求幸福的价值观。不论是通过个人关系，还是通过参与逐渐形成的消费社会，个人都有权追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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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49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粗暴地中断了这种文化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生活方式。战争给成千上万人口带来了灾难和悲剧。军事占领、强制移民，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将军队和平民都卷入了战争。苏联损失的兵力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强国，但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希特勒的军队，标志着战争发生了伟大转折。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美国加入战争，确保了美国资源（人力、装备及原材料）的供给，英国、美国和苏联短暂地结成同盟。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同荷兰部分地区、德国及法国一样，惨遭轰炸，经济破产。战后的当务之急是进行重建，确保这场战争结束后，军人和平民得到的交待要胜过一战的结束。1945—1950年，广大民众要求工党政府实施能够建立有效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到1950年，这一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自由党上议院议员贝弗里奇勋爵[43]（Lord Beveridge）“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措施也已经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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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51 英国能够成为福利国家，大部分基础工作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其间，政府控制了生产、就业和消费。政府征用未婚未育女性劳动力、定量供应食品和消费品，并限制旅行，这些措施对公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在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大力宣传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影响。国家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乔治·奥威尔创作《1984》的灵感。该小说于1949年出版，深刻刻画了现代世界的本质（为描述现代世界提供了一套词汇），启发了后世关于现代国家和公民生活的认识。然而，《1984》只是对1945年之后的世界的一种解读，它不仅强调国家控制，还突显了历史、公民自由及私人空间的消失。这种解读对民主和自由的未来深感悲观。其他叙述二战影响的作品也表达了与奥威尔类似的观点。例如，史学家保罗·艾迪生[44]（Paul Addison）提出，二战期间形成了一种倡导国家计划和社会工程的舆论。“战后舆论”（同时也是战时舆论）的观点虽然遭到批评，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即主张国家有责任维护社会公正、提供物质保障。这一主张直到1979年才受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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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53 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中，英国及英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1945年之后的几年中，英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其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也大大降低。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战争中形成的合作关系结束，英国站到美国一边，并一直严守这些政治界限直到20世纪结束。但在1945—2000年这段时间内，给英国公民的生活带来更大影响的是日常世界中发生的重大变化，而非全球政治。我们可以界定其中的两个变化，它们给普通公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可能最大，并催生了大批理论著作来为之解释或是辩护。这两个显著变化一个是工业的转型，从制造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公民成为“消费者”；另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和性革命。尽管英国经历了这些变革，但其阶级不平等、财富分配不均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这个国家在日常行为方面变化巨大，但阶级的划分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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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55 在众多情况下，英国的制造业都曾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领军行业。然而，欧洲其他国家逐渐成长为重要的工业大国，更关键的是美国崛起，挑战并动摇了英国的领军地位。到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在制成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显然，如果英国想要参与来自工党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45]（Harold Wilson）所说的“白热化的技术革命”，就必须发展新的科技竞争力。可悲的是，这种白热状态似乎更适合其他国家，英国的制造业持续衰落。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各届政府仍继续支持英国的工业（如汽车制造业），但到70年代末，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诞生，质疑了政府的这种做法：米尔顿·弗里德曼[46]（Milton Friedmann）和芝加哥经济学派（the Chicago School）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在减少政府的作用和职责的呼声中上台。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凭借类似政策当选为美国总统。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地位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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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57 但是，如果说一个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的话，那么他们思想的其他一些方面则日渐成为日常世界的一部分。布卢姆茨伯里派一直以来都对同性恋及婚外性行为持包容态度，坚决反对社会生活的繁文缛节。这个群体绝不是第一个逾越传统社会障碍的群体，但即便是他们，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到1980年，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做出妥协：社会已经开始包容公开的同性恋行为，当然，歧视依然存在；“同居”这种传统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开始变得有些司空见惯；“私生”这个概念听起来仿佛已经时代久远。如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所言：“我们现在都是不拘传统之人”6。然而，这些变化也受到了质疑。在部分人看来，20世纪60、70年代的“性革命”是在迈向社会堕落，对离婚、堕胎和同性恋方面的法律的修订也遭到强烈反对。但抵制并不能阻止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战后几年充分就业的情况让人们对社会世界充满信心，人们看到的是机遇，而非限制。推广高等教育等政府政策，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信心。在二战前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消费品（汽车及家用机械产品）逐渐普及。汽车的普及改变了城市景观。旅行的大众化、消费品的普及，以及流行文化的盛行，改变了整体社会生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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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059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0世纪20、30年代创作的小说和散文中描述了城市生活的本质，她实际上是在刻画现代主义的初期。她于1941年自杀，此时现代主义也明显表现出它不仅能带来宽容，还能引发冲突。欧洲法西斯势力掌权的原因复杂，但法西斯主义的部分心理动力就是要坚决抵制现代主义所代表的一切：民主、文化多样性、文化宽容，以及以理性、世俗的方式治理社会世界的观念。20世纪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悖论就是，法西斯主义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个传统：规训社会世界。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就是在启蒙主义的问题与对策的范式下进行的。启蒙主义削弱宗教权威，代之以将社会和人为建构的事物置于中心，这种做法使政治和政治决策超越了道德的约束。奥威尔在《1984》中探讨的，正是现代的这种道德缺失的本质：他认识到的是一个可以自证其合法性的社会，因为它已经摒弃了其他一切价值观。正是这种对“社会”形式或本质不予质疑的社会建构，构成了西方范式的一部分。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这种范式越来越不需要为自己辩护。计划经济不存在了，也就没有了证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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