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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皮洛士式的胜利或惨胜，指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皮洛士（Pyrrhus）是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曾率兵至意大利与罗马交战，付出惨重代价，打败罗马军队，由此即以“皮洛士式的胜利”一词来借喻以惨重的代价而取得的得不偿失的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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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Les Gestes des Chiprois，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Documents arménians ，vol. 2，Paris，1906，p.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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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原文leaning，但根据上下文语境猜测是learning的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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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也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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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udolph von Suchem. Description of the Holy Land，and of the Way There ，trans. Aubrey Stewart，London，1895，pp.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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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Paris，1874，pp.2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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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ringle，Denys. The Churches of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vol.4，Cambridge，2009，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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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 [:170631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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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 第六章 征讨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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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年冬至1290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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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年末，两个人来到亚历山大港请求觐见嘉拉温，他们来自的黎波里伯国。到现在为止，这个十字军王国的领土已经缩减到黎巴嫩海岸边的一块狭小飞地，除了这座城市本身别无所有，不过其仍然作为一座有价值的港口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使用着。在其统治者博希蒙德六世死后，各大派系为了统治权力激烈争吵，导致这个国家的机能受阻，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形势之下，热那亚人看上去将会占上风。这将有可能让热那亚人同时控制利润丰厚的黑海奴隶贸易和北部叙利亚的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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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访客力陈己见：热那亚人在的黎波里策划的一场政变将会使他们支配这一地区的贸易，而这将会损害苏丹的利益。没有热那亚人的话，的黎波里只有武装起十到十五只桨帆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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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既然热那亚人将其收入囊中，他们就有能力武装起三十艘桨帆船，因为他们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的黎波里；而如果他们拥有了的黎波里，他们就会成为海上霸主，结果是那些打算来到亚历山大港的人不得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港口内外往来人士皆是如此，这对那些在您的王国做生意的人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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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是由阿卡一位消息极为灵通的人士记录的，他的真实身份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证实。他可能是一位名叫杰拉德·德·蒙特利尔（Gérard de Montréal）的骑士，也可能不是这个身份，但他在历史上更多地是以其化名——“推罗的圣殿骑士”（Templar of Tyre）出现。他看起来是耶路撒冷王国处于主导位置的家族里的一个小贵族，而在为圣殿骑士团服务时，他本人的身份却不是圣殿骑士。由于会说阿拉伯语，他曾担任圣殿骑士团大团长纪尧姆·德·博热的翻译、谋士，且很可能是他的情报官员。这位圣殿骑士团编年史作家大约35岁，一直近距离地接触着耶路撒冷王国的各种事件——而且他将会留下1291年春季阿卡围攻战的目击者记述。这是基督徒一方关于此事最生动的记录，即使他的价值判定很可能倾向于他所服务的圣殿骑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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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知道嘉拉温的这两位访客的国籍——“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谁”[2] ——但是他没有说。他们十有八九是威尼斯人：如果热那亚人在的黎波里发动政变的话，受到不利影响尤为严重的就是他们本国的商人群体。三个意大利城邦国家之间的敌意在圣萨巴斯之战后并没有减少，威尼斯人与比萨人大体上是同一阵营，而热那亚人则奋力重建他们在海岸上失去的地位。这两个人很可能是去亚历山大港将威尼斯与马穆鲁克的贸易特权协议最终敲定，这些特权在当年的11月被授予了他们，但诋毁热那亚人的机会也不能错过。这就为嘉拉温提供了向的黎波里进军的动机，因为与的黎波里的停火协议只是他与博希蒙德个人之间的协议，在博希蒙德死后自然失效。持续不断的派系纷争也有助于分裂海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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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年1月，马穆鲁克军队开始在开罗附近集结，而战役的后勤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拜巴尔的做法被保留了下来：苏丹并没有公布战役目标。但在阿卡，纪尧姆·德·博热很快就得知的黎波里将是兵锋所指。所有从马穆鲁克宫廷泄漏出来的情报来源都指向嘉拉温麾下的一位埃米尔——巴德尔·丁·别克塔什·法赫里（Badr al-Din Bektash al-Fakhri），操着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推罗的圣殿骑士”对这些安排毫不讳言：“这位埃米尔就是武备官（Emir Silah[3] ，意为负责武器的埃米尔），他已经习惯于在苏丹妄图做出伤害基督教利益的事时，将对基督徒有利的事情通报给圣殿骑士团的团长，而团长每年都向他送去价值不菲的礼物。”[4] 敌我双方都在玩这种间谍游戏。嘉拉温在阿卡内部也有自己的线人，包括一个名叫贾万·坎达克（Jawan Khandaq）的男人，他将十字军的动态汇报回埃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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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纪尧姆·德·博热向的黎波里发出警告时，他的话无人采信。这位大团长因擅于玩弄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而臭名昭著。他的预警被认定是一个花招。与此同时，马穆鲁克以其惯常的决然气势向前推进；军需品补给点已经沿着进军路线设立完毕，攻城器械和防护掩体所需木材也已采伐，志愿者们踊跃参军。博热派出了第二名信使，但是的黎波里内部派系的尔虞我诈仍未消停，直到1289年3月下旬，苏丹的军队几乎快进入了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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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直到最后一刻才决定派出援军沿着海岸前去增援。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分别派出由己方元帅若弗鲁瓦·德·旺达尔（Geoffroi de Vendac）和马修·德·克莱蒙（Matthieu de Clermont）率领的支队，由让·德·格拉伊指挥的一支法国分队加入其中。耶路撒冷与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二世也派出自己的弟弟，当时只有17岁的阿马尔里克（Amalric）率领骑士和4艘桨帆船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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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支舰队的话，的黎波里很难被完全包围，可是嘉拉温就是没有舰队。根据当时身在围城现场的叙利亚贵族阿布·菲达（Abu al-Fida）的描述，“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城区都被大海包围，除了东侧之外再没有其他适合地面进攻之处，而那里（可供施展）的空间很小”。[5] 然而，马穆鲁克熟练的攻城技术势不可当，而且苏丹召集了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据圣殿骑士团编年史所载，“苏丹准备好他的攻城器械，大小型号都有，并且在城前架设起他的木障（buches，意为木制的防护掩体）和卡拉巴哈斯（carabohas，意为较小的攻城器械），他摧毁了周边的乡村地区，并通过挖掘地道突破了第一道防线的战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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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的黎波里的守军顽强抵抗，马穆鲁克的技艺和资源却无可匹敌，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这座城市防守最为薄弱的一处——年代久远的主教之塔（Bishop’s Tower）。“攻城器械打击它的火力是如此猛烈以至于这座塔楼被轰得粉碎，”“推罗的圣殿骑士”如此记载道，“同样地，医院骑士团的塔楼，虽然是刚刚建成而且十分坚固，还是被轰击得分崩离析，以至于一匹马都可以从中穿过。苏丹手下的士兵非常之多，他在每一个地点都部署了二十名撒拉森弓箭手进行射击，使我们的弩手们无一敢冒头发射弓弩。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的话，很快就会被击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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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座城市的形势不断恶化，很大程度上要为这场惨剧负责的威尼斯人率先逃跑了。他们将物资装载上船，然后迅速驶离，他们的对手热那亚人紧随其后。城内士气因而一落千丈。4月26日，嘉拉温下令发起总攻并且击垮了的黎波里的抵抗，“因为它缺少足够的守卫者，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放弃了防守岗位”。[8] 守军溃败并奔向港口。贵族们都逃走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军官们，的黎波里名义上的统治者露西娅女伯爵（Countess Lucia），让·德·格拉伊和阿马尔里克王子。穷苦大众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大多数人惨遭屠杀，妇女和儿童沦为俘虏。很多无路可退的人划着小船或者游泳至离岸小岛圣托马斯（St Thomas）以寻求避难，他们躲在岛上的教堂里，却仍然没有逃脱。“我是这场围城战的一位见证者，”阿布·菲达写道，“当的黎波里被攻陷的时候，一大批法兰克男女逃往那座小岛并躲进岛上的教堂。穆斯林军队冲入海中，骑马游到岛上。他们杀死了所有男人并将妇女儿童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在他们结束掠夺之后，我乘船渡海来到岛上，发现岛上尸横遍野，因为尸体散发出阵阵恶臭，以致无人能在岛上停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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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拉温将的黎波里夷为平地并在内陆的几英里处重建了一座新城市。他的意图很明确：将巴勒斯坦海岸的异教徒彻底消灭，让他们永无归期。同时，城陷后的劫掠也刺激了穆斯林对新的征服的欲望。阿布·菲达虔诚而又仔细地记录了占领者们对的黎波里的统治时间，尽管有些并不准确。“法兰克人于伊斯兰历的12月（Dhu’l-Hijjah）[10] 11日（1110年7月1日）占领了的黎波里，这座城市一直保留在他们手中，直到688年（1289年）的年初。据此，法兰克人占据这座城市的时间间隔为185年零几个月。”[11] 1200人沦为苦力并被押往亚历山大港，在那里建造苏丹的新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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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意识到的黎波里陷落的意义所在。它是法兰克人在巴勒斯坦保有时间最长的领地。它的失陷看起来像是一场游戏终局的前兆，这一消息在欧洲大地上往复震荡。现在只剩下耶路撒冷王国的海岸狭地留存下来，阿卡为其中的一处据点。1283年，嘉拉温与这个王国签订了停火协议，期限为“十个整年，十个月，十天加十小时，从希腊人腓力之子亚历山大的纪元第1594年6月（Haziran）3日的这个星期四开始”。[12] 穆斯林总体上会虔诚地遵守这种法律协议，并以真主的名义起誓，但是这些协议的持续时间总是有限的，而且总是有漏洞存在。停战协议可能常有，但永久和平绝对没有。秉承着伊斯兰教终将“普世大同”的神学信仰，与异教徒民族处于潜在战争状态是穆斯林法学家的基本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