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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力影响的一个结果，巴黎现在还遗留着以往各种统治的痕迹：例如，中世纪以及反宗教改革时期留下来的圣母院和其他各种教会建筑物；卢浮宫以及不同君主的宫殿；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各种王家广场；路易十五时期的协和广场、军事学院和先贤祠；拿破仑一世时期的那些帝国建筑；路易—菲利普时期的拱廊和过道；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时期的林荫大道和火车站；第三共和国初期的埃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更多的是现代建筑，如蓬皮杜、密特朗和希拉克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的各种伟大工程。可以列出的建筑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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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巴黎的纪念性建筑和城市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或者说那些不同历史时代的建筑风格各异，但整体而言，它们使巴黎具有惊人的一致和可理解的城市形象。甚至在19世纪50至60年代奥斯曼在巴黎大兴土木以前，巴黎宽敞的林荫大道就给该城留下了发展交通事业的潜力，这样的交通系统既有利于集体流动，也为个人休闲留下了时间和空间。与欧洲许多其他城市不同，巴黎没有遭受现代重大战争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巴黎从市中心开始向外放射性地展开，即使是最普通的游客也能体会到这一点。罗马时期的卢特提亚或多或少被限定为巴黎的中心地区。中世纪的城市大部分属于现代巴黎的第一区至第六区。文艺复兴和现代早期的城市范围扩大到现在的巴黎第八区至第十一区。从19世纪60年代起，工业化的步伐迈进了巴黎所有的二十个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黎主要向郊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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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巴黎是一个彰显权力的杰出场所，那么它也是一座既有街垒，又有林荫大道和纪念性建筑的城市，它在反抗的同时也在宣示权威。根据官方的惯常说法，巴黎人充满了快乐，无忧无虑且顺从。有人称巴黎人的这种顺从是“令人满意的顺从”，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直到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前几个月，官方人士还在不断重复它，包括巴黎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事实上，历史记载表明，过去的巴黎社会经历的更多的是动乱而不是什么顺从和快乐。百年战争，宗教战争，投石党运动，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政策，1830年、1848年、1851年、1871年革命的日日夜夜，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给巴黎带来的确实并不都是快乐的生活，还有许多杀戮和灾难。街垒——在今天看来，它既是一种象征性的也是一种军事性的抵抗形式——就是人们愤怒的直接表现，这种形式在1968年“五月事件”中被大量使用。巴黎人的这种令人崇敬的反抗史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集体暴力就像情感和怀旧一样敲打着巴黎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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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在城市中对权力和当局的反抗可以采取也曾经采取过许多种形式。有时，他们选择冲上街垒，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却宁愿选择“弱者的武器”[18]进行反抗。例如，轻微的犯罪行为，拒绝拒绝接受城市自己的“记忆之场”（正如格诺所言，甚至忘记了他们自己是谁），训练有素的“我不在乎”，耸耸肩，扬扬眉。很多作者，特别是自从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和夏尔·波德莱尔时代以来的作者，都强调了在一个被权力和权威改造过的城市里行走在街道上的，也就是说对刻印在城市中的权力标志保持着内在流离感和距离感的个人之间的微妙张力。波德莱尔对“漫游者”——警觉的城市漫步者——的丰富描述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19]德国批评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对任何巴黎城市历史学家都是一座宝库，他一生都致力于这种思想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像亨利·列斐伏尔这样的城市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这样的激进情境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都把自己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个人抵制城市预定的、强加的意义以及个人创造自己意义的能力上。[20]权威的强加与参与抵抗的各种表达之间——权力与仁爱之间、社群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碰撞在巴黎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任何人都不需要接受专业训练就会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人们可以跟随珀雷克在巴黎那些疯狂的徒步旅行中的任何一次（例如，可以沿着以字母P开头的街道从巴黎中央市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走到马莱的圣保罗教堂），或者读一读西默农的《梅格雷探长》，看他如何解决棘手案件，也可以从人类学家马克·奥热的角度考虑一下地铁的意义（他把地铁作为在某种意义上颂扬祖先崇拜的证据），还可以去读一读理查德·科布20世纪中叶在巴黎闲逛时的疯狂想象，以了解这个习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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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时间和空间：读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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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学家们对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二区的一个叫贝尔西的地方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与公元前4000年之间的史前独木舟，然后，各家报纸纷纷自豪地宣布：巴黎历史向前延伸了两三千年。但是，史前时代的贝尔西在何种意义上是巴黎的一部分？当时甚至巴黎本身都根本不存在，何谈贝尔西呢？贝尔西是在1859年至1860年间被纳入巴黎的，如果说贝尔西从来就不被承认是现在巴黎第十二区的一部分倒是真的，巴黎人也从来没有认为那里是属于自己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地区才正式成为城市化的一部分，被纳入巴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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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西难题（巴黎的/非巴黎的）迫使我们采用一个与绝大多数研究巴黎的历史学家一样的方法，我在本书中也采纳了这种做法，那就是非常宽泛地使用巴黎这个概念，同时不顾轻微但可察觉的时代错误。例如，罗马的卢特提亚占地仅8公顷，这个地方几乎全部在今天巴黎第五区的范围之内。但是在写巴黎历史的时候，我还是把当代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10500公顷范围内的一切都包括在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都为环城大道所包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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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描写巴黎时会在地理、历史、时空错乱中穿梭，这或许会令人不适。这种做法可以使我们避免过分认为，只有那些在历史上某一特定时间正式划归到巴黎版图的地方的历史才是巴黎的历史，如果那样做，我们对于蒙马特就只能把19世纪合并到巴黎以后的时代写进巴黎历史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么写有助于突出巴黎在历史上是如何扩展的。但这只能是想象，尽管这种想象可能是善意的、不可避免的。所以，本着同样的精神，在本书写作中，我用1860年以来才实行的巴黎行政区系统为不同时段的巴黎历史确认地理位置，这是一种不考虑其时间性的简捷方便的方式。当然，这种写法会有问题，例如，如果说巴黎圣母院在中世纪就位于巴黎第四区就是荒谬的了。但是，反过来说，这确实有助于读者通过地理来理解城市的历史——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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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巴黎的故事。从本书各个章节的顺序可以看出，我对巴黎历史的叙述是从开端一直写到未来。但是，我也寻求更多的表达方式，运用不同的手段，包括在每一章中利用一些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描写段落，以求达到对以往的回顾或对未来的展望的特写目标。这种特写可以使某个人、某机构或者某个纪念碑的历史跳出章节的框架，正如一些法国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追求一种跨时代的效果。[22]例如，埃菲尔铁塔的修建应该包括在第九章的时间范围内，但读者在阅读此书过程中就会发现，本书从头到尾多次提到它，埃菲尔铁塔的故事不仅为19世纪末的巴黎历史增辉，而且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巴黎历史添彩。再比如，第三章中有关蒙福孔特色的描写突出了蒙福孔这个中世纪放绞架的广场在巴黎很多时代的特殊形象，但是话题转到了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时期在那里建设“新瑞士风格”的肖蒙山丘公园（20世纪早期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对它进行了诗意的运用）。还有在第十一章中对冬季赛车场的描写，那里曾经创造了许多世界自行车赛的纪录，但是，在1943年犹太人被驱逐以前，那里曾经被用来安置犹太人，这就不能不使我考虑从墨洛温王朝到第五共和国时期巴黎犹太人的地位问题。在第六章中通过对女裁缝罗丝·贝尔坦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巴黎消费主义的出现，同时也可以思考巴黎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时装之都的全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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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那些特殊字体段落描写了巴黎那些从令人难忘的到被人遗忘的、从伟大的到卑微的各种现象，其范围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到普罗可布咖啡馆、大韦富尔餐厅或者公共小便池，都包括在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现象可能被认为是“记忆之场”，但是请记住：本书将尽最大可能集中描述那些被忘记的历史，有时是那些被人们故意忘记的历史，使它们像人们记忆中的和还在纪念的历史一样活灵活现。例如，第一章中描写的罗马竞技场就是巴黎伟大的非纪念性建筑之一，那里现在更多的是作为操场而不是历史遗址或观光胜地，因为巴黎人不认为那里值得注意，那里不够宏伟，在那里看不到巴黎历史神圣的景象。第二章中描写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可能会被记住，事实上，从中世纪开始，它在构建巴黎的地形和记忆方面就非常重要，但是它在地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第五章中描写的“圣迹区”被认为是17世纪有组织的乞讨者的巢穴，尽管路易十四的警察当局非常明确地对这些人采取了严厉的手段，但那里可能根本没有作为明确的地理空间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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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叙述可能与按照时间顺序的写法不符，但我想要用这种方法使本书对那复杂的叙述成为一个整体。我并不是想用这种方式或者另一种方式来穷尽巴黎史的写作，正如珀雷克曾经想要对圣叙尔皮斯广场彻底研究而又归于失败一样。我无法写的巴黎历史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多于我能够写的内容，但正如珀雷克所写的圣叙尔皮斯广场一样，我期望尽管有许多疏漏，本书都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赢得一个《米其林指南》那样的推荐：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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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 巴黎—卢特提亚（最早的时代—约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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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58年和360—361年的冬天逗留于卢特提亚的罗马皇帝尤利安曾经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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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卢特提亚是巴黎人民的首都。它是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周围有护城城墙，一些木桥将它与河的两岸连接在一起。塞纳河很少泛滥或干枯，通常，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河水都一样深浅。河水很少涨落，可以饮用。因为居民都住在岛上，他们必须从河里取水。那里的冬天也相当温和，这很可能是由于距离不超过900斯塔德的海洋的温暖，可能是海面上的微风吹到了这里……这里生长着一种很好的葡萄，一些人还种植一些无花果树，在冬天把它们覆盖起来……以抵御寒风的侵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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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对这座后来被叫作巴黎的城市历史最早、最长的文字描写。这种描写成为巴黎历史写作的一种方式：情感写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掌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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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历史的这个阶段，巴黎叫作卢特提亚。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现代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将其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恺撒也成为第一个把巴黎命名为卢特提亚的人（其他人称其为卢卡特西亚），以此来指称“巴黎（Parisii）部落的城市”。[24]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编年史学家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探索卢特提亚这个概念的来源。富有幻想色彩的是，有人把它与希腊语中的白色（leucos）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那里的居民面部白净，或者是因为那里的房屋外部是用白石灰粉刷的”，17世纪古文物学家安托万·德·蒙罗亚尔学究式地解释道。也可能像拉伯雷那更具有恶作剧色彩的想法，这是对“那座城市里妇女白净的腿”[25]的致敬。还有人将这个名字追溯到《荷马史诗》，据说当地的人都崇拜水手和水路的保护女神，她叫琉科忒亚。不那么神秘的是，有的学者将这个概念与凯尔特语中的luco或lugo联系在一起，意即“沼泽”；还有学者将其与拉丁语中的lutum联系在一起，意即“湿地”。我想，把卢特提亚与湿地联系在一起可能是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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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源学来看，“湿地”突出了巴黎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形容了巴黎早年的地理特征。尽管罗马皇帝尤利安对巴黎的描写是田园风格的，但是塞纳河在巴黎的地理位置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今塞纳河最宽的地方大约200米，而在当时塞纳河某些河段的宽度超过500米。冬季恶劣的气候使当地并不像尤利安所说的那样温和，寒冷的冬季经常使河流结冰，使桥梁面临被毁坏的危险，由此带来的食品供应的匮乏使巴黎面临饥饿的威胁。塞纳河不是很深，在它的两岸有广阔的沼泽地和湿地。河的左岸有一条叫海狸河的支流进入塞纳河，位置可能在今天巴黎第五区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附近。在遥远的过去，塞纳河的右岸有一段较低洼的地带使塞纳河水向北流向山丘地区的梅尼蒙当、贝尔维尔、蒙马特和沙约。但在公元前30000年左右那里就已经干枯了，塞纳河的河道改为现今的模样。但是，那里成为后来河水泛滥成灾的地方。在最好的情况下，塞纳河右岸的沼泽地带成为巴黎自卫的防范手段；在最坏的情况下，暴雨可以使已经不存在的河道重新激流滚滚。编年史学家图尔的格列高利曾经回忆公元582年发生的洪水中在今巴黎第十区圣洛朗教堂附近一艘船失事的历史。旧河道在1910年大洪水期间也曾经恢复过，当时的音乐爱好者甚至可以划着船去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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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特提亚，或高卢人统治下的巴黎。1705年地图，根据尤利乌斯·恺撒和斯特拉波的描述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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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土地、水和泥沼与巴黎城市历史的关联比起现代来说更具戏剧性。地理学家曾经有这样一句格言：“巴黎是塞纳河的礼物。”如果说这句话有其道理，那只能说塞纳河给巴黎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麻烦，这条河必须得到控制和掌握。这一点很明显，例如，西岱岛就是一个证据。它是塞纳河上的主要岛屿。恺撒曾经认为，西岱岛就是当地部落群体居住的主要地区。巴黎的地貌和历史都是围绕它展开的。该岛曾比现在低大约6米，所以洪水也频繁发生。事实上，该岛是塞纳河上众多岛屿中最重要的一个，面积曾经只有7至8公顷，而现在则有17公顷。在该岛的西边有三个小岛，位置就在今天的新桥后边。在中世纪，那里的河道淤塞，形成了岛的顶端。在该岛的东边有四个小岛，其中之一成为西岱岛的组成部分，两个在17世纪的时候被改造成后来的圣路易岛，剩余的那个叫作卢维耶的岛将会与右岸连接在一起，最迟在1843年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四区的莫兰大道。这样复杂的地貌定会导致在塞纳河上航行的困难，因此才有必要使用浅水拖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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