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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哈罗德·威尔逊（1916-1995），英国政治家，1964-1970年，1974-1976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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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货币学派的创始人，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货币稳定方案》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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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第五章 历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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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圣西门出版《论实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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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1854年奥古斯特·孔德出版《实证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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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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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埃米尔·涂尔干出版《社会分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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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涂尔干出版《自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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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格奥尔格·齐美尔出版《货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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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1905年马克斯·韦伯出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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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涂尔干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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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出版（系作者死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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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米歇尔·福柯出版《知识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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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希拉·罗博瑟姆出版《隐匿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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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朱丽叶·米切尔出版《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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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看来，1500—2000年间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影响深远，我们只能怀着深深的敬畏（有时甚至是绝望）来仰视这5个世纪。我们一般会认为，一个生活在1500年的欧洲人穿越到2000年来时，眼前这个新世界一定会让他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但如果考虑到1500年和2000年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的话，我们就不会不假思索地下这样的结论了。对英国人而言，这几个世纪一直传承下来的事物中就包括民族和君主。尽管英格兰和苏格兰直到1603年才实现王朝联合（而且这种联合后来也历经波折），但英格兰的王位经历数个世纪一直传承下来（期间短暂地中断过）。君主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但它仍是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的象征（而且并非完全多余）。我们只需从1500年往后再推数十年，到16世纪，就能发现1500年同2000年的另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即英国的君主仍是英国国教的最高首领。在英国，教会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从16世纪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自己如今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之中，这个国家本身仍同某一特定宗教紧密相关。1500年的民众在审视2000年时，可能会对人类创造的这个工业化的都市世界惊叹不已，但效忠国家仍是同笃信英国国教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些时空穿梭者把目光从那些诞生于工业化的城市和城镇移开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发现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大地主仍然在乡村和城市拥有大片地产。如大卫·坎纳丁[1]（David Cannadine）所提出的，尽管贵族阶层可能在19世纪就已经失去了社会权力，但过去的某些富有家族在21世纪依然富比陶卫1。例如，斯宾塞家族——因戴安娜·斯宾塞（Diana Spencer）嫁给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而为广为人知——在16世纪靠牧羊业赚取了巨额财富，到现在仍然富甲一方。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贵族阶层失去了地产和政治权力，从这一层面看，他们“没落”了，但对社会的某些群体而言，他们仍然具有吸引力，依然是这些人的人生目标。已故保守党下院议员兼日记作者艾伦·克拉克[2]（Alan Clark）的家族虽然是靠贸易发家（贩卖棉线），但他一直以“贵族”自居，到处炫耀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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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该带着怀疑的眼光来审视1500年或是16世纪至今发生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有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现代社会的伟大“主义”（isms）以及现代社会学的宏大主题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理性化、个性化和国家建构：所有这些都属于“现代”，在16世纪都还只是处于雏形阶段。但是，如德里克·塞耶[3]（Derek Sayer）在《资本主义与现代性》（Capitalism and Modernity）一书中指出的，到16世纪，自由劳动同市场相遇，而且这场相遇没有逃过300年后的卡尔·马克思的注意。塞耶在论及马克思的评论时写道：“《资本论》声称自由劳工和资产者在市场的相遇包含了‘一个世界的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认为确实如此，最早创造世界历史的是资本主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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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6世纪的这种评论提醒我们，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可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生产的诸多社会关系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生产关系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赤裸裸地野蛮，但财富的分配依然遵循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的模式。福利国家的出现和长达两个世纪的劳工组织历史缓和了资本主义最为极端的方面，但社会不平等仍是西方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认为它随着已经发生的其他文化和社会变革消失了。正是在这一点上，1500年同2000年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即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以下几个事实：人均寿命几乎增长了一倍，产妇的死亡率大幅降低，4岁以下婴幼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在西方，文盲率几乎为零，几乎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到16岁。同1500年相比，自然灾害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瘟疫和饥荒已经在西方灭迹，虽然悲观主义者会指出，以往的大瘟疫被根除之后，又产生了艾滋病之类的新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500年的历史中，人类至少取得了一个进步，即不再用火刑来处决女巫，或是不再普遍相信迷信，尽管我们妖魔化的能力似乎没有减退多少。人们现在偶尔也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极少），例如，小詹姆斯·巴尔杰（James Bulger）谋杀案[4]，这里体现的仍是人性恶的一面（似乎没有别的合理解释）。罗马天主教已经废除地狱和炼狱说（对1500年的众多民众而言可能算得上是好消息），但在公众意识里明显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世界，一个不再关乎女巫和迷信却又超越人类认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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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本可以让我们放弃世界不可知论——取而代之的观念是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物都能够找到解释。如前文所示，启蒙运动没有确切的起讫年代，只有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它被普遍视为一个欧洲人思考世界的方式发生变革的时期。众多作者认为，启蒙运动总是同“现代”关联，因为启蒙主义的思想（实质上是康德所说的“敢于认知”）与科学和“理性”的到来有关。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某些学科（尤其是数学）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其二，在一些作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5]（Zygmunt Bauman）——看来，启蒙运动催生了一种缺乏道德认识的理性观念3。在鲍曼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用来解释希特勒在1933—1945年间对犹太人的迫害）的数十年前，就已经有其他作者对理性的价值和现代世界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创作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得出结论，“现代”文化既是一种颓废的文化，也是一种受物欲驱动的文化。在他笔下的现代世界中，“匆忙是普遍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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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潮水正在退去，留下一片片沼泽和一滩滩死水。国与国之间再次变得势不两立，恨不得彻底摧毁对方。人们毫无节制地本着自由放任的精神盲目追求科学，动摇并瓦解了一切坚定的信仰。文化阶层和国家在可耻的货币经济中随波逐流。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世俗，这么缺乏爱与善……包括当代艺术和科学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在为即将降临的野蛮服务。文化人蜕变成文化的头号敌人，因为他想虚伪地否认这种疾病的普遍存在，从而阻扰医生进行治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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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时代的产品粗制滥造、生命周期短，面对产品这样的本质，英国的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人也提出了对现代世界的类似看法。但尼采的批评已经远远不只是从美学的角度表达对机器时代的产品的憎恶。他对现代的批评不仅仅是在哀叹传统手工业的衰退，而是在抵制“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一切预设，尤其是对利润的无休止的追逐，以及任何可被视为超越的价值观的缺失。和马克思一样，尼采的写作对象是现代所造就的文化——现代性。对二者而言，“现代”——有别于现代性或是现代主义——是指市场价值观取代其他一切价值观的时代。这些观点质疑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物质关系。在这种语境下，启蒙时期与其说是一个人类认知和解放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社会世界陷入更深的困惑的时期。因此，启蒙时期形成的哲学思想，甚至还有社会学这门学科，不是研究世界的全新方法，而是这种颓废文化自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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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19世纪欧洲社会表现出的深深敌意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因为他深刻影响了欧洲历史和哲学的发展，还因为他在作品中指出了后启蒙时期思想的断裂。启蒙运动促使——实际上是鼓励——人们研究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一点所有著书论述启蒙运动的作者都毫无异议。但某些人认为，这势必会导致自发性的丧失，这种自发性是非理性的，通常被人们称为“情感”。如果说，在18世纪末，思考并建构自身在社会世界的位置成为人类存在的新模式，那么那些很少进行理性思考、很少凭借理性行事的人又该如何呢？简·奥斯汀可以说是启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在她的叙事里，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进行缜密思考并做出理性判断。但奥斯汀本人非常清楚对情感生活的这种刻意控制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她在作品《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中塑造了一个理性的女主人公和一个感性的女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奥斯汀对这两类人都提出了质疑，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恰恰就是在18世纪末困扰作家和艺术家们的这种划分——理智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6]（Coleridge，1772—1834）、华兹华斯[7]（Wordsworth，1770—1850）、拜伦（Byron，1788—1824）、济慈[8]（Keats，1795—1821）和雪莱（Shelley，1792—1822）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关注着这一问题。“有序的生活”这一概念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概念几乎排除了“感觉”、“情感”以及与理性相对的、强烈的非理性情感关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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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在19世纪最初数十年看到的，不是对理性价值观的质疑，而是对富有创造力的自然生活被边缘化的质疑。这种思想的断裂成为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社会的核心张力：人们认识到世界可以被改变、被重构，世界的秩序可以重新建立；上帝变得可有可无，自然可以被掌控。但人们开始产生忧虑，形成一种上自浪漫主义诗人下至乔治·奥威尔的传统，即过多地强调社会世界的秩序会减少人类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把建构19、20世纪历史的诸多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置于这个传统之中进行考虑：不拘传统的社会风气的增长，对身处社会边缘的艺术家的膜拜，政治审美化，以及法西斯主义对领袖气质和卓越的崇拜。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商品的拥有越来越民主化，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简单自然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秩序和计划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繁荣，但在众多公民看来，它们似乎抹杀了情感和生活的真实性。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诸多研究20世纪的学者将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和青年文化中享乐主义的迅猛兴起——后者给社会带来的破坏较前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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