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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阿卡陷落的可能性一直徘徊在成为事实的边缘。在消息灵通的圈子里，这被视为一种挫折，而非最终的结局，所以这一事件并没有激起一个世纪以前失去耶路撒冷所带来的那种程度的悲痛感。如果这是上帝对常人罪恶的惩罚，那么这种现状可能还会有补救的办法。而那些距离此类事件更近且更为现实的人，比如“推罗的圣殿骑士”，则了解得更多。他对马穆鲁克令人生畏的军事技能有第一手的经验。这一次，基督教世界在圣地的海岸上失去了所有的立足点，每一个都被抹去了。教皇尼古拉四世曾计划在1293年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但没过一年他就去世了。在伊拉克旅行的里科洛·德·蒙特·克罗斯也充分认识到伊斯兰教的力量，透过这些事件解读出世界末日来临的可能性，“如果撒拉森人继续为所欲为，重复他们这两年来对的黎波里和阿卡犯下的罪恶的话，那么几年内基督徒将在整个世界都不复存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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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有罪说不可避免地盛行起来，对他们的指控也纷来沓至。殉教烈士的称号被加诸那些战斗到底的人，如马修·德·克莱蒙。尼古拉·德·阿纳普则成为圣地十字军运动历史上被教皇封为圣徒的唯一一人。与此同时，怀疑的矛头直指那些活下来的领导人物。像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一样，奥顿·德·格朗松和让·德·格拉伊被控诉“盔甲毫无损伤”[20] 就逃之大吉。格朗松还被指控携带大量钱财潜逃，尽管有证据表明他受了重伤。在塞浦路斯，格朗松穷困得连教皇都不得不出面，以便让伦敦圣保罗教堂的主持司铎付给他一笔津贴。让·德·维利耶写完了他的信，他在信中简要地描述了医院骑士团所发挥的作用，并以哀痛的语气暗示他为自己最后幸存下来而满怀歉意。他们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天可明鉴”，他写道，接着解释了他个人生存下来的情况。这并非出于他自愿，而是上天的意愿：他负伤濒死，被他的仆从们抬上了一艘船。“于是，我和一部分弟兄大难不死，正是出于上帝的选择才如此。在这些弟兄中间大部分人受了重伤，没有康复的希望，我们就这样随船来到了塞浦路斯岛。我们一直留在那里，直到这封信写完的日子，都还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21] 当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博热在战斗中牺牲时，他却活了下来，这对这位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来说也许是一种耻辱。在这种气氛下，亨利二世国王也因与此事有关联而感到内疚，觉得有必要向教皇寻求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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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围城期间的行为如何判断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并经常折射出党派利益。总体而言，编年史家们在这方面倾向于支持医院骑士团，将克莱蒙的战死描绘得英勇无畏，这与博热较为迟缓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如果追溯过往，那么这两个军事修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两个团体之间的互不协调和自私自利都占了很大的分量。两者都与圣地十字军运动有着独特的联系，尤其是圣殿骑士团，他们作为军事修会的起源，在圣地连续为十字军事业服务了172年而没有中断。随着那片土地的消失，他们存在的理由受到了质疑。军事修会是十字军东征事业的核心。他们现在很脆弱，很容易受到来自各方关于其自私和虚伪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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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卡陷落之后，很多新的十字军东征战略方案被抛出：将军事修会合为一体；动用基督徒在海上的全部力量打击马穆鲁克，通过经济封锁亚历山大港，切断其接收货物的途径，减少其香料贸易、军事奴隶和战争原料的税收收入；放弃以职业化佣兵部队为主进行十字军圣战的总体号召，转以军事修会为核心，佐以欧洲各王室首脑提供的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些方案中内容最详尽的当属马里诺·萨努多·托尔塞洛的专著，这位威尼斯政治家曾于1286年造访阿卡。他对滋养着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路线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深思熟虑，周密地设计出一套战略，包括回到路易九世的伟大十字军计划上来——首先攻打埃及。教廷征收教会税来资助这些事业，历任教皇都为此召开会议。有一段时间，普罗大众对十字军征战的热情高涨。1309年，成千上万来自欧洲各地的农民和市民前往地中海各处港口，乞求发动一场全面的十字军东征，但由于缺乏教皇的支持，这些呼吁很快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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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运动需要伟大国王们的领导。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和法兰西的腓力四世都曾做出承诺，但都没能履行。总是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国家优先事务需要处理：敌对势力需要铲平，地方战争需要取胜，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都对合并的想法不屑一顾。一项海洋战略能否实施最终取决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参与与否，而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放弃与伊斯兰世界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为十字军计划征收的税金消失在教皇的金库里。协调一致的世俗领导力和政治意愿的缺乏，以及惊人的成本，都妨碍了实际行动。一位编年史家曾对14世纪初的教皇克雷芒五世（Clement Ⅴ）尖刻地评论道：“教皇横征暴敛，而他的侄子侯爵大人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法兰西的）国王和其他一道领取十字架的君主并没有出发，而撒拉森人依然在那里安然生活，我想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一直睡下去。”[22] 到了1370年，所有关于收复圣地的具体计划都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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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耶路撒冷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就破灭的。在塞浦路斯岛上，贵族妇女们身着黑衣、为圣地的沦丧哀悼，竟长达一个世纪。这座城市继续在欧洲贵族的骑士幻想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收回耶路撒冷的理论计划也在数百年里层出不穷。在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第一次航行到印度时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是一个沉溺于救世主的梦想而无法自拔的人，他设想出一个对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的马穆鲁克王朝进行钳形攻势的计划。他试图说服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国王通过地中海向圣地发动一次海上十字军东征，而与此同时，一支葡萄牙舰队将从印度洋发起进攻。他雄心勃勃，设想对麦地那发起一次突袭，劫走穆罕默德的尸体，并以其作为交换赎回耶路撒冷。这样的计划通通悄声无息地破产了。到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成为基督教所有军事力量的焦点，重新夺回圣地的希望已经悄然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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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威胁自身存在的挑战，医院骑士团精明地对其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塞浦路斯撤退后，他们包围了希腊岛屿中的罗德岛，并于1308年占领此地，他们设法将自己包装成基督教再征服运动的急先锋，对穆斯林发动了海盗战争，并一度在土耳其海岸的博德鲁姆（Bodrum）站稳了脚跟。作为“基督教之盾”，他们又生存了五百年，先是在罗德岛，然后在马耳他，与奥斯曼帝国奋战不止。条顿骑士团则退回他们的第二前线，与欧洲东北部的异教徒作战。而圣殿骑士团则不那么灵活变通。他们不再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国中之国，他们不受信任，而且也富有得令人艳羡。在法兰西，这个教团的心腹区域，国王腓力四世对他们虎视眈眈。他们的覆亡是如此的突然而富有戏剧性，在偶像崇拜、异端巫术和滥行鸡奸的罪名指控下，王国开始于1307年对其成员展开围捕。公开审判和刑讯逼供确保了他们的毁灭。他们在阿卡进行英勇抵抗的证据则毫无价值。到了1314年，他们的命运走到了终点，最后一位大团长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发出最后一声挑衅的吼叫：“上帝自知谁是谁非，何人有罪。错判吾等之人，必将厄运临头！上帝将为吾等复仇！”[23] 不到一年，腓力四世与教皇都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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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骑士团的消亡——他们的地位在日渐整合成各个民族国家的欧洲显得冗余而又问题繁多——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意识形态逐渐改变的一种征候。在宗教人士中，圣地的崩溃标志着某种精神危机。认为基督教将最终战胜伊斯兰教的信念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信仰正在发生缓慢的转变。人们不再那么容易被早期引发大规模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单一热忱打动，也不再那么相信赎罪的承诺。无论如何，十字军圣战的冲动可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得到满足：在普鲁士和立陶宛的森林里对付异教徒，或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平原和山区对付摩尔人。指向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已经成为由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船队搭载前往那里的职业军队的业务，然而这项事业所需的士兵和船只都无处可寻。欧洲的君主们忙于自己的战争。英格兰和法兰西正被卷入一场持续百年的战争。而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他们总是受到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的诱惑而违背自己的诺言，继续投身于旷日持久的贸易竞争。教廷本身也因支持其在西西里的十字军代言人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和兜售赎罪券的盈利行为蒙上了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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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的世界与11世纪时的相比已经大为不同。欧洲正在逐渐从谋求生存的悲观主义中脱身而出。一场商业革命见证了货币流通代替了以物易物，封建依附关系缓慢衰落，城市人口日益增长，新金融工具——银行、保险和汇票——的发明花样迭出，这些发明促进了贸易扩张和物质繁荣，其蓬勃之势唯有黑死病（Black Death）[24] 大流行方能减缓。在波斯，蒙古王朝皈依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世界失去了一个潜在的盟友。二百年来，由教皇乌尔班最开始点燃的星星之火一直在闪闪燃烧。争夺圣地的吸引力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它融合了令人神往的中世纪骑士精神，通过“为基督而战”的口号合法化的武装入侵，对救赎和赎罪的承诺，对耶稣曾经奔走过的土地的生动再塑，凡此种种。但从长远来看，十字军东征是不可持续的。补给线过长，外部支援太过分散，以及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分歧太大而无法确立长期性战略并建立常备军。最终，失败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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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勒寄给亚美尼亚基督教王国的信并非空洞的威胁。第二年他就入侵并洗劫了海屯一世王国的部分地区，但是国王本人避免了信中预示给他的命运。同时，苏丹膨胀的自信和狂妄的野心注定会给他带来灾祸。他构想出一场从蒙古人手中夺取巴格达的宏大战役，并下令建造100艘舰船来征服塞浦路斯。这两个计划都没有任何结果。这样的方案疏远了主要的埃米尔们，他们对他的缺乏判断力感到震惊，认为哈利勒对他们自己和马穆鲁克这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危险。他在阿卡围攻战期间对拉津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1293年12月，包括拉津在内的一群埃米尔密谋杀害了他。此时流落到塞浦路斯的“推罗的圣殿骑士”得到了一些相关描述，这一事件给阿卡陷落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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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的是，在一天外出打猎的时候，他们袭击并杀死了哈利勒。首先发难的是他的舅舅贝达拉（Baydara），也就是他母亲的兄弟，但这次刺杀的效果不佳，因为并不是致命的一击。然后一个叫作拉津的埃米尔又给了他一刀，并对贝达拉说：“你杀人的样子不像是一个想成为苏丹的人，但我会让你看看这富有男子气概的一击。”他挥向哈利勒的一刀是如此凶狠，以至于后者被劈成两半，基督就是这样为哈利勒犯下的罪恶向他复了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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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哈利勒遇刺身亡，马穆鲁克苏丹国陷入了一个混乱血腥的时期，使得拜巴尔和嘉拉温那稳定而又残酷的统治时期更像是个黄金时代。苏丹的大位在五年内易手了三次。拉津本人成为苏丹后，在1296—1298年执政，直到他也死于刺客的刀下。在所有参与了阿卡围攻战的埃米尔中，博热的双面间谍法赫里看起来是最幸运的一个。尽管哈利勒对其疑心重重，他似乎在1306年平静地在自己的床上去世。“推罗的圣殿骑士”消失在塞浦路斯，直到最后也寂寂无闻。他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在1314年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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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最后幸存的主角之一是奥顿·德·格朗松。他于1328年以90岁的高龄在瑞士与世长辞。他代表自己的主人和亲密朋友——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在圣地出生入死了一辈子。1271年，将近六十年前，他追随爱德华左右，在阿卡四处出击。之后，他又同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道深入亚美尼亚基督教王国[26] 进行了一次时运不济的冒险，后于1292—1293年抵抗马穆鲁克军队的入侵。他被下葬在洛桑大教堂（Lausanne Cathedral），其墓前的披甲人像是那些曾经在阿卡战斗过的人中唯一留存于世的肖像。耐人寻味的是，在阿卡陷落五十年后，朝圣者鲁道夫·冯·苏德海姆偶然邂逅了两个住在死海附近、会说法语的砍柴老人。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是圣殿骑士。他们为苏丹工作，娶妻生子。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被带回欧洲，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皇宫廷受到款待，他们在那里茫然失措，言辞间夹杂着异国音调，仿佛是来自一块失落世界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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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tholomei de Cotton. Historia Anglicana ，ed. Henry Richard Luard，London，1859，pp.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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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为叙利亚西部地中海港口城市塔尔涂斯，也是叙利亚第二大港口，该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腓尼基人在塔尔图斯西部的艾尔瓦德岛上建立殖民地，便称此地为“安塔拉德斯”（Antaradus），意为“面向艾尔瓦德岛的城镇”。它拜占庭时期被称为“托尔图沙”。该地曾为十字军的一个重要的供应港口和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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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icolle，David. Acre 1291：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2005，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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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s Gestes des Chiprois，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Documents arménians ，vol. 2，Paris，1906，p.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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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hagrir，Iris.‘The Fall of Acre as a Spiritual Crisis：The Letters of Riccoldo of Monte Croce’，Revue bei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vol.90，no.4，2012，p.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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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icolle，David. Acre 1291：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2005，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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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rawer，Joshua.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London，1973，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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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ittle，Donald P.‘The Fall of Akka in 690/1291：The Muslim Version’，in M.Sharon（ed.），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Jerusalem/Leiden，1986，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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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icolle，David. Acre 1291：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2005，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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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原文Jumada II是回历六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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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Wiesbaden，1983，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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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Cairo，1987，pp.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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