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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在的营地在这次两栖攻击下措手不及。“那些用牛皮覆盖着的木拱顶船向我们驶来，向我们发射羽箭和方镞箭。”[2] 阿布·菲达回忆说。登陆部队冲上海岸并不断攻击营地，而营地的防御工事是朝向城市布置的，这致使右翼部队自己的配重式投石机由于对准城墙而在短时间内无法重新部署，因此无力还击。与此同时，守军的第二波突击部队又从城门杀出。本就有点儿招架不住的马穆鲁克右翼部队突然发现自己受到了各方火力的联合攻击。来自四面八方的投射物如雨点般飞进他们的营地：来自投石机的石弹，以及来自岸上突击队和海上舰队两个方向的飞箭。菲达经历了“营地前方与城里来敌的厮杀，又受到海上敌军从右方发动的侧袭。他们带来了一艘搭载着投石机的舰船，从大海这边向我们开火。这让我们不免顾此失彼”。然而，运气并不在比萨人的这边。春天的大海性情难以捉摸。菲达以得救的语气记述道：“当时吹来一阵狂风，于是那艘船被抛到巨浪上，它所搭载的投石机也被打坏，化为齑粉，再也没有被安装起来。”海上奇袭计划就此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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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军领袖们计划继续于4月15—16日的夜间在城墙两端同时展开协同进攻。其中的一项计划是对哈马军团的营地再次发动攻击。这次攻势将是一次联合行动，由纪尧姆·德·博热率领的圣殿骑士、让·德·格拉伊率领的法国军团和奥顿·德·格朗松率领的英国军团组成。300名士兵，包括重甲骑士和步兵，从邻近城墙末端的圣拉撒路门杀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用希腊火烧掉绰号为“狂怒”的巨型配重式投石机——显然，摧毁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尽管月光明亮，奇袭的要素还是在一开始就达成了。“推罗的圣殿骑士”记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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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长命令一个有普罗旺斯（Provençal）血统、负责管理阿卡村镇的子爵去放火烧毁苏丹的大投石机。他们在那天晚上出城，接近了那座装置，然而负责投掷希腊火的人在执行任务时过于害怕，结果燃烧弹没被扔出多远就落在地上，然后就在那里燃烧起来。所有在那里的撒拉森人，包括骑兵和步兵，全部被烧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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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紧张导致的失手使这次进攻计划被搞砸了，士兵们不知所措，乱成一团。阿布·菲达描述了他们的哨兵起初由于受到奇袭而四下奔逃，但是很快又集结起来。圣殿骑士们和其他的骑兵们由于袭营成功在望而激动得忘乎所以，“但是我们的士兵，无论是教团同袍还是世俗骑士，在帐篷区里深入得太远以至于他们的战马被支索绊住而摔得七荤八素，随后便被撒拉森人取了性命”。[4] 一个不走运的骑士，“跌进了一位埃米尔的厕所并在那里被杀”。[5] “推罗的圣殿骑士”以这样的笔法继续记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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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天晚上损失了18名骑兵——既有圣殿骑士团的弟兄也有世俗骑士——但是我们带走了几面盾牌和撒拉森小圆盾，以及一些喇叭和战鼓，然后我的主人和他的手下便掉头回到阿卡。他们回城的途中遇到一些准备伏击的撒拉森人，但他们将这些撒拉森人全部杀掉，因为月光皎洁如白昼，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而正如我之前告诉你的那样，哈马的领主也驻扎在那片区域。他召集手下的兵马并向我方杀来，将我军在沙滩海岸截住。他们向我军投掷标枪并且击伤了一些士兵，但他们却不敢与我军贴近交战。你要知道他们看起来有2000人左右，而即便把我方这一边的骑士和其他士兵——军事修会的弟兄们，瓦雷斯（valés，侍从军士）和土科波（turcopoles，地方骑兵）——都算在一起，也只有300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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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史料的叙述则大有不同。阿布·菲达记载的是法兰克人被打得溃不成军。在另外一份可能更为可信的阿拉伯版本史料里，一位名叫哈拉比（al-Halabi）的埃米尔率军伏击回城的袭营部队但失败了。突袭者们显然已经嗅到了陷阱的气息并且将计就计，胜出这位埃米尔一筹：“他们意识到哈拉比率军潜伏了起来，于是避开了他埋伏的道路而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他们在路上发现了哈拉比的一些鸢盾（kite shield）[7] 和方盾，于是便顺手牵羊地拿走了。”[8] 哈拉比和他的士兵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直到黎明破晓。然后他们听到了城墙上传来的嘲笑声，看到他们被偷的盾牌作为战利品挂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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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外一场战斗正在城市东端进行，参战部队负有相同的使命：放火烧毁木质围城屏障和投石机。这一区域的指挥官恰好是博热在马穆鲁克军中的情报来源——埃米尔法赫里。据穆斯林史料记载，他看起来早已料到了守军的这次进攻：“他与自己的侍从骑兵队位于营地的外面。当法兰克人到达并接近营地时，他们想把随身携带的大批希腊火燃烧弹投掷出去。随着他们来到大路中间，突然杀声四起，暗夜里箭雨兜头而下，他们急忙掉头就逃，无暇顾及自己的同伴，将大约20名骑士抛在了身后，然后我军的一支部队出营将他们俘获。”[9] “推罗的圣殿骑士”显然不是这场战斗的目击者，他只是记述道：“撒拉森人早已注意到了他们并保持着警惕的状态，如此猛烈地向基督徒冲锋以至于这支部队没能取得任何成果就被迫撤回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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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夜晚。各方都在清点自己的战利品和阵亡人数。“当黎明来临时，哈马的领主马利克·穆扎法尔，将很多法兰克人的头颅挂在战马的脖子上，这些战马都是他的部队从它们原主人那里俘获的，并带着他的战利品前去面见苏丹。”[11] 毫无疑问，这些头颅随后在阿卡全城的目光下被悬挂在木杆上。同时，阿卡城头上展示的盾牌对于所有围城的军队来说不啻于肉眼可见的反讽。哈利勒对于这种当众羞辱的行为大发雷霆：如此挑衅，有损士气。他“开始将埃米尔们召唤过来并斥责他们将围城时间拖得太久，然后他们一致同意弩炮（需要加派守卫的人手）”。[12] 在苏丹的注视下，埃米尔们有如芒刺在背，因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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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守军的角度来说，袭营作战在事实上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就，而且袭营的失败也引发很多疑问。敌军看起来像是早就在等着他们一样。第一次构思巧妙但运气不佳的两栖攻击必然引起了马穆鲁克的注意。或者，前人谆谆教诲的至理名言“围城者同时也是被围者”[13] 也在马穆鲁克军中得到贯彻，哈利勒已经谨慎地布置了骑兵部队日夜巡逻以防遭到进一步的偷袭，或有人预先向他示警，或是两者皆有之。而且，在这些袭击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总是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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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担心士气、手下的忠诚度和情报的泄露。哈利勒不能确定所有的埃米尔都支持他。让他尤为担心的是叙利亚军团的指挥官、大马士革总督、实力派人物——埃米尔胡萨姆·拉津。此外，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纪尧姆·德·博热在城外绵延的帐篷群里也有自己潜在的盟友：他的情报员法赫里是拉津的一位贴身侍从，现在被派驻在马穆鲁克攻城部队的左翼。法赫里也因此成为苏丹怀疑的对象。他对守军最近袭营的坚决抵抗也许是为了向苏丹表明他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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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哈利勒也从被围困的城市中得到了秘密情报，他已经从一支射过城墙的箭收到了警告。包裹这支箭的是一封用阿拉伯语写的信，这封信被送到苏丹那里。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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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主之名，慈悲为怀的主。愿真主保佑我们的主人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在真主眼中，唯一真正的信仰是伊斯兰教。哦，穆斯林们的苏丹，保护好你的军队免受今晚的袭击，因为阿卡的人民已经一致决定，他们打算攻击你；也要留意你的埃米尔们，因为阿卡人提到其中有一些人与他们书信往来，密谋造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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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来自阿卡城内一个秘密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此人显然消息灵通。他的来信加剧了哈利勒的疑虑。“苏丹转念一想，便将他的亲信埃米尔贝达拉（Baydara）和舒杰耶（al-Shujai）叫来，把这封信念给他们听。他们一致认为，勤务兵和卫队长应该在埃米尔们中间传阅这封信，并告知他们此事为绝密，彼此之间也要严守秘密。每位埃米尔都应该忠于职守。”[15] 至少目前是这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处于监视之中，即要么以忠诚感约束他们安分守己，要么就让反对派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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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建议奏效了。苏丹的注视让法赫里如坐针毡。他不是变成了双重间谍，就是受到信中怀疑的压力而被迫以身作则，通过坚决抵抗基督徒的进攻来表现出忠诚的样子。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人的忠诚具有复杂的多面性。几天后，压力重重的他突然离开了围城的营地，返回大马士革。哈利勒对他的疑虑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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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伏击以及未能达成奇袭敌军的目的之后，间谍将情报越过城墙送达敌营的可能性显然也引起了博热和这座城市的其他主要人物的注意。他们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阿卡城内的所有力量应当再次联手发动一次突袭，尝试摧毁那些折磨人的投石机并挫伤敌军的士气，而这一次的突击地点选在了敌营脆弱的中央区域，城墙在那里向右拐了个弯，而且叙利亚军团也已将指挥权移交给苏丹的埃及军团。城墙的这段防区被托付给了医院骑士团，而正是由他们在圣殿骑士团的支援下领导了这次突袭。袭击发生在4月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由于担心情报泄露，所有参战的人都不知道此次任务，直到最后一刻才被通知。夜色漆黑，正好对行动有利。“推罗的圣殿骑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尽管和以往一样，他倾向于夸大敌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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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这样决定了，阿卡的所有领主和骑兵将在半夜从圣安东尼门发起突袭，出其不意地袭击撒拉森人。这一计划由于保密程度很高以至于无人知晓，直到他们接到了命令“上马！”。当我们的部队骑上马飞奔出城门时，月光几近于无。天色十分阴暗。但撒拉森人似乎已经提前收到警告，敌营中灯光大作、亮如白昼，一支敌军分队猛扑向我们的部队——他们的人数很可能有将近1万——他们向我们发起猛烈的冲锋，投掷的标枪犹如暴雨一样厚重。我们的士兵抵受不住，撤回到城里，有几位骑士挂了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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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形势已经显而易见，不管怎样，马穆鲁克用一阵火焰照亮了暗夜，对这些袭营行动完全处于警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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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临近了，为了在这个神圣的日子到来之前鼓舞士气，同时也是意识到一味躲在城墙后面终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灾难，守军领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打算通过一次孤注一掷的进攻来挣断敌人对这座城市的绞索。在一个可能由奥顿·德·格朗松讲述的情节中，他们决定在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17] 尝试一种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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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到敌人正在逐步征服城墙，守卫这座城市变得再也不可行之后，便一致决定用忏悔的武器赢得上帝的帮助，在经过告解并进行心灵交流之后，他们将战俘置于己方战阵的前面，然后在我们普世救赎的那天冲出城去，杀身成仁，就如同造物主以身涉险那样。他们以无畏的决心和振奋的精神做出这一决定后，就派人前往宗主教那里，凭借着他的权威和祝福，他们有可能达成起初的目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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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活的基督鼓舞下，他们将把他们的穆斯林奴隶和囚犯当作人体盾牌驱赶到己方部队前面，然后发动一次协同进攻。然而，这项计划被尼古拉·德·阿纳普直截了当地禁止了，这位宗主教“已然心如死灰，所依靠的尽是一些不忠不义之辈，对他们的建议听之任之。他回复说任何人都不得做这种尝试，也不得打开任何城门，除非是想承受绝罚的痛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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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各方史料都对宗主教积极投身于阿卡防御工作的表现给予了正面评价。因而，格朗松对阿纳普的指责未免有些捕风捉影。在耶稣受难日使用人盾可能是对《圣经》的一种冒犯。但更有可能的是，之前的突袭已经证明再次出击是徒劳无益的人力浪费，这让他揪心不已，而且他决定让自己的教廷权威凌驾于各派系之上。而（格朗松的）这种批评充分说明了守军阵营中心的不和谐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主动出击了。守卫者们心情沉重地等待着复活节的到来。与此同时，哈利勒既担心自己统治的安全性，也不放心那些在围城号召下群聚在一起而形成同盟的埃米尔，他责骂这些埃米尔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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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城墙的轰炸力度没有削减的话，地下的工作也是如此。地道工兵们一刻不停地挖掘，从木质屏障掩护下的开阔地向城墙稳步推进。与一个世纪之前的十字军一样，他们的目标是脆弱的城墙凸出部分的顶点，诅咒之塔在那里守护着城市的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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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内，守军也愈发注意到敌军工兵的活动，并且对其采取了反制措施：他们发现并确定了地道的位置处于布卢瓦女伯爵之塔的下方——或是由于地道附近能听到开凿工作所发出的沉闷的叮当响声，或是置于附近地面上的水桶里的水面呈现出的波纹能让地道现身。守军开始挖掘反地道来阻截阿勒颇的地道工兵们。黑暗中发生了噩梦般的战斗，基督徒们推倒了地道的支柱以使入侵者窒息。“推罗的圣殿骑士”记述道：“我们的士兵通过反地道战术来对付他们，并且凶狠地予以还击。”[20] 然而，这项工作令人疲惫不堪且需要大量的熟练人力。他在记述中反复强调双方在人数上的不对等。在地道作战方面，撒拉森人可以轮换他们的人马：通过轮班工作，他们能够挖掘出的地道要比守军能够拦截的多得多。而且反地道战存在危险，挖掘反地道的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危及守军本来要保卫的工事地基。所以尽管守军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没能阻挡住敌军工兵的前进，而炮弹也继续如倾盆大雨般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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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4月的时间渐渐消逝，城内的恐惧慢慢增长，阿卡的人民看着海面，望眼欲穿。他们的安全不会受到来自海上进攻的威胁。马穆鲁克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海军力量，而塞浦路斯岛的主要港口法马古斯塔（Famagusta）距此不过170英里远——在有利的气候条件下也就是两天的航程——所以船只可以在其间穿梭往返，为十字军国家提供补给。人们热切地盼望着阿马尔里克的兄长、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王国国王亨利二世，能够随时带来一支援军。还有一些来自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的富有市民以及精明的意大利商人，他们正在盘算着自己的机会，以便花钱买到一张船票出城登上过往的船只。阿卡是黎凡特海岸的主要贸易港口，是季节性贸易船队的定期目的地，这些船队每年都要在春季和秋季各来一次，而且军事修会拥有自己的船只或包租船只，根据需要跨越地中海来运送物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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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春季的海上气候也可能十分狂暴，而且阿卡的港口对于大型船只而言并不够理想，尤其是在恶劣天气下。船只的避难处由防波堤环绕的内外双港构成。港湾入口由位于防波堤末端的一座被称为“苍蝇之塔”的岗楼居高临下地守卫着，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海湾。由防波堤围成的闭环内，有一个外港和一个较小的内港，由一条像人的手臂一样粗的铁链保护着。这条防御拦障本身就是十字军冒险的遗迹。它曾在君士坦丁堡封锁住金角湾（Golden Horn）的入口，在1204年十字军不光彩地洗劫了这座基督教城市之后，这条铁链被送往阿卡。就是在这个被链条保护着的内部小港里，运到阿卡的货物在此被卸下。上岸后，所有的新来者通过铁门进入这座城市，他们在那里缴纳关税，并获得使用仓库的权利。阿卡的海军兵工厂也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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