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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51 《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于1961年出版，福柯在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疯癫治疗史的观点［尽管他在后来的著作，尤其是《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1963）和《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中继续对诸多相关主题进行了讨论］。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对传统观点提出异议，该传统观点认为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对待“疯子”的方式，比禁闭更为人道。福柯引用了英国人塞缪尔·图克[18]（Samuel Tuke）的例子——他在约克创立了精神病患者“收容所”。多年来，图克（及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从事类似工作的人）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仁爱的价值观的驱动，他的工作基本上体现了启蒙主义对如何对待病患和穷人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图克同代表18世纪进步模式的其他人物是一脉相承的，例如慈善家托马斯·考勒姆收留弃儿的工作。另一方面，福柯则表达了一种相当不同的看法。他写道：“图克建立了一所精神病院，用责任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痛苦取代了对疯癫的无限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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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53 福柯解释自己的观点时用到了图克的例子，图克曾为精神病院的患者和受邀客人举办茶会。据图克所说，举办茶会的意义在于为患者提供一个接触“普通”人、参与社交场合的机会，在这样的场合里，所有参与者都彼此尊敬、礼貌相待。在福柯看来，这些场合对患者并非有益。相反，他提出：“精神病院现在必定代表社会道德的伟大延续。家庭和工作的价值观——所有被普遍认可的美德——现在都支配着精神病院”。11那些疯子所得到的就是他们被囚禁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福柯在其他作品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命题，但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至关重要的是他对一种观点的质疑，这种观点始终将启蒙运动视为人类解放的一种形式。福柯意识到，理性实际上并非一种解放力量，而是一个禁锢人类的观念。这种意识相当重要。在福柯对世界的描述中，图克的精神病院的患者在茶会上的举止应该合乎传统，他们无处可以“发疯”，只能是清醒的“病人”。这样，启蒙时期以前关于“疯癫”的理解——疯癫状态下，人类的行为和认知基本上不能为理性所理解，就是关于一个理性不可及的人类行为与意识领域的理解，这种理解被疯癫与心智健全，或是理性与理性缺失的二元对立所替代。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和存在状态在启蒙时期之后便不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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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55 福柯对传统历史认知和叙事的最大挑战，是他对启蒙运动之后人类不断进步的正统观点的质疑。在对待疯子、罪犯和被监禁者的问题上，他反对普遍接受的观点，对启蒙运动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但福柯并没有摈弃启蒙主义的核心观念——理性和推理。他从来都不认同启蒙时期某些观念的制度产物，但也并没有成为“非理性”的代言人，尽管有人这样认为过。福柯一直认为，对一切有关世界的现有观念和预设进行批判性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在福柯所有研究领域（疯癫、医学、性、监狱）的语境中，他始终拒绝将任何归类或定义视为一成不变的。例如，福柯本人是同性恋者，但他对涉足同性恋的政治持谨慎态度：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接受并实践一种被建构的身份。在他看来，这种被建构的身份并没有解放个体的人，而是将他们固化在一个社会定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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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57 福柯于1984年去世，去世前已经成为解读古代和现代领域极具影响的人物。其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提出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而不在于对规训概念的强调：他为不同“话语”（discourses）的表达创造了空间，挑战了在知识和权力间建立更紧密联系的传统观念。马克思主义就社会世界的认知存在一种预设，即思想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复杂方式）同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相关。尽管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大多数人都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但他们很少挑战这种分析，并且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福柯关注的并不是物质，他的研究是要建立一个思想占主导的理论模式。但他这样做也使自己卷入一场就社会行动的起因展开的更长久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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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59 如果回到这段历史的肇始——1500年的世界——我们会发现，人们对社会世界和人类行为的解释相当有限，主要是基于自然主义对个体的人的解释：人们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某些特征“自然”和他们的生理性别相关。年龄、性别和种族对性格和行为有直接影响，并且个人应该遵从的社会规范都来自基督教教义。1500—1700年间的文献大量描述了人类的各种情感能力，人们还认识到人类具有犯下广为人知的七宗罪的巨大能力。这样，个人和个人行为受到关注，人们做出各种努力去解释人类的行为方式。但社会世界同个人行为——以及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未经探索的领域。对这个领域的探索成为18世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促使人们开始对宇宙进行探究，而在此之前则人们认为宇宙是一成不变的。正如“自然”世界已经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社会世界也将步其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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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61 尽管如此，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紧密相连的，欧洲思想的这一特征仍保留到了21世纪。回顾18世纪的历史和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作品，我们既能看到对世界的激进探究，也能看到对世界的绝对固化。在《人类理解与道德原则研究》（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77）一书中，休谟这样描述人与人（在这种语境下，“人”指男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自然加之于人身上的差异巨大，而且这种差异因教育、榜样和习惯作用仍在不断扩大……”。12这一评论的重要之处在于，造成人类最初差异的是自然，而不是社会世界。尽管休谟认为自然是人类差异的根源，他还是从社会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例如，在思考那些在他眼中明显属于古希腊人的某些不幸行为时，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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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63 希腊人的爱，我不想更具体地审视。我只想指出，不论这些爱有多么值得谴责，它们都起源于一个非常单纯的原因，即这个民族频繁的体育锻炼。这些爱被推崇（尽管不无荒谬）为友谊、同情、相互依恋和忠诚等品质的源泉，这些品质在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都备受尊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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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65 希腊人因过多的身体暴露而接受同性恋关系（休谟不愿“更具体地”审视的那种爱），这一命题在本质上相当现代。它承认人类行为可以被塑造，“自我”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与此同时，休谟仍是典型的18世纪哲学家，其作品的其他部分（包括上文引文）认为，个体的人之间存在“自然”差异，这种观点自那时起就一直备受争议。人与社会中同“自然”和“自然的”发生的联系不断变化、难以捉摸，这种联系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言论中依然会涉及“自然的”事物，而且尽管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进步，承认环境和命运可以塑造人，但我们仍保留了一种强烈的意识，相信有些事是自然所赋。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中，我们都能看到“自然事物”的权威。在19世纪，就有作者论及“女性的天性”，那些作者在我们现在看来相当激进，他们还提出，公众就人类行为存在一些理所当然的观念。在20世纪，弗洛伊德挑战并动摇了人类的性别气质绝对取决于生理性别的观念，但正如诸多批判者所指出的，他仍认为人类行为差异的根源在于“自然的”生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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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67 然而，尽管“自然的”事物在诸多重要方面依然是我们对世界认知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受到社会理论中两个传统的挑战。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它挑战了人类社会及其价值观是“自然所赋”的观念。如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所示，认识社会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这种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成为过去100年历史的一部分。即便在那些没有完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也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社会世界能够（而且往往应该）被改变。这个传统被称为“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现在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二是女性主义，这个传统的形成较晚，20世纪才出现，它拒绝接受女性在世界的“自然”位置。近年女性主义框架下的理论研究——例如，朱迪斯·巴特勒[19]（Judith Butler）的研究——提出，被建构的不单只关于是身体的理解，还有身体本身。14巴特勒的研究是至今与自然和“自然”逻辑偏离最远的一种：她认为（其观点与弗洛伊德一脉相承，强调自我的不稳定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所有行为和对世界的所有期待都是社会决定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所认为的“自然的”自我并不存在。然而，如果没有“自然的”自我，如果我们不能自安于男人或女人，或是母亲或父亲的身份，那么现代‘自我’的本质就成了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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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69 现代“自我”的塑造一直以来都是20世纪的作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如何生活的问题，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已经存在，但在启蒙运动及工业资本主义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首先，西方社会已经放弃通过宗教来树立世俗权威：宗教基本上已经为世俗价值观所替代，尽管近年来宗教在基督教以外的较强硬的宗教中得到了更肯定的表达。其次，西方社会为众多公民（多数情况下约2/3的公民）提供了合理的物质保障，让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关于个人生活的法律法规得到修订，既有废除的（例如，限制同性恋行为的法律被废除，同性恋行为合法化），也有增补的（例如，家庭暴力受到社会管控）。因此，同前人相比，我们中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更加繁荣、形式上往往更加宽容的世界里。与此同时，我们还面对写作中有关现代自我的两个强大主题。一个是异化和失范的主题，是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20]（Dostoevsky）、卡夫卡[21]（Kafka）、加缪[22]（Camus）］和社会理论家［例如马克思、涂尔干、大卫·里斯曼[23]（David Riesman），以及近年的罗伯特·帕特南[24]（Robert Putnam）等研究“孤独”的美国社会学家］共同关心的主题。15现代世界中“迷失”的人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另一个主题是现代自我具有性别、种族和阶层的多重身份，而且这些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或是恒久的。这两个传统共同传达了一种关于现代自我的观念，即现代自我是一个异化的、迷失的人，深陷波德莱尔所说的“这可怕、凄凉的画面”之中。16生活在现代的欧洲人同16世纪的欧洲人有某些与生俱来的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一个生理性别和一个民族身份。但现代自我同16世纪的自我的区别在于，在进一步表达那些与生俱来的特征方面，现代自我有更大的个人选择空间。人们可以更换国籍（或是因被迫移民而不得不更换国籍），可以选择性别和性取向。（例如，避孕使生儿育女成为异性恋行为中的一种自愿选择，就像当代欧洲同性恋政治让同性恋成为一种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社会选择。）人的寿命更长，而且身体也能根据个人健康或是虚荣心的需要而进行各种改造。生儿育女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仍然大于男性，但除此之外，女性和男性的生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趋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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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71 因此，现代自我在个人身份的确定方面比16世纪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政策要求人们必须去教堂做礼拜。）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拓宽了个人的认知和研究的范围。然而，后启蒙时期的一个传统表明，它并没有向我们揭示世界的真实面目，而是对未来造成了负面影响。查尔斯·泰勒[25]（Charles 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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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73 这样，启蒙运动中的自然主义认为它是在揭露禁欲主义的代价，以此来驳斥基督教。尼采常将“道德”仅仅视为妒忌、弱者的手段或是怨忿，这样就剥夺了它成为我们价值取向的可能。福柯在其作品中似乎在主张一种（我认为）不大可能的中立，认为一切道德立场都不具备约束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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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75 借用泰勒自己的话，此处他是在驳斥“一个基本错误，即认为如果一种善会招致苦难或毁灭，那么它一定是无效的”。事实上，泰勒维护启蒙时期的价值和理念，不是因为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20世纪发生的恐怖事件实际上与启蒙运动无关，而是因为他希望维持启蒙运动开启的一种无限可能的意识。在这一方面，他对现代世界并非抱有悲观态度，也没有采用他在描述福柯理论时所说的对待历史发展的道德中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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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77 泰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20、21世纪社会学研究的一剂解药，这种研究（自韦伯以来）强调官僚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无法挽回地朝着一个冷酷无情、本质残暴的社会发展。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启蒙主义……的玫瑰色红晕似乎在不可挽回地褪去”。在20世纪晚期的社会学中，韦伯的影响依然强大。除了技术变革带来的整体的物质繁荣之外，人们对当代西方个人生活的本质普遍感到悲观。只有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一书中对当代公民的个人生活提供了一种更加积极的解读，指出了男女关系的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民社会民主化程度的相应变化。18除此之外，人们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预言的未来在诸多方面已经成为现实：无所不在的监视、粗糙而空虚的流行文化、政治差异的抹杀、对历史的整体摈弃，以及语言的退化。奥威尔所描述的极权社会在当代文化中能找到诸多例子。事实上，奥威尔创造的词语“老大哥”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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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79 奥威尔在《1984》中虚构的极权社会通常被解读成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写照。但我们知道，奥威尔的小说旨在说明所有社会发展极权主义的可能性，不光是苏联，欧洲也一样。尼采和韦伯都是这种可能性的伟大预言家：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指出，社会世界在向一个缺乏价值的世界转变，没有为查尔斯·泰勒所说的“神对人的肯定”留出空间。韦伯同时代的学者［如政治学家罗伯特·米歇尔[26]（Robert Michels）］强调了极权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可能。但除了这个传统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早在19世纪中叶它就界定了资本主义新的技术世界具有带来繁荣的潜力，这种繁荣只有通过对财富创造者的无止境剥削才能实现。然而，在这个等式中还加入了对利用自然的担忧，这种担忧本身对未来而言可能是个好兆头。启蒙运动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控制自然世界的极端不利因素，资本主义将这种能力用于无止境的剥削之中。尽管如此，正是这种对自然资源有限的认识促使人们不断思考，而这种思考实际上又协调了自然和文化。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似乎可以变得不那么对立。如果这都有可能的话，那么在1600—2000年间塑造欧洲的那些分化也就有可能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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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81 [1]大卫·坎纳丁（1950—），英国史学家、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史、商业史、慈善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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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83 [2]艾伦·克拉克（1928—1999），英国政治家、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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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85 [3]德里克·塞耶（1950—），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之都布拉格：一个超现实的历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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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87 [4]詹姆斯·巴尔杰谋杀案，发生在英国利物浦市默西赛德郡克比镇（Kirkby, Merseyside）。1993年2月12日，2岁大的詹姆斯·巴尔杰跟母亲到当地一家购物中心购物。两名10岁的孩子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和乔恩·维纳布尔斯（Jon Venables）将他带走，途中对其进行殴打、恐吓，还将其推入河中。沿途绝大多数路人没有进行干涉。后来两人将詹姆斯带到沃顿小镇（Walton, Liverpool），将其慢慢虐待致死，还将其尸体置于铁轨上。14日，詹姆斯被火车碾轧的尸体被发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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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89 [5]齐格蒙·鲍曼（1925—），波兰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后现代伦理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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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91 [6]柯勒律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古舟子咏》《忽必烈汗》等，与华兹华斯合作发表了《抒情歌谣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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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93 [7]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843年被任命为“桂冠诗人”，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一同被称为“湖畔派”诗人（Lake Poets）。代表作品包括《孤独的收割人》《序曲》《水仙花》《丁登寺旁》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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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95 [8]济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恩底弥翁》《伊莎贝拉》《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颂》《给拜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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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97 [9]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权力主义人格》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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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8299 [10]赫伯特·马尔库塞，德裔美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主要著作包括《无产阶级的物化》《历史唯物论的现象学导引》《爱欲与文明》《理性与革命》《辩证法的课题》《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论解放》《审美之维》《单面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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