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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深知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圣地上的一切都结束了。“因此，”“推罗的圣殿骑士”写道，“如你所能了解到的那样，叙利亚的所有都失去了，撒拉森人夺走并摧毁了它的全部……这一次，一切都失去了，所以基督徒在叙利亚连一掌尺的土地都不再拥有。”[4] 穆斯林也知道这一点。“正是因为您，”历史学家伊本·弗拉特（Ibn al-Furat）为哈利勒歌功颂德，随后写道，“没有一个城镇能留下来让异教徒修复，基督教再无任何希望。”[5] 苏丹被赞誉为“世界与宗教的正义化身……十字架的降伏者，沿海地区的征服者，阿尤布王朝的复兴者”[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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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内留斯·德·布鲁因（Cornelius de Bruijn）的一幅画作中，圣安德鲁教堂的墙壁在17世纪仍然矗立，尽管哈利勒已经摧毁了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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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的死亡人数无法计算。对于阿卡城内的居民来说，大约3万的数字在基督徒的记录中反复出现，但是这个数字可能过高了。许多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每人价值1德拉克马”在穆斯林征服的记载中是一种常见的比喻，但毫无疑问暗示着许多俘虏的存在。在中东旅行的多明我会修士里科洛·德·蒙特·克罗切（Ricoldo de Monte Croce）听说有些修女被掳到埃米尔和哈利勒军队军官的后宫里，还有一些军事修会的成员作为俘虏幸存了下来，其中一些人还被赎回。有些人由于毫无价值，甚至连奴隶都当不了。“我看到了老人，”他写道，“年幼的女孩、儿童和婴儿，体形瘦小、肤色苍白、弱不禁风，乞讨着他们的面包，而且他们宁愿成为撒拉森人的奴隶，也不愿被饿死。”[7] 不少幸存者皈依了伊斯兰教。1323年，有一位名叫皮埃尔（Pierre）的骑士被史料提及，他成了马穆鲁克苏丹的侍从。穆斯林唯一记录下来的伤亡数字少得令人难以置信：7位埃米尔，6位其他职衔的指挥官和83名正规军，尽管这个数字中军官与士兵的比例高得异乎寻常。攻城战肯定对正规军和大批志愿军都造成了损失，但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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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对最后的屠杀行为几乎很少有良心上的自我反省。一个世纪前发生的那些事件被穆斯林铭记在心，穆斯林作家捕捉到了它们的回声。“在我看来，”阿拉伯历史学家尤尼尼（al-Yunini）写道，“这是对他们从殉道者、苏丹萨拉丁手里夺取阿卡之后所作所为的回报。虽然他们赦免了穆斯林居民，但在胜利后背叛了他们，杀死了除少数高阶埃米尔外的所有人。幸存的这些人被他们卖了很多钱，一位埃米尔被卖出5万迪拉姆（dirham）甚至更多。因此，异教徒对穆斯林所犯下的恶行由真主予以报复。”[8] “噢，你们这些黄脸的基督徒，”一位诗人写道，“真主的复仇降临到你们身上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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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可思议的信件被发现，强调这是针对狮心王理查的大屠杀所讨还的公道。阿布·菲达参与了围攻战，充分意识到最后的总攻发生在1291年5月18日（根据基督教历法），试图强调相关事件的对称性，通过将日期推移两个月至1291年7月：“通过一个奇怪的巧合事件法兰克人占领了阿卡，在周五的中午把它从萨拉丁手中夺了过来，这一天是主马达月17日（17 Jumada II[10] ，即1191年7月12日），他们俘虏了城里的穆斯林并且将他们杀掉。全能的真主在他的预知中下令，在今年主马达月的17日（1291年6月17日），星期五，该城将被苏丹马利克·阿什拉夫·萨拉赫·丁（哈利勒）征服。所以这次征服就像法兰克人占领它的那天一样，同样，两个苏丹的称号也如此相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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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世界，这场围城战催生了种种虚构的故事。一位负责拆毁阿卡城的埃米尔据传发现了一块用希腊语写成的铅板。它在大马士革被人译解，表面上读起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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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公元222年。上面记载说，阿拉伯人先知所在的族群将会践踏此地。他是一位先知，对他而言宗教和法律一目了然，他的宗教是所有宗教中最伟大的，他的法律是所有法律中最伟大的，他清理了世上的不信教者，他的法律将一直存续到时间的尽头。他的族群将拥有波斯人、法兰克人以及其他人的所有地区，如果他们来到公元700年，他的族群将拥有法兰克人的所有土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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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的是，这位“翻译者”向埃米尔兜售了一件伪造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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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勒对海屯一世关于自己战利品的吹嘘可能有些夸张——很多财宝都被偷偷带走了——但这场掠夺确实很疯狂。许许多多关于有人因为财宝和奴隶而发家致富的传说不胫而走：“其中有些人获利总计达2000个第纳尔，而更多的收入来源于将这些不义之财卖与普通人的做法。一个名叫萨拉杰·丁·扎维扬（Sarraj al-Din Zabyan）的人在阿卡获得了大约1700第纳尔和2.2万迪拉姆的利润。他在三列满载货物的骆驼队的陪同下到达了城镇。”[13] 还有大量的大理石柱和建筑材料也被掠走，包括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圣安德鲁教堂的大门，它被开罗的一所伊斯兰大学挪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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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哈利勒离开阿卡前往大马士革。他在那里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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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城市都被装饰得焕然一新，绸缎铺在贯穿城内通往总督宫殿的凯旋大道上。这位尊贵的苏丹身后的队列中跟随着280名戴着镣铐的战俘。一名战俘举着一面倒转的法兰克旗帜，另一名战俘则举着一面旗帜和一支长矛，长矛上面悬挂着被杀同袍的头发。阿什拉夫受到了大马士革全体居民和沿途乡民的欢迎，乌里玛（法律学者）、清真寺官员、苏菲派谢赫、基督徒和犹太人，所有人都手持蜡烛，即使入城游行是在中午之前进行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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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人们又一次为这位所向无敌的英雄举行了凯旋仪式，比第一次更加奢华盛大。哈利勒在他六个月前出征的起点结束了这场仪式——他父亲的墓前，他在那里为自己获得的胜利而感恩。再一次，哈利勒需要通过广泛宣传，对这些事件进行归因论证，将自己与萨拉丁的伟大事迹联系起来。这些论调甚至含蓄地批评了那些对哈利勒来说大有利用价值的前辈——拜巴尔和嘉拉温。“真主将阿卡从异教徒的手中拯救出来，”拜巴尔·曼苏里写道，“通过马利克·阿什拉夫·萨拉赫·丁（哈利勒）之手，一如萨拉赫·丁·优素福·伊本·阿尤布（萨拉丁）第一次征服它一样，而阿卡落入异教徒的手中已经一百零三年之久。没有一位阿尤布王朝的王公或于其后继承他们的突厥苏丹国的统治者能挺身而出，收复阿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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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满身泥污、逃到塞浦路斯的难民一贫如洗，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有什么随身携带的物品。难民的涌入引起了岛上的通货膨胀：“食物非常缺乏，甚至连原来每年以10个拜占特出租的房屋，价格也上涨到每年100个拜占特。”[16] 他们同时也成为慈善——亨利国王提供了一些贫困救济的措施——和蔑视的对象。“他们在塞浦路斯的所有朋友都与他们断绝了关系，提起他们时也没有任何好话”[17] ，“推罗的圣殿骑士”写道，他本人可能也遭受过这种痛苦。圣殿骑士团的新任大团长蒂博·戈丹似乎在岛上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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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那个希腊修士阿西尼厄斯，一个无意中被卷入阿卡围攻战的朝圣者，在8月给教皇尼古拉四世带来了这个可怕的消息。他对于事实做出了一个戏剧性的叙述，而且责怪的对象十分广泛：与异教徒进行交易的威尼斯人和比萨人，自私自利缺乏合作精神的军事修会，临阵脱逃的亨利国王。甚至连教皇因执迷于西西里的所有权问题而分心，也受到了他当面的批评：“圣父，如果您没有听到我们的悲痛，我将出于内心的痛苦而把它向您坦露。向上帝祈祷，希望您在过去没有如此专注于收复西西里。”这不仅是平民百姓的罪孽，也是因梵蒂冈自身未能好好地对圣地的事业进行援助。他接着说：“上帝没有允许塞浦路斯被异教徒占领，这真是个奇迹。”[18] 而这恰恰是那位野心勃勃的苏丹很快就开始考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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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阿卡陷落的可能性一直徘徊在成为事实的边缘。在消息灵通的圈子里，这被视为一种挫折，而非最终的结局，所以这一事件并没有激起一个世纪以前失去耶路撒冷所带来的那种程度的悲痛感。如果这是上帝对常人罪恶的惩罚，那么这种现状可能还会有补救的办法。而那些距离此类事件更近且更为现实的人，比如“推罗的圣殿骑士”，则了解得更多。他对马穆鲁克令人生畏的军事技能有第一手的经验。这一次，基督教世界在圣地的海岸上失去了所有的立足点，每一个都被抹去了。教皇尼古拉四世曾计划在1293年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但没过一年他就去世了。在伊拉克旅行的里科洛·德·蒙特·克罗斯也充分认识到伊斯兰教的力量，透过这些事件解读出世界末日来临的可能性，“如果撒拉森人继续为所欲为，重复他们这两年来对的黎波里和阿卡犯下的罪恶的话，那么几年内基督徒将在整个世界都不复存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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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有罪说不可避免地盛行起来，对他们的指控也纷来沓至。殉教烈士的称号被加诸那些战斗到底的人，如马修·德·克莱蒙。尼古拉·德·阿纳普则成为圣地十字军运动历史上被教皇封为圣徒的唯一一人。与此同时，怀疑的矛头直指那些活下来的领导人物。像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一样，奥顿·德·格朗松和让·德·格拉伊被控诉“盔甲毫无损伤”[20] 就逃之大吉。格朗松还被指控携带大量钱财潜逃，尽管有证据表明他受了重伤。在塞浦路斯，格朗松穷困得连教皇都不得不出面，以便让伦敦圣保罗教堂的主持司铎付给他一笔津贴。让·德·维利耶写完了他的信，他在信中简要地描述了医院骑士团所发挥的作用，并以哀痛的语气暗示他为自己最后幸存下来而满怀歉意。他们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天可明鉴”，他写道，接着解释了他个人生存下来的情况。这并非出于他自愿，而是上天的意愿：他负伤濒死，被他的仆从们抬上了一艘船。“于是，我和一部分弟兄大难不死，正是出于上帝的选择才如此。在这些弟兄中间大部分人受了重伤，没有康复的希望，我们就这样随船来到了塞浦路斯岛。我们一直留在那里，直到这封信写完的日子，都还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21] 当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博热在战斗中牺牲时，他却活了下来，这对这位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来说也许是一种耻辱。在这种气氛下，亨利二世国王也因与此事有关联而感到内疚，觉得有必要向教皇寻求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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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围城期间的行为如何判断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并经常折射出党派利益。总体而言，编年史家们在这方面倾向于支持医院骑士团，将克莱蒙的战死描绘得英勇无畏，这与博热较为迟缓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如果追溯过往，那么这两个军事修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两个团体之间的互不协调和自私自利都占了很大的分量。两者都与圣地十字军运动有着独特的联系，尤其是圣殿骑士团，他们作为军事修会的起源，在圣地连续为十字军事业服务了172年而没有中断。随着那片土地的消失，他们存在的理由受到了质疑。军事修会是十字军东征事业的核心。他们现在很脆弱，很容易受到来自各方关于其自私和虚伪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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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卡陷落之后，很多新的十字军东征战略方案被抛出：将军事修会合为一体；动用基督徒在海上的全部力量打击马穆鲁克，通过经济封锁亚历山大港，切断其接收货物的途径，减少其香料贸易、军事奴隶和战争原料的税收收入；放弃以职业化佣兵部队为主进行十字军圣战的总体号召，转以军事修会为核心，佐以欧洲各王室首脑提供的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些方案中内容最详尽的当属马里诺·萨努多·托尔塞洛的专著，这位威尼斯政治家曾于1286年造访阿卡。他对滋养着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路线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深思熟虑，周密地设计出一套战略，包括回到路易九世的伟大十字军计划上来——首先攻打埃及。教廷征收教会税来资助这些事业，历任教皇都为此召开会议。有一段时间，普罗大众对十字军征战的热情高涨。1309年，成千上万来自欧洲各地的农民和市民前往地中海各处港口，乞求发动一场全面的十字军东征，但由于缺乏教皇的支持，这些呼吁很快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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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运动需要伟大国王们的领导。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和法兰西的腓力四世都曾做出承诺，但都没能履行。总是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国家优先事务需要处理：敌对势力需要铲平，地方战争需要取胜，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都对合并的想法不屑一顾。一项海洋战略能否实施最终取决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参与与否，而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放弃与伊斯兰世界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为十字军计划征收的税金消失在教皇的金库里。协调一致的世俗领导力和政治意愿的缺乏，以及惊人的成本，都妨碍了实际行动。一位编年史家曾对14世纪初的教皇克雷芒五世（Clement Ⅴ）尖刻地评论道：“教皇横征暴敛，而他的侄子侯爵大人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法兰西的）国王和其他一道领取十字架的君主并没有出发，而撒拉森人依然在那里安然生活，我想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一直睡下去。”[22] 到了1370年，所有关于收复圣地的具体计划都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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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耶路撒冷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就破灭的。在塞浦路斯岛上，贵族妇女们身着黑衣、为圣地的沦丧哀悼，竟长达一个世纪。这座城市继续在欧洲贵族的骑士幻想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收回耶路撒冷的理论计划也在数百年里层出不穷。在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第一次航行到印度时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是一个沉溺于救世主的梦想而无法自拔的人，他设想出一个对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的马穆鲁克王朝进行钳形攻势的计划。他试图说服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国王通过地中海向圣地发动一次海上十字军东征，而与此同时，一支葡萄牙舰队将从印度洋发起进攻。他雄心勃勃，设想对麦地那发起一次突袭，劫走穆罕默德的尸体，并以其作为交换赎回耶路撒冷。这样的计划通通悄声无息地破产了。到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成为基督教所有军事力量的焦点，重新夺回圣地的希望已经悄然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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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威胁自身存在的挑战，医院骑士团精明地对其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塞浦路斯撤退后，他们包围了希腊岛屿中的罗德岛，并于1308年占领此地，他们设法将自己包装成基督教再征服运动的急先锋，对穆斯林发动了海盗战争，并一度在土耳其海岸的博德鲁姆（Bodrum）站稳了脚跟。作为“基督教之盾”，他们又生存了五百年，先是在罗德岛，然后在马耳他，与奥斯曼帝国奋战不止。条顿骑士团则退回他们的第二前线，与欧洲东北部的异教徒作战。而圣殿骑士团则不那么灵活变通。他们不再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国中之国，他们不受信任，而且也富有得令人艳羡。在法兰西，这个教团的心腹区域，国王腓力四世对他们虎视眈眈。他们的覆亡是如此的突然而富有戏剧性，在偶像崇拜、异端巫术和滥行鸡奸的罪名指控下，王国开始于1307年对其成员展开围捕。公开审判和刑讯逼供确保了他们的毁灭。他们在阿卡进行英勇抵抗的证据则毫无价值。到了1314年，他们的命运走到了终点，最后一位大团长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发出最后一声挑衅的吼叫：“上帝自知谁是谁非，何人有罪。错判吾等之人，必将厄运临头！上帝将为吾等复仇！”[23] 不到一年，腓力四世与教皇都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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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骑士团的消亡——他们的地位在日渐整合成各个民族国家的欧洲显得冗余而又问题繁多——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意识形态逐渐改变的一种征候。在宗教人士中，圣地的崩溃标志着某种精神危机。认为基督教将最终战胜伊斯兰教的信念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信仰正在发生缓慢的转变。人们不再那么容易被早期引发大规模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单一热忱打动，也不再那么相信赎罪的承诺。无论如何，十字军圣战的冲动可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得到满足：在普鲁士和立陶宛的森林里对付异教徒，或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平原和山区对付摩尔人。指向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已经成为由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船队搭载前往那里的职业军队的业务，然而这项事业所需的士兵和船只都无处可寻。欧洲的君主们忙于自己的战争。英格兰和法兰西正被卷入一场持续百年的战争。而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他们总是受到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的诱惑而违背自己的诺言，继续投身于旷日持久的贸易竞争。教廷本身也因支持其在西西里的十字军代言人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和兜售赎罪券的盈利行为蒙上了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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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的世界与11世纪时的相比已经大为不同。欧洲正在逐渐从谋求生存的悲观主义中脱身而出。一场商业革命见证了货币流通代替了以物易物，封建依附关系缓慢衰落，城市人口日益增长，新金融工具——银行、保险和汇票——的发明花样迭出，这些发明促进了贸易扩张和物质繁荣，其蓬勃之势唯有黑死病（Black Death）[24] 大流行方能减缓。在波斯，蒙古王朝皈依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世界失去了一个潜在的盟友。二百年来，由教皇乌尔班最开始点燃的星星之火一直在闪闪燃烧。争夺圣地的吸引力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它融合了令人神往的中世纪骑士精神，通过“为基督而战”的口号合法化的武装入侵，对救赎和赎罪的承诺，对耶稣曾经奔走过的土地的生动再塑，凡此种种。但从长远来看，十字军东征是不可持续的。补给线过长，外部支援太过分散，以及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分歧太大而无法确立长期性战略并建立常备军。最终，失败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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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勒寄给亚美尼亚基督教王国的信并非空洞的威胁。第二年他就入侵并洗劫了海屯一世王国的部分地区，但是国王本人避免了信中预示给他的命运。同时，苏丹膨胀的自信和狂妄的野心注定会给他带来灾祸。他构想出一场从蒙古人手中夺取巴格达的宏大战役，并下令建造100艘舰船来征服塞浦路斯。这两个计划都没有任何结果。这样的方案疏远了主要的埃米尔们，他们对他的缺乏判断力感到震惊，认为哈利勒对他们自己和马穆鲁克这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危险。他在阿卡围攻战期间对拉津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1293年12月，包括拉津在内的一群埃米尔密谋杀害了他。此时流落到塞浦路斯的“推罗的圣殿骑士”得到了一些相关描述，这一事件给阿卡陷落的故事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